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志》裴注研究 胡寶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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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
關于漢晉之間曆史，紀傳體有晉王沈《魏書》、吳韋昭《吳書》、晉環濟《吳紀》、晉張勃《吳錄》、晉陳壽《三國志》。
編年體有晉孫盛《魏氏春秋》、晉陰澹《魏紀》、晉孔衍《漢魏春秋》。
《隋志》雜史類稱：“靈、獻之世，天下大亂，史官失其常守。
博達之士，愍其廢絕，各記聞見，以備遺亡。
是後群才景慕，作者甚衆。
”這段文字雖是針對雜史而說的，其實也适用于其它類别的史書。
天下大亂後，國家對史書的修撰失去了有效的控制，私人紛紛撰史。
如魚豢《魏略》、陳壽《三國志》、司馬彪《續漢書》、華峤《漢後書》、王隐《晉書》以及衆多的雜史、雜傳等都屬此類。
這是漢晉時期史書數量激增的主要原因。
史書數量在漢晉時期激增，而采取裴注方法的注釋家所注釋的史書所涉及的時段又恰好在這一時期内。
這使我們有理由相信，衆多史書的存在是裴注得以實現的條件。
一旦這個條件不具備，裴注也就難以為繼了。
裴骃在《史記集解序》中說：“采經傳百家并先儒之說，豫是有益，悉皆抄内。
删其遊辭，取其要實，或義在可疑，則數家并列。
”按此，裴骃似乎也有繼承父志的意向，但事實上卻無法做到。
這是因為注釋《史記》時，他很難找到可以補充的材料。
《漢書·藝文志》春秋類下所附載的《太史公書》以前的史書隻有《國語》、《新國語》、《世本》、《戰國策》、《奏事》、《楚漢春秋》寥寥數種，而這些書已基本為司馬遷所采用。
同樣的困難在南齊陸澄的《漢書》注中也存在。
陸澄注今天已經看不到了，劉知幾将其歸入裴注一類：“陸澄所注班史，多引司馬遷之書，若此缺一言，彼增半句，皆操摘成注，标為異說，有昏耳目，難為披覽。
”[44]劉氏批評不無道理，但陸澄實出無奈，因為記載西漢曆史的書主要就隻有這兩部，他一定要采取裴注的方式注《漢書》，隻能是這個結果。
錢大昭《三國志辨疑·自序》：“嘗怪服虔、應劭之于《漢書》，裴骃，徐廣之于《史記》，稗官載記碑刻尚多，不能彙而通之，巧異質疑，而徒戋戋于訓诂，豈若世期之博引載籍，增廣異聞，是是非非，使天下後世讀者昭然共見乎！”錢氏認為漢末服虔、應劭以來，“稗官載記碑刻尚多”，恐怕隻能理解為他個人的推測。
若真是如此，陸澄是不會不加以利用的。
與此相關的還有劉昭的例子。
王先謙《後漢書集解》述略： 劉昭補注，《梁書》本傳亦曰集注者，謂專集後漢同異以為注也。
《史通》譏其言盡非要，事皆不急。
或未免過甚其辭。
然必隸事為多而略于訓诂矣。
今觀所注八志，遍及經傳前史，反多主解釋文字，證明故實，初非專采後漢同異。
當由衆家後漢馬彪而外，措意于志者本自無多，而又阨于永嘉，如華典雖成，旋已不可複識，故無幾同異可舉，注體亦因之少變。
按王先謙說，劉昭注《後漢書》，本來是要采取裴注的方式，即所謂“專集後漢同異以為注”，但是涉及到《續漢書》的八志，因缺乏其它書可參考，不得不回到“解釋文字，證明故實”的老路。
書之多寡制約着劉昭注釋的體裁。
王氏推測極有見地，遺憾的是，他的這一認識僅局限在對劉昭補注的分析中，而未能将其與裴注的特征聯系起來考慮，可謂失之交臂。
如本文開始所引，對裴注持肯定态度的研究者大都認為其貢獻在于保存了衆多史料。
這當然是正确的。
但是他們往往忽略了一個相反的方面，即從根本上講，也正是因為有衆多史書的存在才使得裴注成為可能。
綜合全文，可以得出如下結論：第一，東漢以來，受經學簡化風氣的影響，史學領域中也出現了崇尚簡約的潮流。
在這個背景下，産生了内容簡略的《三國志》。
随着經學對史學影響的逐漸弱化，史家對曆史事實表現出更多的關注。
在這個背景下，裴注應運而生。
第二，根據本文第一節的論述，我們知道兩晉時期以經學的注釋方式批注《漢書》的學者逐漸有所減少；根據第三節的介紹，我們又知道兩晉以來着史的風氣頗為盛行。
這兩個方面結合起來，說明兩晉時期的史學實現了從以注釋為主向以撰寫為主的轉變。
在撰寫重于注釋的階段，衆多史學著作紛紛問世，從而為裴注這一新的注釋方法的實現提供了可能。
第三，裴注以前着重于名物訓诂的注釋方法固然表現出了經學對史學的影響，但裴注以後此類注釋的再度盛行卻并不意味着經學影響的卷土重來。
現象的重複不等于本質的重複。
它隻不過說明裴注的存在需要特殊的條件；它還說明經學式的注釋方法對史學也并非沒有意義。
畢竟增補曆史事實和準确地理解曆史事實都是不可或缺的。
-------------------------------------- [1]顧炎武：《日知錄》卷27“《漢書》注”。
[2]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卷7“《漢書》叙例”。
[3]沉家本：《三國志注所引書目》。
[4]侯康：《三國志補注續》自叙。
[5]楊翼骧：《裴松之》，載《中國史學家評傳》上冊。
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6]《史通·補注篇》。
[7]侯康：《三國志補注續》自叙 [8]《史通·補注篇》 [9]章學誠：《文史通義·言公》中。
[10]陳文載《金明館叢稿初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11]陳文載《金明館叢稿》二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12]周文載《魏晉南北朝史論集續編》，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
[13]錢大昭：《三國志辨疑》自序。
[14]逯耀東：《裴松之與〈三國志注〉》，載氏着《魏晉史學思想與社會基礎》，東大圖書公司1999年版。
[15]逯耀東：《魏晉史學思想與社會基礎》導言。
[16]中華書局标點本《三國志》出版說明。
[17]《三國志人名索引》附錄《三國志》裴注引書索引：“本書不着撰人姓名，按《隋書·經籍志記載王粲撰《漢末英雄記》，未識是否即本書所引者。
”按兩書當為一書。
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引《四庫傳記類存目》雲：“《漢末英雄記》一卷。
舊題魏王粲撰。
案粲卒于建安中。
其時黃星雖兆，玉步未更，不應名書以‘漢末’，似後人之所追題。
”姚氏說：“然考粲從軍詩中已稱曹操為聖君，則俨以魏為新朝。
此名不足怪矣。
《隋志》着錄作八卷。
注雲‘殘缺’。
其本久佚，此本乃王世貞雜抄諸書成之。
凡四十四人。
大抵取于《三國志》注為多。
”按存目意見，“漢末”二字乃後人追題。
姚振宗雖不同意《存目》作者對書名的解釋，但也不否認《三國志》裴注中所引《英雄記》就是《漢末英雄記》。
[18]楊翼骧：《裴松之》，載《中國史學家評傳》上。
[19]錢大昕：《經籍纂诂序》。
[20]餘英時先生在《漢晉之際士之新自覺與新思潮》（載《士與中國文化》）一文中已經注意到了經學中出現的删減風氣。
為了配合其“士之新自覺”之說，餘氏較強調此風興起于東漢中期以後。
由本文上引諸材料看，删減絕非始于東漢中期以後。
[21]蒙文通：《中國史學史》七史體之發達，載氏着《經史抉原》，巴蜀書社1995年版。
[22]《隋書·經籍志》史部。
[23]《晉書》卷47《傅玄傳》。
[24]餘嘉錫《目錄學發微》卷2目錄體制一篇目：“……及缣帛盛行，易篇為卷，一幅所容，與簡篇約略相當。
故多以一篇為一卷。
” [25]《史通·仿真篇》 [26]《文心雕龍·史傳篇》 [27]《晉書》卷82《幹寶傳》 [28]沉家本：《續漢書八志注所引書目》序。
[29]餘嘉錫：《世說新語箋疏》載周祖谟《前言》。
[30]《北齊書》卷20《宋顯傳》。
中華書局标點本本卷校勘記：“這裡疑有脫文，當雲‘注王隐《晉書》及何法盛《晉中興書》’，如求減省，也可作‘注王隐及何法盛書’。
今上舉王隐而無書名，下舉書名，又不出何法盛姓名，又‘中興書’上無‘晉’字，都不妥。
” [31]《孟子·離婁下》。
[32]《史記·十二諸侯年表》。
[33]《史記》卷130《太史公自序》。
[34]同上。
[35]《史通·書志篇》。
[36]《陳書》卷30《顧野王傳》。
[37]《梁書》、《陳書》作于唐初，但撰者姚思廉原屬南朝系統，故在此一并讨論。
[38]李慈銘：《三國志劄記》。
[39]《史記集解序》張守節正義。
[40]《十七史商榷》卷1“裴注下半部簡略”。
[41]《隋書》卷33《經籍志》二。
[42]裴松之上《三國志》注表。
[43]參逯耀東《〈隋書·經籍志·史部〉及其雜傳類的分析》，載氏着《魏晉史學的思想與社會基礎》，東大圖書公司1999年出版。
[44]《史通·補注篇》。
關于漢晉之間曆史，紀傳體有晉王沈《魏書》、吳韋昭《吳書》、晉環濟《吳紀》、晉張勃《吳錄》、晉陳壽《三國志》。
編年體有晉孫盛《魏氏春秋》、晉陰澹《魏紀》、晉孔衍《漢魏春秋》。
《隋志》雜史類稱：“靈、獻之世，天下大亂，史官失其常守。
博達之士，愍其廢絕，各記聞見，以備遺亡。
是後群才景慕，作者甚衆。
”這段文字雖是針對雜史而說的，其實也适用于其它類别的史書。
天下大亂後，國家對史書的修撰失去了有效的控制，私人紛紛撰史。
如魚豢《魏略》、陳壽《三國志》、司馬彪《續漢書》、華峤《漢後書》、王隐《晉書》以及衆多的雜史、雜傳等都屬此類。
這是漢晉時期史書數量激增的主要原因。
史書數量在漢晉時期激增，而采取裴注方法的注釋家所注釋的史書所涉及的時段又恰好在這一時期内。
這使我們有理由相信，衆多史書的存在是裴注得以實現的條件。
一旦這個條件不具備，裴注也就難以為繼了。
裴骃在《史記集解序》中說：“采經傳百家并先儒之說，豫是有益，悉皆抄内。
删其遊辭，取其要實，或義在可疑，則數家并列。
”按此，裴骃似乎也有繼承父志的意向，但事實上卻無法做到。
這是因為注釋《史記》時，他很難找到可以補充的材料。
《漢書·藝文志》春秋類下所附載的《太史公書》以前的史書隻有《國語》、《新國語》、《世本》、《戰國策》、《奏事》、《楚漢春秋》寥寥數種，而這些書已基本為司馬遷所采用。
同樣的困難在南齊陸澄的《漢書》注中也存在。
陸澄注今天已經看不到了，劉知幾将其歸入裴注一類：“陸澄所注班史，多引司馬遷之書，若此缺一言，彼增半句，皆操摘成注，标為異說，有昏耳目，難為披覽。
”[44]劉氏批評不無道理，但陸澄實出無奈，因為記載西漢曆史的書主要就隻有這兩部，他一定要采取裴注的方式注《漢書》，隻能是這個結果。
錢大昭《三國志辨疑·自序》：“嘗怪服虔、應劭之于《漢書》，裴骃，徐廣之于《史記》，稗官載記碑刻尚多，不能彙而通之，巧異質疑，而徒戋戋于訓诂，豈若世期之博引載籍，增廣異聞，是是非非，使天下後世讀者昭然共見乎！”錢氏認為漢末服虔、應劭以來，“稗官載記碑刻尚多”，恐怕隻能理解為他個人的推測。
若真是如此，陸澄是不會不加以利用的。
與此相關的還有劉昭的例子。
王先謙《後漢書集解》述略： 劉昭補注，《梁書》本傳亦曰集注者，謂專集後漢同異以為注也。
《史通》譏其言盡非要，事皆不急。
或未免過甚其辭。
然必隸事為多而略于訓诂矣。
今觀所注八志，遍及經傳前史，反多主解釋文字，證明故實，初非專采後漢同異。
當由衆家後漢馬彪而外，措意于志者本自無多，而又阨于永嘉，如華典雖成，旋已不可複識，故無幾同異可舉，注體亦因之少變。
按王先謙說，劉昭注《後漢書》，本來是要采取裴注的方式，即所謂“專集後漢同異以為注”，但是涉及到《續漢書》的八志，因缺乏其它書可參考，不得不回到“解釋文字，證明故實”的老路。
書之多寡制約着劉昭注釋的體裁。
王氏推測極有見地，遺憾的是，他的這一認識僅局限在對劉昭補注的分析中，而未能将其與裴注的特征聯系起來考慮，可謂失之交臂。
如本文開始所引，對裴注持肯定态度的研究者大都認為其貢獻在于保存了衆多史料。
這當然是正确的。
但是他們往往忽略了一個相反的方面，即從根本上講，也正是因為有衆多史書的存在才使得裴注成為可能。
綜合全文，可以得出如下結論：第一，東漢以來，受經學簡化風氣的影響，史學領域中也出現了崇尚簡約的潮流。
在這個背景下，産生了内容簡略的《三國志》。
随着經學對史學影響的逐漸弱化，史家對曆史事實表現出更多的關注。
在這個背景下，裴注應運而生。
第二，根據本文第一節的論述，我們知道兩晉時期以經學的注釋方式批注《漢書》的學者逐漸有所減少；根據第三節的介紹，我們又知道兩晉以來着史的風氣頗為盛行。
這兩個方面結合起來，說明兩晉時期的史學實現了從以注釋為主向以撰寫為主的轉變。
在撰寫重于注釋的階段，衆多史學著作紛紛問世，從而為裴注這一新的注釋方法的實現提供了可能。
第三，裴注以前着重于名物訓诂的注釋方法固然表現出了經學對史學的影響，但裴注以後此類注釋的再度盛行卻并不意味着經學影響的卷土重來。
現象的重複不等于本質的重複。
它隻不過說明裴注的存在需要特殊的條件；它還說明經學式的注釋方法對史學也并非沒有意義。
畢竟增補曆史事實和準确地理解曆史事實都是不可或缺的。
-------------------------------------- [1]顧炎武：《日知錄》卷27“《漢書》注”。
[2]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卷7“《漢書》叙例”。
[3]沉家本：《三國志注所引書目》。
[4]侯康：《三國志補注續》自叙。
[5]楊翼骧：《裴松之》，載《中國史學家評傳》上冊。
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6]《史通·補注篇》。
[7]侯康：《三國志補注續》自叙 [8]《史通·補注篇》 [9]章學誠：《文史通義·言公》中。
[10]陳文載《金明館叢稿初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11]陳文載《金明館叢稿》二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12]周文載《魏晉南北朝史論集續編》，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
[13]錢大昭：《三國志辨疑》自序。
[14]逯耀東：《裴松之與〈三國志注〉》，載氏着《魏晉史學思想與社會基礎》，東大圖書公司1999年版。
[15]逯耀東：《魏晉史學思想與社會基礎》導言。
[16]中華書局标點本《三國志》出版說明。
[17]《三國志人名索引》附錄《三國志》裴注引書索引：“本書不着撰人姓名，按《隋書·經籍志記載王粲撰《漢末英雄記》，未識是否即本書所引者。
”按兩書當為一書。
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引《四庫傳記類存目》雲：“《漢末英雄記》一卷。
舊題魏王粲撰。
案粲卒于建安中。
其時黃星雖兆，玉步未更，不應名書以‘漢末’，似後人之所追題。
”姚氏說：“然考粲從軍詩中已稱曹操為聖君，則俨以魏為新朝。
此名不足怪矣。
《隋志》着錄作八卷。
注雲‘殘缺’。
其本久佚，此本乃王世貞雜抄諸書成之。
凡四十四人。
大抵取于《三國志》注為多。
”按存目意見，“漢末”二字乃後人追題。
姚振宗雖不同意《存目》作者對書名的解釋，但也不否認《三國志》裴注中所引《英雄記》就是《漢末英雄記》。
[18]楊翼骧：《裴松之》，載《中國史學家評傳》上。
[19]錢大昕：《經籍纂诂序》。
[20]餘英時先生在《漢晉之際士之新自覺與新思潮》（載《士與中國文化》）一文中已經注意到了經學中出現的删減風氣。
為了配合其“士之新自覺”之說，餘氏較強調此風興起于東漢中期以後。
由本文上引諸材料看，删減絕非始于東漢中期以後。
[21]蒙文通：《中國史學史》七史體之發達，載氏着《經史抉原》，巴蜀書社1995年版。
[22]《隋書·經籍志》史部。
[23]《晉書》卷47《傅玄傳》。
[24]餘嘉錫《目錄學發微》卷2目錄體制一篇目：“……及缣帛盛行，易篇為卷，一幅所容，與簡篇約略相當。
故多以一篇為一卷。
” [25]《史通·仿真篇》 [26]《文心雕龍·史傳篇》 [27]《晉書》卷82《幹寶傳》 [28]沉家本：《續漢書八志注所引書目》序。
[29]餘嘉錫：《世說新語箋疏》載周祖谟《前言》。
[30]《北齊書》卷20《宋顯傳》。
中華書局标點本本卷校勘記：“這裡疑有脫文，當雲‘注王隐《晉書》及何法盛《晉中興書》’，如求減省，也可作‘注王隐及何法盛書’。
今上舉王隐而無書名，下舉書名，又不出何法盛姓名，又‘中興書’上無‘晉’字，都不妥。
” [31]《孟子·離婁下》。
[32]《史記·十二諸侯年表》。
[33]《史記》卷130《太史公自序》。
[34]同上。
[35]《史通·書志篇》。
[36]《陳書》卷30《顧野王傳》。
[37]《梁書》、《陳書》作于唐初，但撰者姚思廉原屬南朝系統，故在此一并讨論。
[38]李慈銘：《三國志劄記》。
[39]《史記集解序》張守節正義。
[40]《十七史商榷》卷1“裴注下半部簡略”。
[41]《隋書》卷33《經籍志》二。
[42]裴松之上《三國志》注表。
[43]參逯耀東《〈隋書·經籍志·史部〉及其雜傳類的分析》，載氏着《魏晉史學的思想與社會基礎》，東大圖書公司1999年出版。
[44]《史通·補注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