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附與獨立——試論《三國演義》中諸葛亮的雙重文化人格
關燈
小
中
大
君愛國，守正惡邪，務使澤及當時，名留後世。
—若小人之儒，惟務雕蟲，專攻翰墨青春作賦，皓首窮經筆下雖有千言，胸中實無一策。
”諸葛亮作為一個君子之儒，在個人修養與才學積累上，的确做到了“淡泊以明志，甯靜而緻遠”。
這為他出山以後在軍事外交上屢立功勳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再次，廣泛結交當地名流，以獲取全國各地大量信息。
諸葛氏是琅邪的望族，其家族影響很大。
在諸葛亮的父親去世之後，他随叔父流落荊州，不僅受到劉表的優待，而且深受當地大族的尊敬，并與他們結成了姻親關系。
諸葛亮與當時荊州各界的軍政要人、社會名流均有頻繁交往。
從這裡，他了解時局，洞悉天下，直接或間接地獲取了大量的時事信息。
《隆中對》裡，他之所以對天下大勢了如指掌，精辟分析，預謀天下三分，定下“聯吳抗魏”、占荊據蜀的治國興邦之策，是與他長期以來戰略信息的積累密不可分的。
這是他超人智慧得以形成的内在因素。
最後，他經常雲遊各地，借機了解風俗民情，氣候物産，勘察山川地理，關梁要塞。
這為他以後行軍打仗，排兵布陣，積累了豐富的知識。
由此可見，隆中時期的諸葛亮，與其說是一個“久樂耕鋤，懶于應世”的隐士，不如說是一個腳踏實地的政治家。
他是身在江湖，心懷魏閩。
正如他的道号“卧龍”一樣，他是“潛虬媚幽姿”，待時鳴天下!那個雖然高卧隆中，卻抱膝長吟《梁父吟》，歎息“大夢誰先覺，平生我自知。
草堂春睡足，窗外日遲遲”的諸葛亮，才是真實的集儒道雙重人格于一身的諸葛亮!他既有投身于亂世之中的勇敢，又有着超然于濁世之外的清醒既有對明天的展望，又有幾分對躬耕生活的眷戀。
他的身上，典型地體現了儒家那種“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的精神。
儒家的積極人世是其思想主流，而道家思想的涵養，則使他能夠比較理智地對待功名成敗，這使他相比于周瑜等人有了一種超脫于塵世之上的神仙般的氣度和風範。
“淡泊以明志，甯靜而緻遠”，這副對聯是諸葛亮的座右銘，也是對他一生的寫照。
諸葛亮出山後，受到劉備的重用，位極人臣，可是，他始終保持着昔日草堂的淡泊生活，矢志不移地努力去實現自己的理想。
三、諸葛亮形象的成因 《三國演義》中的諸葛亮形象首先是一個小說形象，不能将他等同于曆史上真實的諸葛亮。
因為這個形象身上有着濃厚的理想色彩，有着種種被神化的成分，正如魯迅先生所說“狀諸葛之多智而近妖”。
但作為一個藝術形象，它是《三國演義》中塑造的最成功的人物形象之一，無愧于“智絕”的稱号。
《三國演義》問世以後，其影響所及，使得這一形象遠遠超越甚至取代了曆史上真實的諸葛亮。
這一形象之所以深人人心，家喻戶曉，在于他身上包含着豐富的文化意蘊和悲劇意識。
那麼，作者為什麼要将小說中的諸葛亮塑造成人們心目中理想的樣子呢?這與小說成書過程中受衆的心理影響有關，也與作者、批評者生活的時代以及古代文人深受儒道文化影響而人生多失志的心态有關。
第一，與小說成書過程中受衆心理的影響有關。
作為中國文學史上第一部曆史演義小說，《三國演義》的成書具有累積型特點。
明人高儒《百川書志》卷六說它:“據正史.采小說.證文辭.通好尚……陳叙百年，該括萬事。
”說明其成書始終在兩個系統内進行，一個是史傳文學系統，一個是俗文學系統。
前者僅僅提供了曆史小說所必須的骨架，諸如人物、事件、線索、結局等，但要使作品血肉豐滿，要設置引人人勝的故事情
—若小人之儒，惟務雕蟲，專攻翰墨青春作賦，皓首窮經筆下雖有千言，胸中實無一策。
”諸葛亮作為一個君子之儒，在個人修養與才學積累上，的确做到了“淡泊以明志，甯靜而緻遠”。
這為他出山以後在軍事外交上屢立功勳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再次，廣泛結交當地名流，以獲取全國各地大量信息。
諸葛氏是琅邪的望族，其家族影響很大。
在諸葛亮的父親去世之後，他随叔父流落荊州，不僅受到劉表的優待，而且深受當地大族的尊敬，并與他們結成了姻親關系。
諸葛亮與當時荊州各界的軍政要人、社會名流均有頻繁交往。
從這裡，他了解時局，洞悉天下，直接或間接地獲取了大量的時事信息。
《隆中對》裡，他之所以對天下大勢了如指掌，精辟分析，預謀天下三分，定下“聯吳抗魏”、占荊據蜀的治國興邦之策，是與他長期以來戰略信息的積累密不可分的。
這是他超人智慧得以形成的内在因素。
最後，他經常雲遊各地，借機了解風俗民情，氣候物産，勘察山川地理，關梁要塞。
這為他以後行軍打仗，排兵布陣，積累了豐富的知識。
由此可見，隆中時期的諸葛亮，與其說是一個“久樂耕鋤，懶于應世”的隐士，不如說是一個腳踏實地的政治家。
他是身在江湖，心懷魏閩。
正如他的道号“卧龍”一樣，他是“潛虬媚幽姿”，待時鳴天下!那個雖然高卧隆中，卻抱膝長吟《梁父吟》，歎息“大夢誰先覺，平生我自知。
草堂春睡足，窗外日遲遲”的諸葛亮，才是真實的集儒道雙重人格于一身的諸葛亮!他既有投身于亂世之中的勇敢，又有着超然于濁世之外的清醒既有對明天的展望，又有幾分對躬耕生活的眷戀。
他的身上，典型地體現了儒家那種“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的精神。
儒家的積極人世是其思想主流，而道家思想的涵養，則使他能夠比較理智地對待功名成敗，這使他相比于周瑜等人有了一種超脫于塵世之上的神仙般的氣度和風範。
“淡泊以明志，甯靜而緻遠”，這副對聯是諸葛亮的座右銘，也是對他一生的寫照。
諸葛亮出山後，受到劉備的重用，位極人臣，可是，他始終保持着昔日草堂的淡泊生活，矢志不移地努力去實現自己的理想。
三、諸葛亮形象的成因 《三國演義》中的諸葛亮形象首先是一個小說形象，不能将他等同于曆史上真實的諸葛亮。
因為這個形象身上有着濃厚的理想色彩，有着種種被神化的成分，正如魯迅先生所說“狀諸葛之多智而近妖”。
但作為一個藝術形象，它是《三國演義》中塑造的最成功的人物形象之一，無愧于“智絕”的稱号。
《三國演義》問世以後，其影響所及，使得這一形象遠遠超越甚至取代了曆史上真實的諸葛亮。
這一形象之所以深人人心，家喻戶曉，在于他身上包含着豐富的文化意蘊和悲劇意識。
那麼，作者為什麼要将小說中的諸葛亮塑造成人們心目中理想的樣子呢?這與小說成書過程中受衆的心理影響有關，也與作者、批評者生活的時代以及古代文人深受儒道文化影響而人生多失志的心态有關。
第一，與小說成書過程中受衆心理的影響有關。
作為中國文學史上第一部曆史演義小說，《三國演義》的成書具有累積型特點。
明人高儒《百川書志》卷六說它:“據正史.采小說.證文辭.通好尚……陳叙百年，該括萬事。
”說明其成書始終在兩個系統内進行，一個是史傳文學系統，一個是俗文學系統。
前者僅僅提供了曆史小說所必須的骨架，諸如人物、事件、線索、結局等，但要使作品血肉豐滿，要設置引人人勝的故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