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章 青海來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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倆這天晚上一再地用眼睛相互報警。
丹珏把闆結的粥兌上開水，用力攪動，終于攪勻了，再把玫瑰大頭菜切開，澆了點麻油。
他們的晚飯一般來說都欠缺營養。
她們都是典型的欠缺營養的上海女人形象。
那一碗青豌豆燒河蝦仁是今晚的主菜，難得這樣營養豐富和奢侈，因此婉喻給子烨也拿了雙筷子來分享。
“明天寫封信給老頭子吧，”做哥哥的說，“讓他先在青海找個地方住下來。
租個房子應該能租到吧？” 丹珏用筷子挑起一團糊粥，放在嘴裡，聲音從粥後面出來：“那你寫好了。
我不寫。
” “我寫老頭子要不高興的。
” “他反正要不高興的。
我們不讓他回上海，他高興什麼？并且你要找個道理跟他講，為什麼不讓他回來。
我找不出這個道理。
你寫。
” “你就告訴他，他在監獄裡不了解外面情況，外面其實緊張得很，政治運動說來就來，我們活到今天不容易，不要給我們再找麻煩。
政府又沒有跟我們書面認錯，說當時捉他進去是錯的，過兩天又來運動了，再把我們算成敵屬我們找誰去？”子烨說。
“那你就給老頭子寫呀，把這些道理告訴他呀。
” “我告訴你，是請你來寫。
” “為什麼一定要我來寫呢？你這個人滑稽嗎？” 婉喻突然把筷子一放：“我來寫。
”她臉上兩片紅暈。
一個七十多歲的老女人會如此羞憤，她的一對兒女馬上掉開臉，不敢看她。
焉識是她婉喻的一部分，任何人多餘焉識，就是多餘她。
人一老，對于自己是不是被别人多餘最為敏感，他們整天都在看兒女們甚至孫兒孫女們的臉色，看看自己在他們生活裡的定位錯了沒有，錯了就是多餘。
沒有比發現自己多餘更凄慘的事，慢說被多餘的是比自己性命還要緊的焉識。
“我給你們的爸爸寫信，就告訴他，我搬出去了就接他回來。
我會想辦法租房子的。
” 母親這一席話馬上讓丹珏哭起來。
一家子總是這樣：你覺得你可憋屈夠了，他覺得憋壞了的正是他。
這就是女兒和母親都覺得生不如死的時候。
丹珏現在跟誰都不會掉淚了，除了她覺得受了母親的委屈。
她又是抽泣又是指控，這麼多年難道不是她丹珏在陪伴母親，和母親相依為命相濡以沫？也總是這樣，這類話一說開，你欠她情，她負你債的意味就暗示出來了。
婉喻看着兄妹倆，明白一直以來她給自己定錯了位。
原來家裡的主人一直不是自己，連每個禮拜天帶着老婆孩子來吃一頓不交錢的中餐的馮子烨都比婉喻有資格做這房子裡的主人。
他們為了父親犧牲得太多了，為了母親也犧牲得足夠了。
當然，每當這樣的家庭控訴大會發生，事後大家都會重歸于好。
就像天下所有的長輩和晚輩一樣。
婉喻這次卻記了仇。
等到第二天，大家以為一切又重歸于好了，婉喻悄悄地給焉識寫了一封很長的信。
她已經很久沒有靜靜地給自己研磨，鎮紙，如同一種感官享受那樣将狼毫筆若虛若實地落在宣紙上。
光是這寫的方式已經決定了婉喻的信的特色，它的不可取代的“婉喻性”。
光是這樣的一點一劃，一撇一捺就已經屬于她的表白：觸覺的、神色的、内心的。
她寫下這麼多年來她的思念之苦，寫下她對他從未間斷的訴說，還寫了東一點西一點的回憶。
我祖母寫給我祖父的信非常優美。
可惜我們再也不會有那樣優美的情愫和表達方式了。
滅絕了。
但是我祖母婉喻在這封信裡的回憶很多都是錯的，據我祖父說，事情不是那樣的，沒有那樣美好，他不像她寫得那麼美好。
婉喻颠三倒四的走樣的記憶一方面由于她的記憶是主觀的，因為她一廂情願地去那樣記憶事物，另一方面，因為就在她給我祖父寫那封信的時候，她的失憶症已經開始。
我不願意叫它“老年癡呆症”，我覺得她的病和老年沒有必然關系，似乎她甯可篡改記憶，最終把記憶變成了童話。
誰也不能說滿腦袋童話的人是老年癡呆。
婉喻在那封長達六頁紙的精美書信上告訴我祖父，她一定會以一個新家來迎接他回來。
從此以後，焉識的回信她都藏起來，不再讓丹珏和子烨看。
焉識在信裡讓婉喻别急，他會等待的，這麼多年都等待了，不急這一會兒。
我小嬢孃馮丹珏在那天痛哭控訴之後，不久就恢複了一個科學家的冷靜。
她知道自己和哥哥的話傷了母親的心。
那之後一個階段，她對母親非常溫柔體貼。
她的小心翼翼讓她和母親陌生起來，因此她便更加小心翼翼。
幾個月後，她在裡弄的牆上發現了一張油印的調房啟示：某人願意以一套兩卧室的房子調換兩間分開的房間，有沒有客廳都無所謂，亭子間也行。
下面留的電話是一個陌生号碼，這個想調房子的人顯然是甘願吃虧的。
啟示是印在那種桃紅色、菲薄的劣等紙張上，似乎“針灸治療痔瘡”，“最新腳氣靈批發”，或者“大米換山芋幹”的啟示都是印在這種紙張上。
丹珏去上班，看見公共汽車站也貼了好幾張同樣的桃紅調房啟示。
汽車站人山人海，丹珏決定走一站路到終點站去乘車。
一路步行過去，每一根電線杆上都貼了一張桃紅調房啟示。
此人一定是急瘋了要結婚，把自己跟家人分開，甯可去住亭子間。
丹珏在實驗室突然想到母親那天說的話：“我會想辦法租房子的。
”不得了，無數桃紅調房啟示後面，那個急瘋了要調房結婚的人可能就是馮婉喻！ 她給哥哥子烨打了電話，把調房啟示的事情告訴了他。
子烨看得比妹妹嚴重：一旦母親獨立門戶，給她和陸焉識做主的就是婚姻法，戀愛不分早晚，婚姻自主不分老少，晚輩們就再也幹涉不了他們。
政治運動一來，說不定人民和政府發現放錯了人，再來一場大逮捕把他捉回去，一切都會從頭走一遍，陸焉識就成了個法律上的父親來毀壞他兒女們、孫兒女們的生活。
馮子烨自己可是個好父親，他大半輩子保持平庸，争取不拔尖不卓越，同時掌握防人和攻擊人的能力；他從不願給孩子們做個才智學識過人的父親，而是給他們做一個世俗的大衆化的父親，因為這樣的父親安全，容易讓大衆認同，他給予兒女們的父愛也才安全，源源不斷，不會被某個政治運動截斷或剝奪。
丹珏說，母親想跟父親結婚，誰也不該攔，誰也攔不住。
母親有為人妻的願望，她也有這份權利。
子烨讓妹妹别急，容他想想，多難的事情他這輩子都碰到過，沒有他想不出對策的。
在家裡，婉喻一如既往地去居委會開會，到各個裡弄宣傳文件，動員學習。
她唯一的變化是比過去更加安靜。
她的安靜中添出一種滿足，就是那種“增一分則多減一分則少”的滿足。
桃紅色的啟示被雨水沖掉了豔麗，但馬上就有新的貼上來。
連丹珏大學門口，也出現了同樣的桃紅紙張。
一個急于給自己搭窩，築洞房的人才會這樣幹啊。
丹珏多次想問婉喻，調房子的啟示是你貼出去的嗎？但是話到嘴邊她又覺得不可能。
婉喻像幹那種事的人嗎？差點把全上海都貼成桃紅的了！ 有一次丹珏乘着學校的車（她現在已有偶然坐坐學校的舊伏爾加的特權了）去另一所大學
丹珏把闆結的粥兌上開水，用力攪動，終于攪勻了，再把玫瑰大頭菜切開，澆了點麻油。
他們的晚飯一般來說都欠缺營養。
她們都是典型的欠缺營養的上海女人形象。
那一碗青豌豆燒河蝦仁是今晚的主菜，難得這樣營養豐富和奢侈，因此婉喻給子烨也拿了雙筷子來分享。
“明天寫封信給老頭子吧，”做哥哥的說，“讓他先在青海找個地方住下來。
租個房子應該能租到吧？” 丹珏用筷子挑起一團糊粥，放在嘴裡，聲音從粥後面出來：“那你寫好了。
我不寫。
” “我寫老頭子要不高興的。
” “他反正要不高興的。
我們不讓他回上海，他高興什麼？并且你要找個道理跟他講，為什麼不讓他回來。
我找不出這個道理。
你寫。
” “你就告訴他，他在監獄裡不了解外面情況，外面其實緊張得很，政治運動說來就來，我們活到今天不容易，不要給我們再找麻煩。
政府又沒有跟我們書面認錯，說當時捉他進去是錯的，過兩天又來運動了，再把我們算成敵屬我們找誰去？”子烨說。
“那你就給老頭子寫呀，把這些道理告訴他呀。
” “我告訴你，是請你來寫。
” “為什麼一定要我來寫呢？你這個人滑稽嗎？” 婉喻突然把筷子一放：“我來寫。
”她臉上兩片紅暈。
一個七十多歲的老女人會如此羞憤，她的一對兒女馬上掉開臉，不敢看她。
焉識是她婉喻的一部分，任何人多餘焉識，就是多餘她。
人一老，對于自己是不是被别人多餘最為敏感，他們整天都在看兒女們甚至孫兒孫女們的臉色，看看自己在他們生活裡的定位錯了沒有，錯了就是多餘。
沒有比發現自己多餘更凄慘的事，慢說被多餘的是比自己性命還要緊的焉識。
“我給你們的爸爸寫信，就告訴他，我搬出去了就接他回來。
我會想辦法租房子的。
” 母親這一席話馬上讓丹珏哭起來。
一家子總是這樣：你覺得你可憋屈夠了，他覺得憋壞了的正是他。
這就是女兒和母親都覺得生不如死的時候。
丹珏現在跟誰都不會掉淚了，除了她覺得受了母親的委屈。
她又是抽泣又是指控，這麼多年難道不是她丹珏在陪伴母親，和母親相依為命相濡以沫？也總是這樣，這類話一說開，你欠她情，她負你債的意味就暗示出來了。
婉喻看着兄妹倆，明白一直以來她給自己定錯了位。
原來家裡的主人一直不是自己，連每個禮拜天帶着老婆孩子來吃一頓不交錢的中餐的馮子烨都比婉喻有資格做這房子裡的主人。
他們為了父親犧牲得太多了，為了母親也犧牲得足夠了。
當然，每當這樣的家庭控訴大會發生，事後大家都會重歸于好。
就像天下所有的長輩和晚輩一樣。
婉喻這次卻記了仇。
等到第二天，大家以為一切又重歸于好了，婉喻悄悄地給焉識寫了一封很長的信。
她已經很久沒有靜靜地給自己研磨，鎮紙，如同一種感官享受那樣将狼毫筆若虛若實地落在宣紙上。
光是這寫的方式已經決定了婉喻的信的特色，它的不可取代的“婉喻性”。
光是這樣的一點一劃，一撇一捺就已經屬于她的表白：觸覺的、神色的、内心的。
她寫下這麼多年來她的思念之苦，寫下她對他從未間斷的訴說，還寫了東一點西一點的回憶。
我祖母寫給我祖父的信非常優美。
可惜我們再也不會有那樣優美的情愫和表達方式了。
滅絕了。
但是我祖母婉喻在這封信裡的回憶很多都是錯的，據我祖父說，事情不是那樣的，沒有那樣美好，他不像她寫得那麼美好。
婉喻颠三倒四的走樣的記憶一方面由于她的記憶是主觀的，因為她一廂情願地去那樣記憶事物，另一方面，因為就在她給我祖父寫那封信的時候，她的失憶症已經開始。
我不願意叫它“老年癡呆症”，我覺得她的病和老年沒有必然關系，似乎她甯可篡改記憶，最終把記憶變成了童話。
誰也不能說滿腦袋童話的人是老年癡呆。
婉喻在那封長達六頁紙的精美書信上告訴我祖父，她一定會以一個新家來迎接他回來。
從此以後，焉識的回信她都藏起來，不再讓丹珏和子烨看。
焉識在信裡讓婉喻别急，他會等待的，這麼多年都等待了，不急這一會兒。
我小嬢孃馮丹珏在那天痛哭控訴之後，不久就恢複了一個科學家的冷靜。
她知道自己和哥哥的話傷了母親的心。
那之後一個階段，她對母親非常溫柔體貼。
她的小心翼翼讓她和母親陌生起來，因此她便更加小心翼翼。
幾個月後，她在裡弄的牆上發現了一張油印的調房啟示：某人願意以一套兩卧室的房子調換兩間分開的房間，有沒有客廳都無所謂，亭子間也行。
下面留的電話是一個陌生号碼，這個想調房子的人顯然是甘願吃虧的。
啟示是印在那種桃紅色、菲薄的劣等紙張上，似乎“針灸治療痔瘡”，“最新腳氣靈批發”，或者“大米換山芋幹”的啟示都是印在這種紙張上。
丹珏去上班，看見公共汽車站也貼了好幾張同樣的桃紅調房啟示。
汽車站人山人海，丹珏決定走一站路到終點站去乘車。
一路步行過去，每一根電線杆上都貼了一張桃紅調房啟示。
此人一定是急瘋了要結婚，把自己跟家人分開，甯可去住亭子間。
丹珏在實驗室突然想到母親那天說的話：“我會想辦法租房子的。
”不得了，無數桃紅調房啟示後面，那個急瘋了要調房結婚的人可能就是馮婉喻！ 她給哥哥子烨打了電話，把調房啟示的事情告訴了他。
子烨看得比妹妹嚴重：一旦母親獨立門戶，給她和陸焉識做主的就是婚姻法，戀愛不分早晚，婚姻自主不分老少，晚輩們就再也幹涉不了他們。
政治運動一來，說不定人民和政府發現放錯了人，再來一場大逮捕把他捉回去，一切都會從頭走一遍，陸焉識就成了個法律上的父親來毀壞他兒女們、孫兒女們的生活。
馮子烨自己可是個好父親，他大半輩子保持平庸，争取不拔尖不卓越，同時掌握防人和攻擊人的能力；他從不願給孩子們做個才智學識過人的父親，而是給他們做一個世俗的大衆化的父親，因為這樣的父親安全，容易讓大衆認同，他給予兒女們的父愛也才安全，源源不斷，不會被某個政治運動截斷或剝奪。
丹珏說，母親想跟父親結婚，誰也不該攔，誰也攔不住。
母親有為人妻的願望，她也有這份權利。
子烨讓妹妹别急，容他想想，多難的事情他這輩子都碰到過，沒有他想不出對策的。
在家裡，婉喻一如既往地去居委會開會，到各個裡弄宣傳文件，動員學習。
她唯一的變化是比過去更加安靜。
她的安靜中添出一種滿足，就是那種“增一分則多減一分則少”的滿足。
桃紅色的啟示被雨水沖掉了豔麗，但馬上就有新的貼上來。
連丹珏大學門口，也出現了同樣的桃紅紙張。
一個急于給自己搭窩，築洞房的人才會這樣幹啊。
丹珏多次想問婉喻，調房子的啟示是你貼出去的嗎？但是話到嘴邊她又覺得不可能。
婉喻像幹那種事的人嗎？差點把全上海都貼成桃紅的了！ 有一次丹珏乘着學校的車（她現在已有偶然坐坐學校的舊伏爾加的特權了）去另一所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