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附與獨立——試論《三國演義》中諸葛亮的雙重文化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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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劉備與其說是在表現劉備的求賢若渴，不如說是在表現諸葛亮的超逸絕倫與其說是在表現諸葛亮的超逸絕倫，不如說是諸葛亮在自高身價與其說是諸葛亮在自高身價，不如說是在表現和傳遞他獨立不移的精神特質。
對此，毛宗崗在該回回評中說:“此篇極寫孔明，而篇中卻無孔明。
……孔明雖未得一遇，而見孔明之居，則極其幽雅見孔明之童，則極其古淡見孔明之友，則極其高超見孔明之弟，則極其俊妙不待接席言歡，而孔明之為孔明，于此領略過半矣。
”應該說，這個顧請之難，正是日後劉備尊重、信任諸葛亮，從而心甘情願地賦予他重權的基礎，也是君臣之間最終能夠建立魚水關系的前提。
或者從另一個角度來說，一定程度上保證了諸葛亮在與人君關系中的獨立性，這是他得以放手施展奇謀和韬略的重要條件。
那麼，諸葛亮為何要選擇劉備呢?其一，劉備海納百川，胸懷寬廣，具備了人君所必需的“仁義”品德。
這迎合了諸葛亮儒家政治的心理需求和思想定位。
其二，劉備以枭雄之姿虎視天下，堅定不移，百折不撓，具有政治家的特質。
其三，劉備轉戰多年，足無立錐之地，急需經綸濟世之才。
其四，劉備求賢若渴，能夠屈尊下顧。
由此可見，對于諸葛亮來說，劉備的“三顧茅廬”固然有知遇之恩，但決不是他選擇劉備的首要條件。
如果說“三顧茅廬”使諸葛亮的雙重人格得以統一，那麼“白帝城托孤”後的漫長歲月，在權力失去監督以後，諸葛亮在保持人格獨立的同時，其儒道兩家思想的長期熏陶，使他在對現實政權依附的同時達到了道德上的完善。
或曰:如果曹操、孫權也能夠屈尊“三顧”，諸葛亮是否會選擇他們呢?答案當然是否定的。
俗話說，良禽擇木而栖，賢臣擇主而侍。
這是一個雙向選擇問題。
恰恰是劉備的求賢重賢尊才愛才的寬容大度與充分信任，才給了諸葛亮放手施展才華的機會。
要知道，諸葛亮高卧隆中，抱膝長吟，是在等待時機。
身邊的劉表名稱八俊，威震九州，堪稱一方霸主，諸葛亮對他不聞不問北方的袁紹出身四世三公，門多故吏，虎踞冀州之地，諸葛亮正眼也不瞧東邊的孫權承父兄之基業，據長江天險而雄霸一方，諸葛亮視若無睹新崛起的曹操，挾天子之威，勢頭強勁，不可小觑，諸葛亮卻不屑一顧。
他就像一個“揀盡寒枝不肯栖”的缥缈孤鴻，在等待“天時”，等待機遇。
所以，從選擇何人角度講，諸葛亮與劉備可謂惺惺相惜。
因此，諸葛亮慎重選擇劉備，乃至“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決不僅僅是報答他的知遇之恩。
而他之所以沒有演變成“亂臣賊子”，恰恰是由他的雙重人格所決定。
二、“隆中生活”的磨練與鍛造 由于《三國演義》采用類型化的人物塑造方法，回避了諸葛亮隆中時期的生活描寫，因而，讀者隻能在徐庶、司馬徽的談論中、在劉備三顧茅廬時的所見所感中去想見其為人。
這種回避客觀上渲染了諸葛亮作為一個隐者型政治家的某種神秘性。
但不論作者怎樣回避，隆中生活都是諸葛亮一生的一個重要時期，它不僅奠定了諸葛亮一生事業的重要基石，同時也是其思想其人格形成的一個重要時期。
劉備第二次訪問卧龍岡時，在諸葛亮的草堂上看到了這樣一副對聯:“淡泊以明志，甯靜而緻遠。
”這副對聯應該說是大有深意的。
毛宗崗在這副對聯下批了一句話:“觀此二語，想見其為人。
”的确一語中的!諸葛亮雖然沒有出來，但這副對聯卻道出了他的處世态度。
儒道兩家文化是對中國人的精神世界最具影響力和滲透力的兩種文化。
諸葛亮所提出并實踐的“淡泊明志”
對此，毛宗崗在該回回評中說:“此篇極寫孔明，而篇中卻無孔明。
……孔明雖未得一遇，而見孔明之居，則極其幽雅見孔明之童，則極其古淡見孔明之友，則極其高超見孔明之弟，則極其俊妙不待接席言歡，而孔明之為孔明，于此領略過半矣。
”應該說，這個顧請之難，正是日後劉備尊重、信任諸葛亮，從而心甘情願地賦予他重權的基礎，也是君臣之間最終能夠建立魚水關系的前提。
或者從另一個角度來說，一定程度上保證了諸葛亮在與人君關系中的獨立性，這是他得以放手施展奇謀和韬略的重要條件。
那麼，諸葛亮為何要選擇劉備呢?其一，劉備海納百川，胸懷寬廣，具備了人君所必需的“仁義”品德。
這迎合了諸葛亮儒家政治的心理需求和思想定位。
其二，劉備以枭雄之姿虎視天下，堅定不移，百折不撓，具有政治家的特質。
其三，劉備轉戰多年，足無立錐之地，急需經綸濟世之才。
其四，劉備求賢若渴，能夠屈尊下顧。
由此可見，對于諸葛亮來說，劉備的“三顧茅廬”固然有知遇之恩，但決不是他選擇劉備的首要條件。
如果說“三顧茅廬”使諸葛亮的雙重人格得以統一，那麼“白帝城托孤”後的漫長歲月，在權力失去監督以後，諸葛亮在保持人格獨立的同時，其儒道兩家思想的長期熏陶，使他在對現實政權依附的同時達到了道德上的完善。
或曰:如果曹操、孫權也能夠屈尊“三顧”，諸葛亮是否會選擇他們呢?答案當然是否定的。
俗話說，良禽擇木而栖，賢臣擇主而侍。
這是一個雙向選擇問題。
恰恰是劉備的求賢重賢尊才愛才的寬容大度與充分信任，才給了諸葛亮放手施展才華的機會。
要知道，諸葛亮高卧隆中，抱膝長吟，是在等待時機。
身邊的劉表名稱八俊，威震九州，堪稱一方霸主，諸葛亮對他不聞不問北方的袁紹出身四世三公，門多故吏，虎踞冀州之地，諸葛亮正眼也不瞧東邊的孫權承父兄之基業，據長江天險而雄霸一方，諸葛亮視若無睹新崛起的曹操，挾天子之威，勢頭強勁，不可小觑，諸葛亮卻不屑一顧。
他就像一個“揀盡寒枝不肯栖”的缥缈孤鴻，在等待“天時”，等待機遇。
所以，從選擇何人角度講，諸葛亮與劉備可謂惺惺相惜。
因此，諸葛亮慎重選擇劉備，乃至“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決不僅僅是報答他的知遇之恩。
而他之所以沒有演變成“亂臣賊子”，恰恰是由他的雙重人格所決定。
二、“隆中生活”的磨練與鍛造 由于《三國演義》采用類型化的人物塑造方法，回避了諸葛亮隆中時期的生活描寫，因而，讀者隻能在徐庶、司馬徽的談論中、在劉備三顧茅廬時的所見所感中去想見其為人。
這種回避客觀上渲染了諸葛亮作為一個隐者型政治家的某種神秘性。
但不論作者怎樣回避，隆中生活都是諸葛亮一生的一個重要時期，它不僅奠定了諸葛亮一生事業的重要基石，同時也是其思想其人格形成的一個重要時期。
劉備第二次訪問卧龍岡時，在諸葛亮的草堂上看到了這樣一副對聯:“淡泊以明志，甯靜而緻遠。
”這副對聯應該說是大有深意的。
毛宗崗在這副對聯下批了一句話:“觀此二語，想見其為人。
”的确一語中的!諸葛亮雖然沒有出來，但這副對聯卻道出了他的處世态度。
儒道兩家文化是對中國人的精神世界最具影響力和滲透力的兩種文化。
諸葛亮所提出并實踐的“淡泊明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