《三國志》裴注研究 胡寶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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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有清名。
遭母喪，服竟，又追行父服，凡在冢廬六年。
禮畢，隐居洛陽，不妄通賓客，非海内知名，不得相見。
又好遊俠，與張孟卓、何伯求、吳子卿、許子遠、武德瑜等皆為奔走之友。
不應辟命。
中常侍趙忠謂諸黃門曰：“袁本初坐作聲價，不應呼召而養死士，不知此兒欲何所為乎？”紹叔父隗聞之，責數紹曰：“汝且破我家！”紹于是乃起應大将軍之命。
範晔所增加的内容與裴注所增補的内容基本相同，都是來自《英雄記》。
類似的情形在《三國志》裴注與《後漢書》中屢有發生。
《三國志》卷6《董卓傳》注引《九州春秋》： 卓初入洛陽，步騎不過三千，自嫌兵少，不為遠近所服；率四五日，辄夜遣兵出四城門，明日陳旌鼓而入，宣言雲：“西兵複入至洛中”。
人不覺，謂卓兵不可勝數。
《後漢書》卷72《董卓傳》： 初，卓之入也，步騎不過三千，自嫌兵少，恐不為遠近所服，率四五日辄夜潛出軍近營，明旦乃大陳旌鼓而還，以為西兵複至，洛中無知者。
《三國志》卷6《袁術傳》注引《魏書》： 術歸帝号于紹曰：“漢之失天下久矣，天子提挈，政在家門，豪雄角逐，分裂疆宇，此與周之末年七國分勢無異，卒強者兼之耳。
加袁氏受命當王，符瑞炳然。
今君擁有四州，民戶百萬，以強則無與比大，論德則無與比高。
曹操欲扶衰拯弱，安能續絕命救已滅乎？”紹陰然之。
《後漢書》卷75《袁術傳》： （術）歸帝号于紹曰：“祿去漢室久矣，天子提挈，政在家門，豪雄角逐，分割疆宇，此與周末七國無異，唯強者兼之耳。
袁氏受命當王，符瑞炳然。
今君擁有四州，人戶百萬，以強則莫與争大，以位則無所比高。
曹操欲扶衰獎微，安能續絕運起已滅乎？謹歸大命，君其興之。
”紹陰然其計。
《三國志》卷6《劉表傳》注引《英雄記》： 州界群寇既盡，表乃開立學官，博求儒士，使綦母闿、宋忠等撰《五經章句》，謂之《後定》。
《後漢書》卷74下《劉表傳》： （表）遂起立學校，博求儒術，綦母闿、宋忠等撰立《五經章句》，謂之《後定》。
按此，裴松之、範晔都注意到了《三國志》以外的衆多曆史記載，不同之處隻是在于裴松之補充史實的辦法是将其拿來為《三國志》作注，而範晔則将其徑直寫進了史傳正文。
中華書局标點本《三國志》“出版說明”的撰寫者早已注意到了此點。
作者取陳壽、範晔兩書中篇目相同的十六篇列傳比較，發現“範書比陳書篇幅增多約一倍，那些多出來的材料，大多是和裴注相同的。
”或許限于體例，作者未能進一步分析産生這一現象的原因，而此點正是本文最感興趣之處。
《隋書》卷58《魏澹傳》載魏澹所作《魏書》義例。
其中引用了範晔的一段話： 範晔雲：“《春秋》者，文既總略，好失事形，今之拟作，所以為短。
紀傳者，史、班之所變也，網羅一代，事義周悉，适之後學，此焉為優，故繼而述之。
” 這裡，範晔的态度是明确的。
他反對《春秋》體，是因為這種體裁“文既總略，好失事形”；他贊成紀傳體，是因為這種體裁“網羅一代”，“事義周悉”。
範晔的這段評論不見于南朝史籍，而出于北方人魏澹之口，給人以傳聞的感覺。
但聯系上述《後漢書》與《三國志》裴注的比較，魏澹所說應該是可信的。
範晔對史料的處理方式雖然與裴松之不同，但所追求的也是曆史事實的豐富。
在這一點上他們是沒有區别的。
追求義理還是追求曆史事實的豐富，這是經學與史學的根本區别之處。
孟子說：“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晉之《乘》，楚之《梼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
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31]義即義理，這是孔子改編《魯春秋》的根本目的，所以司馬遷說孔子所做的工作的是“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32]又說：“《春秋》以道義。
”[33]至于選擇以《春秋》來“道義”，則是因為“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于行事之深切著名也。
”[34]這樣一來，在經學的範疇内，曆史就隻是成了“道義”的工具。
而從史的角度講，如實地記錄曆史事實才應該是第一位的。
範晔說春秋體“文既總略，好失事形”就是從史學的立場上對《春秋》所作的批判。
在經學昌盛的漢代，如此議論《春秋》是不可能的。
裴松之、範晔以後，篇幅較大的史書屢屢可見，如沈約《宋書》多達一百卷。
劉知幾就此批評說：“近者宋氏，年唯五紀，地止江淮，書滿百篇，号為繁富”，[35]梁、陳兩朝時代不長，但據《隋志》載，謝吳所撰《梁書》竟達一百卷。
陳代顧野王所撰“《國史紀傳》二百卷，未就而卒。
”[36]現存的《南齊書》六十卷、《梁書》五十六卷、《陳書》三十六卷，篇幅雖然遠不能與謝、顧二書相比，但若與《三國志》相比，仍然不算短。
就時間而論，三國曆時六十年，齊曆時二十三年，梁曆時五十五年，陳曆時三十二年。
三國時間最長。
就卷數而論，《三國志》總卷數雖說是六十五卷，但魏、蜀、吳三書原本是各自單行的。
若分開計算的話，《魏書》隻有三十卷，《蜀書》隻有十五卷，《吳書》隻有二十卷，篇幅比齊、梁、陳三書短得多。
[37] 我們也注意到南朝仍有删減史書的事例。
梁豫章内史張緬撰《晉書鈔》三十卷，阮孝緒撰《正史削繁》九十四卷。
裴子野删沈約《宋書》為編年體《宋略》，該書隻有二十卷。
但從總的方面看，删減史書在南朝不占主流。
象晉人那樣推崇簡略的話在南朝幾乎見不到。
在這個問題上，我們所關注的不在于舊傳統的延續，而在于究竟出現了哪些新的現象。
劉知幾在《史通·書事篇》中說：“大抵近代史筆，叙事為煩。
”劉氏距離南朝不遠，當時著作基本可以看到，他的概括應該是有根據的。
隻是他還不能理解這種現象乃是經學對史學影響逐漸衰退後的自然結果，他也不能理解裴注的出現其實也是基于同樣的原因。
三、裴注以後的注釋 李慈銘說：“裴松之注博采異聞，而多所折衷，在諸史注中為最善，注家亦絕少此體。
”[38]他的認識是正确的。
裴注以後，盡管還出現了若幹家類似的注釋，但從總體上看，更多的注釋家還是繼續采取名物訓诂的舊式方法。
最明顯的一個例子就是裴松之的兒子裴骃。
《宋書》卷64《裴松之傳附裴骃傳》：“子骃，南中郎參軍。
松之所着文論及《晉紀》，骃注司馬遷《史記》，并行于世。
”裴骃承父業，以注釋《史記》而留名。
不過，裴骃集解《史記》，完全看不到其父的影響。
張守節說：“裴骃采九經諸史并《漢書音義》及衆書之目而解《史記》”。
[39]王鳴盛說：“世家自陳涉以下，列傳自張耳、陳餘以下，裴于徐廣舊注外但襲取服虔《漢書注》、晉灼、臣瓒及蔡谟《漢書音義》，裴所自為者十無一二。
”[40]裴骃以後的注釋家注意力仍在《漢書》，“梁時，明《漢書》有劉顯、韋棱，陳時有姚察，隋代有包恺、蕭該，并為名家。
《史記》傳者甚微。
”[41]一直到唐初的顔師古，這些注釋家在注釋《漢書》時，都是采用的裴注以前的那種舊方法。
既然經學影響逐漸衰退，何以經學式的注釋方法卻又死灰複燃？ 通觀前後，可以發現裴注一類注釋家所注釋的史書，記載範圍基本都不出東漢到東晉這一時段。
王規所注《續漢書》、劉昭所注《後漢書》，記載的是東漢的曆史，裴松之所注《三國志》“事關漢、晉。
首尾所涉，出入百載。
”[42]劉昭伯父劉肜所注《晉紀》記載了西晉一代的曆史。
北魏宋繪所注王隐《晉書》、何法盛《晉中興書》包括了西晉、東晉兩個時期。
劉孝标所注《世說新語》涉及的時期則正好是從東漢到東晉。
這是為什麼呢？我們知道，裴注的特點是以多家史書注釋一家之書。
這就意味着若要采用裴注的方法必需有衆多的相關史書可以用來參考。
漢末魏晉以來，這個條件是充分具備了。
據《隋書·經籍志》載，有關漢晉時期的著作很多，雜史類有《漢靈、獻二帝紀》、《山陽公載記》、《漢末英雄記》、《魏武本紀》、《魏尚書》、《魏晉世語》、《魏末傳》、《呂布本事》、《晉諸公贊》、《晉後略記》、《典略》等。
雜傳類書更多，如《三輔決錄》、《海内先賢傳》、《陳留耆舊傳》、《正始名士傳》、《範氏家傳》等。
據逯耀東先生統計，有關此時期的雜傳多達493種。
[43]雜傳以外，漢晉人所着有關這一時期的紀傳體、編年體史書也非常多。
關于東漢曆史，紀傳體有：吳謝承《後漢書》、晉薛瑩《後漢記》、晉司馬彪《續漢書》、晉華峤《漢後書》、晉謝沉《後漢書》、晉張瑩《後漢南記》、晉袁山松《後漢書》。
編年體有：晉袁晔《獻帝春秋》、晉袁宏《後漢紀》、晉張璠《後漢紀》。
關于晉朝的史書，紀傳體有：晉王隐《晉書》、晉虞預《晉書》、晉朱鳳《晉書》。
編年體有：晉陸機《晉紀》、晉幹寶《晉紀》、晉曹嘉之《晉紀》、晉習鑿齒《漢晉陽秋》、晉鄧粲《晉紀》、晉孫盛《晉陽
遭母喪，服竟，又追行父服，凡在冢廬六年。
禮畢，隐居洛陽，不妄通賓客，非海内知名，不得相見。
又好遊俠，與張孟卓、何伯求、吳子卿、許子遠、武德瑜等皆為奔走之友。
不應辟命。
中常侍趙忠謂諸黃門曰：“袁本初坐作聲價，不應呼召而養死士，不知此兒欲何所為乎？”紹叔父隗聞之，責數紹曰：“汝且破我家！”紹于是乃起應大将軍之命。
範晔所增加的内容與裴注所增補的内容基本相同，都是來自《英雄記》。
類似的情形在《三國志》裴注與《後漢書》中屢有發生。
《三國志》卷6《董卓傳》注引《九州春秋》： 卓初入洛陽，步騎不過三千，自嫌兵少，不為遠近所服；率四五日，辄夜遣兵出四城門，明日陳旌鼓而入，宣言雲：“西兵複入至洛中”。
人不覺，謂卓兵不可勝數。
《後漢書》卷72《董卓傳》： 初，卓之入也，步騎不過三千，自嫌兵少，恐不為遠近所服，率四五日辄夜潛出軍近營，明旦乃大陳旌鼓而還，以為西兵複至，洛中無知者。
《三國志》卷6《袁術傳》注引《魏書》： 術歸帝号于紹曰：“漢之失天下久矣，天子提挈，政在家門，豪雄角逐，分裂疆宇，此與周之末年七國分勢無異，卒強者兼之耳。
加袁氏受命當王，符瑞炳然。
今君擁有四州，民戶百萬，以強則無與比大，論德則無與比高。
曹操欲扶衰拯弱，安能續絕命救已滅乎？”紹陰然之。
《後漢書》卷75《袁術傳》： （術）歸帝号于紹曰：“祿去漢室久矣，天子提挈，政在家門，豪雄角逐，分割疆宇，此與周末七國無異，唯強者兼之耳。
袁氏受命當王，符瑞炳然。
今君擁有四州，人戶百萬，以強則莫與争大，以位則無所比高。
曹操欲扶衰獎微，安能續絕運起已滅乎？謹歸大命，君其興之。
”紹陰然其計。
《三國志》卷6《劉表傳》注引《英雄記》： 州界群寇既盡，表乃開立學官，博求儒士，使綦母闿、宋忠等撰《五經章句》，謂之《後定》。
《後漢書》卷74下《劉表傳》： （表）遂起立學校，博求儒術，綦母闿、宋忠等撰立《五經章句》，謂之《後定》。
按此，裴松之、範晔都注意到了《三國志》以外的衆多曆史記載，不同之處隻是在于裴松之補充史實的辦法是将其拿來為《三國志》作注，而範晔則将其徑直寫進了史傳正文。
中華書局标點本《三國志》“出版說明”的撰寫者早已注意到了此點。
作者取陳壽、範晔兩書中篇目相同的十六篇列傳比較，發現“範書比陳書篇幅增多約一倍，那些多出來的材料，大多是和裴注相同的。
”或許限于體例，作者未能進一步分析産生這一現象的原因，而此點正是本文最感興趣之處。
《隋書》卷58《魏澹傳》載魏澹所作《魏書》義例。
其中引用了範晔的一段話： 範晔雲：“《春秋》者，文既總略，好失事形，今之拟作，所以為短。
紀傳者，史、班之所變也，網羅一代，事義周悉，适之後學，此焉為優，故繼而述之。
” 這裡，範晔的态度是明确的。
他反對《春秋》體，是因為這種體裁“文既總略，好失事形”；他贊成紀傳體，是因為這種體裁“網羅一代”，“事義周悉”。
範晔的這段評論不見于南朝史籍，而出于北方人魏澹之口，給人以傳聞的感覺。
但聯系上述《後漢書》與《三國志》裴注的比較，魏澹所說應該是可信的。
範晔對史料的處理方式雖然與裴松之不同，但所追求的也是曆史事實的豐富。
在這一點上他們是沒有區别的。
追求義理還是追求曆史事實的豐富，這是經學與史學的根本區别之處。
孟子說：“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晉之《乘》，楚之《梼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
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31]義即義理，這是孔子改編《魯春秋》的根本目的，所以司馬遷說孔子所做的工作的是“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32]又說：“《春秋》以道義。
”[33]至于選擇以《春秋》來“道義”，則是因為“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于行事之深切著名也。
”[34]這樣一來，在經學的範疇内，曆史就隻是成了“道義”的工具。
而從史的角度講，如實地記錄曆史事實才應該是第一位的。
範晔說春秋體“文既總略，好失事形”就是從史學的立場上對《春秋》所作的批判。
在經學昌盛的漢代，如此議論《春秋》是不可能的。
裴松之、範晔以後，篇幅較大的史書屢屢可見，如沈約《宋書》多達一百卷。
劉知幾就此批評說：“近者宋氏，年唯五紀，地止江淮，書滿百篇，号為繁富”，[35]梁、陳兩朝時代不長，但據《隋志》載，謝吳所撰《梁書》竟達一百卷。
陳代顧野王所撰“《國史紀傳》二百卷，未就而卒。
”[36]現存的《南齊書》六十卷、《梁書》五十六卷、《陳書》三十六卷，篇幅雖然遠不能與謝、顧二書相比，但若與《三國志》相比，仍然不算短。
就時間而論，三國曆時六十年，齊曆時二十三年，梁曆時五十五年，陳曆時三十二年。
三國時間最長。
就卷數而論，《三國志》總卷數雖說是六十五卷，但魏、蜀、吳三書原本是各自單行的。
若分開計算的話，《魏書》隻有三十卷，《蜀書》隻有十五卷，《吳書》隻有二十卷，篇幅比齊、梁、陳三書短得多。
[37] 我們也注意到南朝仍有删減史書的事例。
梁豫章内史張緬撰《晉書鈔》三十卷，阮孝緒撰《正史削繁》九十四卷。
裴子野删沈約《宋書》為編年體《宋略》，該書隻有二十卷。
但從總的方面看，删減史書在南朝不占主流。
象晉人那樣推崇簡略的話在南朝幾乎見不到。
在這個問題上，我們所關注的不在于舊傳統的延續，而在于究竟出現了哪些新的現象。
劉知幾在《史通·書事篇》中說：“大抵近代史筆，叙事為煩。
”劉氏距離南朝不遠，當時著作基本可以看到，他的概括應該是有根據的。
隻是他還不能理解這種現象乃是經學對史學影響逐漸衰退後的自然結果，他也不能理解裴注的出現其實也是基于同樣的原因。
三、裴注以後的注釋 李慈銘說：“裴松之注博采異聞，而多所折衷，在諸史注中為最善，注家亦絕少此體。
”[38]他的認識是正确的。
裴注以後，盡管還出現了若幹家類似的注釋，但從總體上看，更多的注釋家還是繼續采取名物訓诂的舊式方法。
最明顯的一個例子就是裴松之的兒子裴骃。
《宋書》卷64《裴松之傳附裴骃傳》：“子骃，南中郎參軍。
松之所着文論及《晉紀》，骃注司馬遷《史記》，并行于世。
”裴骃承父業，以注釋《史記》而留名。
不過，裴骃集解《史記》，完全看不到其父的影響。
張守節說：“裴骃采九經諸史并《漢書音義》及衆書之目而解《史記》”。
[39]王鳴盛說：“世家自陳涉以下，列傳自張耳、陳餘以下，裴于徐廣舊注外但襲取服虔《漢書注》、晉灼、臣瓒及蔡谟《漢書音義》，裴所自為者十無一二。
”[40]裴骃以後的注釋家注意力仍在《漢書》，“梁時，明《漢書》有劉顯、韋棱，陳時有姚察，隋代有包恺、蕭該，并為名家。
《史記》傳者甚微。
”[41]一直到唐初的顔師古，這些注釋家在注釋《漢書》時，都是采用的裴注以前的那種舊方法。
既然經學影響逐漸衰退，何以經學式的注釋方法卻又死灰複燃？ 通觀前後，可以發現裴注一類注釋家所注釋的史書，記載範圍基本都不出東漢到東晉這一時段。
王規所注《續漢書》、劉昭所注《後漢書》，記載的是東漢的曆史，裴松之所注《三國志》“事關漢、晉。
首尾所涉，出入百載。
”[42]劉昭伯父劉肜所注《晉紀》記載了西晉一代的曆史。
北魏宋繪所注王隐《晉書》、何法盛《晉中興書》包括了西晉、東晉兩個時期。
劉孝标所注《世說新語》涉及的時期則正好是從東漢到東晉。
這是為什麼呢？我們知道，裴注的特點是以多家史書注釋一家之書。
這就意味着若要采用裴注的方法必需有衆多的相關史書可以用來參考。
漢末魏晉以來，這個條件是充分具備了。
據《隋書·經籍志》載，有關漢晉時期的著作很多，雜史類有《漢靈、獻二帝紀》、《山陽公載記》、《漢末英雄記》、《魏武本紀》、《魏尚書》、《魏晉世語》、《魏末傳》、《呂布本事》、《晉諸公贊》、《晉後略記》、《典略》等。
雜傳類書更多，如《三輔決錄》、《海内先賢傳》、《陳留耆舊傳》、《正始名士傳》、《範氏家傳》等。
據逯耀東先生統計，有關此時期的雜傳多達493種。
[43]雜傳以外，漢晉人所着有關這一時期的紀傳體、編年體史書也非常多。
關于東漢曆史，紀傳體有：吳謝承《後漢書》、晉薛瑩《後漢記》、晉司馬彪《續漢書》、晉華峤《漢後書》、晉謝沉《後漢書》、晉張瑩《後漢南記》、晉袁山松《後漢書》。
編年體有：晉袁晔《獻帝春秋》、晉袁宏《後漢紀》、晉張璠《後漢紀》。
關于晉朝的史書，紀傳體有：晉王隐《晉書》、晉虞預《晉書》、晉朱鳳《晉書》。
編年體有：晉陸機《晉紀》、晉幹寶《晉紀》、晉曹嘉之《晉紀》、晉習鑿齒《漢晉陽秋》、晉鄧粲《晉紀》、晉孫盛《晉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