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附與獨立——試論《三國演義》中諸葛亮的雙重文化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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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塑造栩栩如生的藝術形象，就必須突破史料的束縛與限制，充分吸收民間文學的營養，開拓藝術想像的空間。
應該說，俗文學系統對《三國演義》思想傾向的形成、人物形象的豐富與定位有着很大的影響。
因為曆史演義小說的受衆主要是下層民衆。
在《三國演義》成書過程中，從魏晉隋唐的三國故事到宋代的“說三分”從金元戲曲的舞台形象到元代的《三國志平話》，“擁劉反曹”的基本思想傾向越來越鮮明。
這與由宋至元的民族矛盾和民族情緒有關。
元末明初的羅貫中确立了這種傾向，而清初的毛宗崗強化了這種傾向。
這種傾向的背後是下層民衆對于統一、和平的向往。
而諸葛亮作為蜀漢一方的核心人物，無疑就是道義與智慧的化身。
其形象中融人了強烈的民族情緒。
被壓迫的下層民衆，希望通過諸葛亮超人的智慧、道德的完善和道教的神力能夠克敵制勝。
劉氏集團的悲劇命運雖然不能逆轉，但人們還是願意将一切美好的因素都集于劉氏一方。
在有關諸葛亮故事的流傳過程中，人們将一切美好的品質加諸其上，使得這一形象越來越富于傳奇色彩。
下層民衆的這種意願，使作者創作出了人們心目中千古良相的形象。
第二，諸葛亮的身上寄托着古代落魄文人的理想。
古代封建知識分子，由于深受儒道兩家文化的熏陶，往往把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作為自己的人生理想。
輔佐明主，作帝王師出将人相，功成身退，是古代知識分子理想化的人生設計。
然而，仕途的坎坎坷坷，人主的天威莫測，使得很少有人能夠功德圓滿。
于是，理想往往化作泡影。
在失志文人的筆下，諸葛亮是傑出的政治家、軍事家、外交家，是忠貞與智慧的化身，讓備受壓抑的封建文人無比羨慕。
諸葛亮的形象不僅寄托着羅貫中“有志圖王”的理想，也是文人特别是落魄文人的理想寄托。
他們渴望一展抱負，與君主建立魚水關系。
然而實際的情形是，文人在與君主相處時往往缺少獨立自由的精神。
他們與現實政權的關系或是依附，或是遊離。
從明清兩代來看，知識分子已經失去了遊離于現實政權之外的自由。
因此，諸葛亮這個亂世中的英雄和道德的完人才備受推崇和愛戴。
清代文學批評家毛宗崗在評點《三國演義》時對諸葛亮這個形象贊美有加:“其處而彈琴抱膝，居然隐士風流，出而羽扇綸巾，不改雅人深緻。
在草廬之中，而識三分天下，則達乎天時，承顧命之重，而緻六出祁山，則近乎人事。
七擒八陣，木牛流馬，既已疑鬼疑神之不測，鞠躬盡瘁，志決身殘，仍是為臣為子之用心。
比管、樂則過之，比伊、尹則兼之，是古今來賢相中第一奇人。
”這種對于風度、智慧、品德的崇尚，可以說代表了封建知識分子的普遍心态。
然而既是理想，便不能不有所誇張。
這是諸葛亮這一形象被神化同時也是構建其雙重人格的又一原因。
其實，小說所描寫的諸葛亮這種雙重人格不是不存在矛盾，隻是作者有意回避了這一點。
因為在諸葛亮與劉備的關系中，從劉備晉升漢中王開始到登基為帝，二人的魚水關系已經異化為君臣關系。
這從劉備為報關羽之仇執意發動彜陵之戰可以看出，諸葛亮不是不清楚這場戰役的後果，而是他根本就無力阻止劉備的一意孤行。
可見，對于現實政權的依附，往往是以犧牲個體人格的獨立為代價。
以此來看，諸葛亮隻能是小說中的一個理想人物。
這個人物之所以帶給人們巨大的震撼，還在于他是一個“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的千古悲劇。
李英然，石家莊學院中文系副教授 來源：《石家莊學院學報》2005年第1期
應該說，俗文學系統對《三國演義》思想傾向的形成、人物形象的豐富與定位有着很大的影響。
因為曆史演義小說的受衆主要是下層民衆。
在《三國演義》成書過程中，從魏晉隋唐的三國故事到宋代的“說三分”從金元戲曲的舞台形象到元代的《三國志平話》，“擁劉反曹”的基本思想傾向越來越鮮明。
這與由宋至元的民族矛盾和民族情緒有關。
元末明初的羅貫中确立了這種傾向，而清初的毛宗崗強化了這種傾向。
這種傾向的背後是下層民衆對于統一、和平的向往。
而諸葛亮作為蜀漢一方的核心人物，無疑就是道義與智慧的化身。
其形象中融人了強烈的民族情緒。
被壓迫的下層民衆，希望通過諸葛亮超人的智慧、道德的完善和道教的神力能夠克敵制勝。
劉氏集團的悲劇命運雖然不能逆轉，但人們還是願意将一切美好的因素都集于劉氏一方。
在有關諸葛亮故事的流傳過程中，人們将一切美好的品質加諸其上，使得這一形象越來越富于傳奇色彩。
下層民衆的這種意願，使作者創作出了人們心目中千古良相的形象。
第二，諸葛亮的身上寄托着古代落魄文人的理想。
古代封建知識分子，由于深受儒道兩家文化的熏陶，往往把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作為自己的人生理想。
輔佐明主，作帝王師出将人相，功成身退，是古代知識分子理想化的人生設計。
然而，仕途的坎坎坷坷，人主的天威莫測，使得很少有人能夠功德圓滿。
于是，理想往往化作泡影。
在失志文人的筆下，諸葛亮是傑出的政治家、軍事家、外交家，是忠貞與智慧的化身，讓備受壓抑的封建文人無比羨慕。
諸葛亮的形象不僅寄托着羅貫中“有志圖王”的理想，也是文人特别是落魄文人的理想寄托。
他們渴望一展抱負，與君主建立魚水關系。
然而實際的情形是，文人在與君主相處時往往缺少獨立自由的精神。
他們與現實政權的關系或是依附，或是遊離。
從明清兩代來看，知識分子已經失去了遊離于現實政權之外的自由。
因此，諸葛亮這個亂世中的英雄和道德的完人才備受推崇和愛戴。
清代文學批評家毛宗崗在評點《三國演義》時對諸葛亮這個形象贊美有加:“其處而彈琴抱膝，居然隐士風流，出而羽扇綸巾，不改雅人深緻。
在草廬之中，而識三分天下，則達乎天時，承顧命之重，而緻六出祁山，則近乎人事。
七擒八陣，木牛流馬，既已疑鬼疑神之不測，鞠躬盡瘁，志決身殘，仍是為臣為子之用心。
比管、樂則過之，比伊、尹則兼之，是古今來賢相中第一奇人。
”這種對于風度、智慧、品德的崇尚，可以說代表了封建知識分子的普遍心态。
然而既是理想，便不能不有所誇張。
這是諸葛亮這一形象被神化同時也是構建其雙重人格的又一原因。
其實，小說所描寫的諸葛亮這種雙重人格不是不存在矛盾，隻是作者有意回避了這一點。
因為在諸葛亮與劉備的關系中，從劉備晉升漢中王開始到登基為帝，二人的魚水關系已經異化為君臣關系。
這從劉備為報關羽之仇執意發動彜陵之戰可以看出，諸葛亮不是不清楚這場戰役的後果，而是他根本就無力阻止劉備的一意孤行。
可見，對于現實政權的依附，往往是以犧牲個體人格的獨立為代價。
以此來看，諸葛亮隻能是小說中的一個理想人物。
這個人物之所以帶給人們巨大的震撼，還在于他是一個“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的千古悲劇。
李英然，石家莊學院中文系副教授 來源：《石家莊學院學報》2005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