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天上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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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如此“中興主” 唐肅宗李亨(七一一&mdash七六二)是玄宗第三子,至德元載(七五六)即位靈武時已有四十六歲。

    他兩歲封陝王,五歲拜安西大都護、河西四鎮諸蕃落大使。

    開元十五年(七二七)他十七歲時封忠王,領朔方大使、單于大都護。

    十八年(七三〇),奚、契丹犯塞,以他為河北道行軍元帥,以禦史大夫李朝隐、京兆尹裴伷先副之,帥十八總管以讨奚、契丹。

    命他與百官相見于光順門。

    左丞相張說,退對學士孫逖、韋述說:“吾嘗觀太宗畫像,雅類忠王,此社稷之福也。

    ”後諸将大破奚、契丹,他以遙統之功加司徒。

    二十五年(七三七)皇太子李瑛被告發與太子妃兄驸馬薛鏽潛構異謀(說他們想謀害壽王瑁),得罪賜死。

    時相李林甫與玄宗的寵妃武惠妃裡外勾結,勸玄宗立壽王李瑁。

    玄宗認為忠王李亨(當時名玙)年長,且仁孝恭謹,又好學,想立他,猶豫不決。

    後來由于高力士勸說,終于在二十六年(七三八)六月立為太子,時年二十八歲。

     李林甫怕太子将來會報複他,常有動搖東宮的念頭。

    天寶五載(七四六),太子為忠王時的友人皇甫惟明,時破吐蕃,入朝獻捷,見李林甫專權,意頗不平,乘機微勸玄宗去掉李林甫。

    李林甫知道了,就派禦史中丞楊慎矜秘密跟蹤。

    正當正月十五夜,太子出遊,跟他妃子的哥哥韋堅相見,又與皇甫惟明會于景龍觀道士之室。

    楊慎矜揭發其事,以為韋堅是國戚,不應與邊将親近。

    李林甫因奏韋堅與皇甫惟明結謀,欲共立太子。

    韋堅、皇甫惟明下獄。

    李林甫叫楊慎矜與另一禦史中丞王、京兆府法曹吉溫一同審問他們。

    玄宗也懷疑韋堅與皇甫惟明有謀而不顯其罪,就把他們都貶為太守,又下制通報百官引以為戒。

    七月,将作少匠韋蘭、兵部員外郎韋芝為其兄韋堅訟冤,而且辯詞中提到了太子;玄宗更加生氣。

    太子害怕了,上表請求與韋妃離婚,表示不以親廢法。

    诏再貶韋堅為江夏别駕,韋蘭、韋芝皆貶嶺南。

    玄宗素知太子孝謹,沒有譴責他。

    韋堅親黨坐流貶者數十人。

    這年十一月,太子妃杜良娣的姐夫左骁衛兵曹柳與妻子娘家人不和,要陷害他們,就散布流言蜚語,控告他嶽父杜有鄰妄稱圖谶,交構東宮,指斥乘輿(指批評皇帝)。

    李林甫就借此大興冤獄,将包括李适之、王琚、李邕在内的一大批人迫害緻死。

    太子也隻得出杜良娣為庶人。

    《資治通鑒》卷二一五載:“李林甫屢起大獄,别置推事院于長安。

    以楊钊(後改名國忠)有掖庭之親,出入禁闼,所言多聽,乃引以為援,擢為禦史。

    事有微涉東宮者,皆指摘使之奏劾,付羅希奭、吉溫鞫之。

    钊因得逞其私志,所擠陷誅夷者數百家,皆钊發之。

    幸太子仁孝謹靜,張垍、高力士常保護于上前,故林甫終不能間也。

    ”又《舊唐書·肅宗紀》載:“後又楊國忠依倚妃家,恣為亵穢,懼上英武,潛謀不利,為患久之。

    ” 肅宗從二十八歲進入東宮開始到四十六歲即位為止,在昏庸的父皇跟前當了十八年的老太子,前後曾多次受到李林甫、楊國忠這兩大權奸的惡毒算計和沉重打擊,他總算沒有給搞垮,這,除了張垍、高力士的保護,主要得力于他在“仁孝謹靜”四字上所下的工夫。

    比如他剛被立為太子,将受冊命,儀注有中嚴、外辦及绛紗袍(1),他嫌名稱、服色與皇帝相同,上表請求更改。

    左丞相裴耀卿奏停中嚴,改外辦叫外備,改绛紗袍為朱明袍。

    随後皇帝禦宣政殿,冊封太子。

    按慣例,太子乘辂至殿門。

    可是他不就辂,從東宮步行着去。

    &mdash&mdash根據儀注和慣例辦事,本來是不會有什麼錯誤的。

    他之所以這樣做,隻不過是借題發揮,表現自己的“孝”和“謹”,博取父皇的歡心,赢得好名聲,以達到鞏固其儲副地位的政治目的罷了。

    《三國志·魏書·陳思王傳》載:“(曹)植既以才見異,而丁儀、丁廙、楊修等為之羽翼。

    太祖狐疑,幾為太子者數矣。

    而植任性而行,不自雕勵,飲酒不節。

    文帝禦之以術,矯情自飾,宮人左右并為之說,故遂定為嗣。

    ”曹丕“矯情自飾”的具體内容就是在曹操面前竭盡孝道并極力顯示自己的謙虛謹慎。

    最高封建統治者選擇儲君,不管為己還是為社稷,着眼于“孝”和“謹”,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魏文帝、唐肅宗懂得這一點,并盡力表現出自己具有這兩種美德,加上皇帝左右親近的人為他們說話,他們才有可能擊敗各自的競争者和政敵而獲得最後的勝利。

    由此可見唐肅宗是個謹小慎微、拘泥禮節而又很有心機、城府深阻的人。

    他的這種性格的形成,當然與他十八年來身處東宮、腹背受敵、稍有不慎便遭暗算的險惡政治環境密切有關,不無可諒解之處。

    但這究竟不是一種值得稱道的性格。

    有着這種性格的人,一旦掌握了至高無上的君權,由于他長期在殘酷的宮廷鬥争中習慣于隻看重和争取個人眼前的實際地位和具體利益,就很難高瞻遠矚、深謀熟慮地從全局與長遠利益上來處理國家大事。

     肅宗的無遠見而急近功,最早也最突出表現在對叛軍發動反攻、收複失地的決策上。

    至德二載二月,他進駐鳳翔後十天,隴右、河西、安西、西域之兵都已會師,江、淮庸調也運到了洋州、漢中。

    李泌請求派遣安西和西域的人馬照他前不久所進之策同時并舉,進攻東北,從歸、檀南取範陽,直搗叛軍巢穴。

    肅宗說:“今大衆已集,庸調亦至,當乘兵鋒搗其腹心,而更引兵東北數千裡,先取範陽,不亦迂乎?”李泌對答道:“今以此衆直取兩京,必得之。

    然賊必再強,我必又困,非久安之策。

    ”肅宗問:“何也?”對答道:“今所恃者,皆西北守塞及諸胡之兵,性耐寒而畏暑,若乘其新至之銳,攻祿山已老之師,其勢必克。

    兩京春氣已深,賊收其餘衆,遁歸巢穴,關東地熱,官軍必困而思歸,不可留也。

    賊休兵秣馬,伺官軍之去,必複南來,然則征戰之勢未有涯也。

    不若先用之于寒鄉,除其巢穴,則賊無所歸,根本永絕矣。

    ”肅宗說:“朕切于晨昏之戀,不能待此決矣。

    ”肅宗所謂“切于晨昏之戀”是指急于複兩京迎上皇。

    這仍然是他經常用來表示其“仁孝謹靜”美德的口頭禅。

    不能說他毫無戀親之情,不過他心裡明白,他是多麼迫不及待要回長安去做遠比行在冠冕堂皇得多的大唐中興之主啊!如果他當時真的采納了李泌的戰略決策,實行起來,難免會出現一些這樣那樣的問題和差錯,但總的看來,這戰略決策的指導思想無疑是正确的。

    由于肅宗無遠見而急近功,置此上策于不顧,後來果如李泌所料,西京、東京倒是很快就收複了,隻是沒能殲滅叛軍的有生力量,搗毀其巢穴,他們仍可攻城略地,橫沖直撞,甚至兩年之後東京又被史思明占領,竟任叛亂延續八年之久(七五五&mdash七六三)方告平定。

     肅宗不用李泌之策而先複兩京,首先就下錯了一着棋。

    加之他回京以後,“偷取一時之安,不思永久之患”(司馬光評肅宗語),目光短淺,識度平庸,對許多軍國大事處置不當。

    因此,不但不能有助于促成其中興之業,反而導緻了政局的混亂,産生了種種嚴重的不良後果。

     《舊唐書·肅宗紀》末後有這樣一段史臣的議論:“(肅宗)道屈知幾,志微遠略:殘妖未殄,宜先恢複之謀;餘燼才收,何暇升平之禮?方聽王玙伏奏,輔國贊成:绀轅躬籍于春郊;翠先蠶于繭館。

    或禦殿曉宣時令,或登壇宿禮貴神。

    禮即宜然,時何暇給?鐘縣(懸)未移于簨虡,思明已陷于洛陽。

    是知祝史疇人,安能及遠。

    猶賴大臣宣力,諸将效忠,旄頭終隕于三川,杲日重明于六合。

    ”所指肅宗舉行的“升平之禮”,主要是乾元元年(七五八)六月己酉立太一壇于東郊之東,乾元二年正月戊寅親祀九宮貴神(2),乙卯籍田,三月己巳張皇後親蠶,而這些不合時宜的事,都是在王玙慫恿與李輔國附和之下搞起來的。

    這王玙早在第六章中就跟我們見過面了。

    開元二十五年他曾上疏玄宗請立青帝壇以迎春。

    玄宗好祀神鬼,所以他專習祠祭之禮以幹時。

    玄宗很喜歡他,任命他為太常博士、傳禦史,充祠祭使。

    他祈禱起來燒紙錢,像巫觋一樣,連當時司禮的儒生也為他的行為感到可恥。

    王玙在玄宗朝很吃香,到肅宗朝就更紅了。

    因為乃父不僅将皇位,也将好鬼神的愚昧傳給了乃子,于是,肅宗就在乾元元年五月,将這個“專依鬼神以求媚,每議禮儀,多雜以巫祝俚俗”(《資治通鑒》卷二二〇)的太常少卿王玙拜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王玙拜相之後,除了慫恿皇帝舉行了前述那些不合時宜的“升平之禮”,還緊接着乘皇帝生病的機會,占蔔說是山川為祟,請遣中使與女巫乘驿分途禱告天下名山大川。

    “巫恃勢,所過煩擾州縣,幹求受贓。

    黃州有巫,盛年美色,從無賴少年數十,為蠹尤甚。

    至黃州,宿于驿舍。

    刺史左震晨至驿,門扃鎖,不可啟,震怒,破鎖而入,曳巫于階下斬之,所從少年悉斃之。

    籍其贓,數十萬,具以狀聞,且請以其贓代貧民租,遣中使還京師,上無以罪也”(同上)。

    要知道,這荒誕不經、烏七八糟的事就出在肅宗返京才半年多、叛亂遠未平定、國窮民困、百端待舉之時。

    處在當時那種風雨飄搖的形勢之下,他居然重用了這樣的佞人幹出了這種蠢事,這就無怪乎史臣要批評他“道屈知幾,志微遠略”(3)了。

    說他缺心眼不識時務,沒有大志沒有遠見,這是一點兒也不過分的。

    玄宗自蜀還京,見肅宗親迎之禮甚隆,曾得意揚揚地對左右說:“吾為天子五十年,未為貴;今為天子父,乃貴耳!”胡三省評論說:“玄宗失國得反,宜痛自刻責以謝天下,乃以為天子父之貴誇左右,是全無心腸矣。

    ”玄宗固然是全無心腸了。

    看肅宗的所作所為,恐怕也難免此譏。

     當時所行不合時宜的“升平之禮”不僅止于此。

    其他像乾元元年正月戊寅,玄宗禦宣政殿授冊,加給肅宗以“光天文武大聖孝感皇帝”的尊号,肅宗馬上又回敬玄宗一個“太上至道聖皇天帝”的尊号,這簡直是在表演一出令人哭笑不得的蹩腳滑稽戲。

    “寇逆未平,九廟未複,而父子之間疊加徽稱,此何為者也!”胡三省這一語含憤慨的責難當然是正義的,有道理的。

    不過,實事求是地說,此事做得雖不得體、不合時宜,倒也并非毫無用意。

    前已論及,肅宗當太子時全仗随時表現自己的“仁孝謹靜”以遠禍固位,即位後仍須借此沽名釣譽,并緩和同玄宗之間暗藏的利害沖突。

    現在,由于他倆地位的改變,這就輪到遜位的父親來極力表彰在位的兒子“仁孝謹靜”的美德,以期保全自己、安度餘年了。

    玄宗自蜀歸至鹹陽,見到了釋黃着紫、痛哭流涕、前來迎接的肅宗,曾經講了這樣幾句話:“天數、人心皆歸于汝,使朕得保養餘齒,汝之孝也!”他本人不是在無意中也承認這一點了麼?由此可見玄宗所加肅宗尊号“光天文武大聖孝感皇帝”中“孝感”二字特有的政治含義了。

    投桃報李,肅宗回敬玄宗以“太上至道聖皇天帝”的徽稱,若細細琢磨,也同樣是意味深長的。

    玄宗好神仙,如今年老遜位,上此徽稱固然很恰當,但強調他是得“至道”的“天帝”,這就不能不令人感到其中似有望太上皇清靜無為、不要幹預世事時政的這一層意思在。

     盡管雙方都在小心翼翼地拿父慈子孝的封建倫理道德作為潤滑油,試圖減少兩人之間因所處地位而必然産生的摩擦,但是,政治鬥争的發展,到底不決定于人的主觀願望,随着矛盾的日趨激化,終于在父子互加尊号後兩年的上元元年(七六〇)七月,在肅宗的默許下,經過張後與李輔國的密謀策劃,由李輔國唱主角,真刀真槍地演出了一出雖不驚心動魄卻也可嗟可歎的逼宮鬧劇來。

     史載玄宗愛他做皇帝以前住過的興慶宮,從蜀歸京後就住在這裡。

    興慶宮在皇城以東,之間有夾城相通,肅宗時常經此往問起居,玄宗也偶爾到大明宮來。

    左龍武大将軍陳玄禮、内侍監高力士侍衛玄宗;肅宗又命玉真公主、如仙媛、内侍王承恩、魏悅及梨園弟子常在身邊陪伴他,替他解悶。

    興慶宮有座長慶樓,南臨大道,玄宗喜歡到那裡去徘徊觀覽,父老過路人等見了往往瞻拜呼萬歲,玄宗常在樓下置酒食相待;還召過将軍郭英乂(4)等上樓賜宴。

    一次,有個劍南奏事官過樓下拜舞,玄宗命玉真公主、如仙媛代他當主人。

     李輔國素微賤,雖暴貴當權,玄宗身邊的人都看不起他。

    李輔國懷恨在心,且欲立奇功以固其寵,就跟肅宗說:“上皇居興慶宮,日與外人交通,陳玄禮、高力士謀不利于陛下。

    今六軍将士盡靈武勳臣,皆反仄不安,臣曉谕不能解,不敢不以聞。

    ”肅宗哭道:“聖皇慈仁,豈容有此!”對答道:“上皇固無此意,其如群小何!陛下為天下主,當為社稷大計,消亂于未萌,豈得徇匹夫之孝!且興慶宮與閻闾相參,垣墉淺露,非至尊所宜居。

    大内深嚴,奉迎居之,與彼何殊,又得杜絕小人熒惑聖聽。

    如此,上皇享萬歲之安,陛下有三朝之樂,庸何傷乎!”肅宗不聽。

    興慶宮原先有馬三百匹,李輔國假傳聖旨取走了,才留下十匹。

    玄宗對高力士說:“吾兒為李輔國所惑,不得終孝矣。

    ” 李輔國又指使六軍将士,号哭叩頭,請迎太上皇到西内居住。

    肅宗隻哭不吭聲。

    李輔國恐懼。

    恰好碰上肅宗生病,七月,丁未,李輔國假稱皇帝發話,迎太上皇遊西内,到睿武門,李輔國帶領射生五百騎,拔刀露刃,攔路進奏說:“皇帝以興慶宮湫隘,迎上皇遷居大内。

    ”玄宗大驚,差一點掉下馬來。

    高力士喝道:“李輔國何得無禮!”叱令下馬。

    李輔國不得已,隻得下來。

    高力士趁勢宣布太上皇的命令說:“諸将士各好在!”好在猶今言好生,意謂不得向太上皇動武。

    将士們都納刀入鞘,再拜,呼萬歲。

    高力士又命令李輔國跟自己共執太上皇馬鞚,侍衛往西内,住在甘露殿。

    李輔國帶領兵衆退下。

    所留侍衛兵,才老弱數十人。

    陳玄禮、高力士及舊宮人都不準留在身邊。

    太上皇說:“興慶宮,吾之王地,吾數以讓皇帝,皇帝不受。

    今日之徙,亦吾志也。

    ”當天,李輔國與六軍大将素服見肅宗請罪。

    肅宗又迫于諸将,就慰勞他們說:“南宮、西内,亦複何殊!卿等恐小人熒惑,防微杜漸,以安社稷,何所懼也!”刑部尚書顔真卿帶頭率百官上表,請問太上皇起居。

    李輔國很厭惡他,奏貶蓬州長史。

    接着将高力士流放巫州,王承恩流放播州,魏悅流放溱州;勒令陳玄禮緻仕;将如仙媛安置到歸州,要玄宗的妹妹玉真公主出宮到睿宗為她所起的玉真觀居住。

    肅宗另外挑選後宮百餘人,派往西内備灑掃。

    令玄宗的女兒萬安、鹹宜二公主照料穿着膳食。

    四方所獻珍異,首先送呈太上皇。

    然而太上皇越來越不愉快,因此不茹葷,辟谷,逐漸成了病。

    開初肅宗還去問安,後來自己也病了,隻派人去問起居。

    其後肅宗稍稍悔悟,讨厭李輔國,想殺他,害怕他掌握了軍隊,竟猶豫不能決。

    就這樣,又過了兩年,到寶應元年(七六二),建巳月,甲寅,玄宗卒,年七十八。

    丁卯,肅宗卒,年五十二。

    前後隻差十三天。

     或因史臣出于為尊者諱的考慮,或傳聞有誤,細節和提法容有出入,但逼遷西内事變經過大體已明,足可從中看出一些問題: (一)玄宗作為遜位君主,退居興慶宮養老,且不管他是不是真想策劃複辟,私下接近子民,交通外官,這決不是在位君主和當權派所能容許,而必須采取果斷措施加以制止的。

    古今中外皆然;偶有疏忽,即使未導緻政變,也會混淆視聽,不利于現統治者。

    單從政治的角度來看,肅宗默許李輔國遷太上皇于西内,并處置其左右親近,很難說有什麼不對。

    玄宗自蜀還京時已是七十三歲的老翁。

    他後期昏庸,權假奸邪,政治腐敗,竟緻釀成空前災難,無論于國于民,都是難辭其咎的。

    隻是開元全盛日久,影響深遠,亂世追思,更覺難能可貴,因此人民對他仍有好感。

    比如亂起之初,叛軍逼近長安,他倉皇出逃,午時至鹹陽望賢宮,饑不得食,猶有居民争獻粝飯。

    自蜀還京,重過望賢宮,父老在仗外歡呼且拜。

    肅宗下令開仗,有千餘人湧入谒見太上皇,說:“臣等今日複睹二聖相見,死無恨矣!”其後退居興慶宮,如前所述,父老過路人等,見他在長慶樓前徘徊觀覽,便瞻拜呼萬歲。

    凡此種種,足證玄宗在人們的心目中還很受尊崇,還是有很大政治号召力的。

    不要以為玄宗早已腐敗無能,加之行将就木,“斯亦不足畏也已”。

    須知他是個靠搞宮廷政變起家的老手,政治鬥争經驗極其豐富。

    如果真的不甘寂寞(遺憾的是當慣了皇帝的人往往有這種古怪脾氣),隻要氣候合适,條件具備,也并非毫無複辟的可能性。

    逼玄宗遷居西内之後,肅宗慰勞六軍大将說:“卿等恐小人熒惑,防微杜漸,以安社稷,何所懼也!”他竟然将這事提到“安社稷”的高度,能說這純出于猜疑,是毫無根據的胡言亂語?兩年之後玄宗、肅宗相繼逝世,大位由平亂有功、威望非常的皇太子李俶繼承(這就是代宗),接替自然,順理成章,一般不會出什麼大纰漏,但仍不免發生李輔國殺張皇後和越王李、兖王李這樣小規模的宮廷變亂。

    萬一當初玄宗及其舊臣果真發動一次複辟政變,無論成功還是失敗,對朝野的震動無疑要大得多,在收京後不久、叛亂未平、局勢不穩的當時,其後果則是不堪設想的。

     (二)由于李輔國的插手,一下子就撕下了父慈子孝溫情脈脈的面紗,露出了玄宗、肅宗父子之間勢不兩立的敵對關系。

    左右親近,有的被流放,有的被遣散,有的被解職。

    隻留下幾十名老弱殘兵作侍衛,選派來百多個宮女,名備灑掃實是密探。

    玄宗已經被嚴加軟禁,完全失去了自由,得勝的對方還要假惺惺地前來請安問好,克盡子道,還要送些奇珍異寶來供賞玩,聊博一粲。

    處在這樣的境況之下,太上皇所受刺激之深可想而知。

    絕望之餘,就隻有“不茹葷,辟谷”,采取慢性自殺的方式表示抗議了。

    至于肅宗始有悔悟之意,但終不殺李輔國,可見起決定性作用的是政治而不是感情。

    《新唐書·肅宗紀贊》說:“天寶之亂,大盜遽起,天子出奔。

    方是時,肅宗以皇太子治兵讨賊,真得其職矣!然以僖宗之時,唐之威德在人,紀綱未壞,孰與天寶之際?而僖宗在蜀,諸鎮之兵糾合戮力,遂破黃巢而複京師。

    由是言之,肅宗雖不即尊位,亦可以破賊矣。

    蓋自高祖以來,三遜于位以授其子,而獨睿宗上畏天戒,發于誠心,若高祖、玄宗,豈其志哉!”黃巢是農民起義,性質與安史之亂不同,不得相提并論。

    但作為事例,論證肅宗不即尊位,以皇太子身份,亦可破賊複京,這不無道理。

    又說玄宗傳位肅宗隻是迫于形勢,追認既成事實,并非出于自願,這也符合實情。

    即使這樣,我倒認為在天子奔蜀、群龍無首的生死存亡之秋,肅宗即位靈武,更有利于糾合諸鎮之兵破賊複京,并沒有什麼可厚非的。

    (為什麼非得讓那個荒淫誤國的昏君繼續當皇帝不可呢?)問題是他既然當了皇帝,又扭扭捏捏,裝腔作勢,再三推讓;一旦對方稍有動靜,便心懷鬼胎,忐忑不安,唯恐得而複失,卻不親自出面加以阻止,竟然姑息養奸,縱容李輔國輩率卒露刃宮廷,逼遷上皇,并肆意處置他的左右親近。

    他這樣做,真是鼠目寸光,愚蠢到頂。

    眼前的本來不難解決的矛盾雖然解決了,卻從此伏下内豎操帝後王侯廢立生殺大權、把持朝政、禍國殃民的禍根。

    張後與李輔國開初互相勾結,專權用事,後來卻成了勢不兩立的冤家對頭。

    肅宗病笃彌留之際,張後指使越王李謀殺李輔國及其同黨程元振,結果張後、李和兖王李反為李輔國等囚禁在後宮,等肅宗一咽氣都給殺掉了。

    接着李輔國就以監護人的身份扶代宗即位。

    這就是肅宗私心重而目光短淺、倚重宦官、大權旁落、顧此失彼、養癰遺患的莫大現世報。

    從此以後終唐之世,曆代皇帝除哀帝以外,其餘都是宦官所立。

    代宗心裡恨李輔國,又很怕他,稱他為尚父而不名。

    僖宗幹脆稱宦官田令孜為阿父。

    哪個皇帝要是宦官看着不順眼,就把他殺了另立一個,如順宗、憲宗、敬宗、文宗都死于宦官之手。

    宦官專權,是皇綱解紐、朝政腐敗的産物,原因是多方面的。

    中晚唐時期,情況愈演愈烈,是整個王朝加速滅亡趨勢的體現,當然不能完全歸咎于肅宗個人,但是他也應負推波助瀾的不小罪責。

     此外,他還做了另一件不大不小卻後患無窮的蠢事。

     乾元元年(七五八)十二月,平盧節度使王玄志卒,肅宗派遣中使前往撫慰将士,且就察軍中所立主将,授以旌節。

    高麗人李懷玉為裨将,殺王玄志之子,推舉自己的姑表兄弟侯希逸為平盧軍使,朝廷竟然同意,即任命侯希逸為節度副使。

    《資治通鑒》記載到這裡,特意标明:“節度使由軍士廢立自此始。

    ”司馬光還就此大發議論說:“肅宗遭唐中衰,幸而複國,是宜正上下之禮以綱紀四方;而偷取一時之安,不思永久之患。

    彼命将帥,統藩維,國之大事也,乃委一介之使,徇行伍之情,無問賢不肖,惟其所欲與者則授之。

    自是之後,積習為常,君臣循守,以為得策,謂之姑息。

    乃至偏裨士卒,殺逐主帥,亦不治其罪,因以其位任授之。

    然則爵祿、廢置、殺生、予奪,皆不出于上而出于下,亂之生也,庸有極乎!且夫有國家者,賞善而誅惡,故為善者勸,為惡者懲。

    彼為人下而殺逐其上,惡孰大焉!乃使之擁旄秉钺,師長一方,是賞之也。

    賞以勸惡,惡其何所不至乎!&hellip&hellip孔子曰:&lsquo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rsquo為天下之政而專事故息,其憂患可勝校乎!由是為下者常眄眄焉伺其上,苟得間則攻而族之;為上者常惴惴焉畏其下,苟得間則掩而屠之;(胡三省注:二語曲盡唐末藩鎮、将卒之情狀。

    )争務先發以逞其志,非有相保養為俱利久存之計也。

    如是而求天下之安,其可得乎!迹其厲階,肇于此矣。

    (注:言其禍肇于命侯希逸帥平盧也。

    )&hellip&hellip今唐治軍而不顧禮,使士卒得以陵偏裨,偏裨得以陵将帥,則将帥之陵天子,自然之勢也。

    由是禍亂繼起,兵革不息,民墜塗炭,無所控訴,凡二百年,然後大宋受命。

    ” 正因為肅宗在政治上如此缺乏遠見,如此昏庸,這就使得他不但不能及時地協調好當時實際上已經形成的兩派朝臣之間的關系,反而加劇了矛盾,把朝政弄得一團糟。

    關于這方面的情況,傅璇琮《唐代詩人叢考·賈至考》論證甚詳,現擇要轉述如下。

     流亡的肅宗小朝廷,在與安史叛軍作戰過程中,已逐步醞釀并發展着派系鬥争,鬥争情況甚為複雜,簡言之,起先大緻可分為随玄宗赴蜀的舊臣和随肅宗赴靈武的新貴,而後者則又以張良娣和李輔國為首。

    當玄宗赴蜀途中,原任憲部(即刑部)侍郎的房琯追及玄宗于劍州普安郡,房琯當時有大名,玄宗見之甚喜,當天就任命他為文部侍郎同平章事,授命制詞即出自中書舍人賈至之手。

    不久肅宗即位靈武,玄宗得訊,隻得派左相韋見素與宰臣房琯赍傳國寶玉冊,奉使靈武,宣傳诏命,便行冊禮。

    傳位冊文為賈至所寫,玄宗看後歎道:“昔先帝遜位于朕,冊文則卿之先父(曾)所為。

    今朕以神器大寶付儲君,卿又當演诰。

    累朝盛典,出卿父子之手,可謂難矣。

    ”賈至也作為使者随行。

    肅宗因韋見素曾依附楊國忠,禮遇稍薄。

    “以琯素有重名,傾意待之,琯亦自負其才,以天下為己任。

    時行在機務,多決之于琯,凡有大事,諸将無敢預言”(《舊唐書·房琯傳》)。

    這種情況就必然受到李輔國一派人的側目。

    這時正好原北海太守賀蘭進明自河南至,對肅宗進讒說:“琯昨于南朝為聖皇制置天下,乃以永王為江南節度,穎王為劍南節度,盛王為淮南節度,制雲&lsquo命元子北略朔方,命諸王分守重鎮&rsquo。

    且太子出為撫軍,入曰監國,琯乃以枝庶悉領大藩,皇儲反居邊鄙,此雖于聖皇似忠,于陛下非忠也。

    琯立此意,以為聖皇諸子,但一人得天下,即不失恩寵。

    又各樹其私黨劉秩、李揖、劉彙、鄧景山、窦紹之徒,以副戎權。

    推此而言,琯豈肯盡誠于陛下乎?”(同上)賀蘭進明說這一番話,雖出于攻擊房琅以洩私憤的不良動機,但也真實地反映了李唐皇族内部在安史叛軍猝然打擊下所産生的利害沖突。

    假如沒有這一客觀存在的矛盾因素,賀蘭進明無論說得如何動聽,也是不會起作用的。

    對于肅宗來說,永王璘由江陵起兵奪取金陵的事件,是一個嚴重的教訓。

    賀蘭進明特别提到永王璘,就更易觸及他與玄宗及諸皇子矛盾沖突的情緒。

    這時另一宰相崔圓,又“厚結李輔國,到後數日,頗承恩渥,亦憾于琯”(同上)。

    這樣,肅宗朝的矛盾就展開了。

    後來房琯陳濤斜之戰,一敗塗地,他又好高談闊論,不切實際,最主要的是觸犯了肅宗、李輔國等的利益,因此就在至德二載五月被罷相而貶為太子少師。

    房琯罷相是鬥争的一個爆發點。

    這是肅宗小朝廷在尚未收複長安時就已顯露出來的内部派系鬥争。

    這種皇族之間、朝臣之間、宦官與朝臣之間,以及握兵權的将領之間的明争暗鬥,在肅宗一朝始終沒有停止過,加上肅宗的昏庸和無能,使得安史戰亂不必要地延長了許多年,唐朝的社會經濟從此走下坡路,這是整個封建統治集團所造成的。

     從上面的分析和介紹中,可以見出肅宗的為人為政以及當時政局的一斑。

     二 “幾回青瑣點朝班” 收京後的第二年(即乾元元年,七五八)春天,雖然廣大地區并未收複,人民仍處于水深火熱之中,但肅宗君臣卻為眼前的勝利所陶醉,暫時緩和了一下去年早已爆發了的派系鬥争,都迫不及待地享起失而複得的榮華富貴來了。

     一個春天的早晨,中書舍人賈至去大明宮上朝,見一派升平氣象,感到很興奮,就寫了首題為《早朝大明宮呈兩省僚友》的七律說: “銀燭朝天紫陌長,禁城春色曉蒼蒼。

    千條弱柳垂青瑣,百啭流莺繞建章。

    劍佩聲随玉墀步,衣冠身惹禦爐香。

    共沐恩波鳳池裡,朝朝染翰侍君王。

    ”打着銀燭輝映的燈籠穿過長長的街道去上朝,紫禁城清曉的春色郁郁蒼蒼。

    千條柔軟的垂柳掩映着青瑣宮門,百啭流莺飛繞着這宏傳的宮阙猶如漢代的建章。

    劍佩聲随着玉墀上莊重的步子有節奏地作響,衣帽上惹來了一身的禦爐香。

    我們都幸運地沐浴着這鳳凰池裡的德澤恩波,天天染翰操紙侍奉着賢明的君王。

    魏晉時中書省,掌管一切機要,因接近皇帝,故稱“鳳凰池”或“鳳池”。

    《晉書·荀勖傳》:“勖自中書監除尚書令,人賀之,勖曰:&lsquo奪我鳳凰池,諸君賀我耶?&rsquo”&mdash&mdash這詩寫得真是雍容華貴極了。

    在賈至興緻勃勃的首倡帶動下,當時同在朝中做官的王維、岑參、杜甫諸人都有和章。

    王維的《和賈舍人早朝大明宮之作》說: “绛帻雞人報曉籌,尚衣方進翠雲裘。

    九天阊阖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

    日色才臨仙掌動,香煙欲傍衮龍浮。

    朝罷須裁五色诏,佩聲歸向鳳池頭。

    ”賈至的詩着重寫自己上朝時的所見所感,末後稍帶涉及兩省僚友。

    王維的詩則着眼于皇帝,寫他從起身到臨朝的情事和排場,結尾才稱美賈至的榮遇。

    王維時年五十八歲。

    頭年因陷賊下獄,會其弟王缙位已顯,請削官贖維罪,且維拘于洛陽菩提寺時所賦凝碧詩曾聞于行在,肅宗亦自憐之,乃免罪複官,責授太子中允。

    後遷太子中庶子、中書舍人。

    複拜給事中。

    杜佑《通典》載唐時謂尚書省為南省,門下、中書為北省;亦謂門下省為左省,中書省為右省;或通謂之兩省。

    趙殿成說:“按至德二年十月,肅宗入京師,明年改元乾元。

    是時賈至為中書舍人,杜甫為﹝左﹞(右)拾遺,皆有史傳歲月可證。

    王維之為中書舍人、為給事,岑參之為右補阙,其歲月無考,要亦當在是時,皆兩省官也。

    ”(《王右丞集》箋注)王維陷賊前已做到給事中(正五品上,屬門下省),免罪複官先降為太子中允,再經過兩次升遷才複拜給事中。

    乾元元年春他已在賈至所說的“兩省僚友”之内,從時間上考慮,他當時當是中書舍人。

    杜甫有《奉贈王中允維》詩,仇兆鳌據其中“一病緣明主,三年獨此心”一聯诠釋說:“&lsquo一病&rsquo指詐瘖事。

    &lsquo三年&rsquo,自天寶末至乾元初也。

    ”遂訂該詩作于乾元元年。

    既知這年春暖花開王維與賈至諸人唱和時已為中書舍人,則責授太子中允當在歲初。

    “責授”就是降職,是對他陷賊官的較輕的處分,所以杜甫贈詩中多為王維辯解和寬慰他的話。

    該詩末二句說:“窮愁應有作,試誦《白頭吟》。

    ”可見王維當時的心情很不好。

    不久他一再升官,到作《和賈舍人早朝大明宮之作》時,胸襟就顯得開闊多了快暢多了。

    顧璘評王維和章說:“氣象闊大,音律雄渾,句法典重,用事新清,無所不備,未全美者,以用衣服字面太多耳。

    ”仇注引此,複補充說:“&lsquo阊阖&rsquo&lsquo宮殿&rsquo,&lsquo衣冠&rsquo&lsquo冕旒&rsquo,句中字面複見。

    杜詩有雲:&lsquo阊阖開黃道,衣冠拜紫宸。

    &rsquo卻無此病矣。

    ” 趙殿成不知岑參何時開始為右補阙,其實岑參早在頭年已為杜甫等表薦擔任此職了。

    他的《奉和中書舍人賈至早朝大明宮》說: “雞鳴紫陌曙光寒,莺啭皇州春色闌。

    金阙曉鐘開萬戶,玉階仙仗擁千官。

    花迎劍佩星初落,柳拂旌旗露未幹。

    獨有鳳凰池上客,《陽春》一曲和皆難。

    ”這一組唱和詩中以往論者多以此詩為最佳。

    “寒”“闌”“幹”“難”皆險韻,押得自然,絲毫無損其冠冕莊麗氣派,尤為難得。

     老杜從去年年底寫《臘日》以來,由于暫時像是做穩了京官,開始真正得到了身為近臣的榮寵(雖然做的還是拾遺,回京後自會另有一番風光),心裡一高興,也就接二連三地寫起華麗的宮廷詩來了。

    他的《奉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就是其中最突出的一首: “五夜漏聲催曉箭,九重春色醉仙桃。

    旌旂日暖龍蛇動,宮殿風微燕雀高。

    朝罷香煙攜滿袖,詩成珠玉在揮毫。

    欲知世掌絲綸美,池上于今有鳳毛。

    ”衛宏《漢舊儀》:晝漏盡,夜漏起,省中黃門持五夜。

    五夜者,甲、乙、丙、丁、戊。

    殷夔《刻漏法》:鑄金為司晨,具衣冠,以左手抱箭,右手指刻,以别天時早晚。

    首句指出早朝的時刻。

    二句點明季節。

    仇注:唐時殿庭多植桃柳。

    故岑詩言柳拂旌旗,杜詩言春色仙桃,皆面前真景。

    朱注:春色之秾,桃紅如醉,以在禁中,故曰仙桃,非用王母事。

    《周禮》:析羽為旌,交龍為旂,熊虎為旗,龜蛇為旐。

    “龍蛇”是旌旂上所畫的圖形。

    颔聯寫景,“聲彩壯麗,妙複生動”(楊倫語)。

    《世說新語·容止》載王敬倫(劭)風姿似其父王導。

    桓溫說:“大奴固自有鳳毛。

    ”《南史·謝靈運傳》附其孫超宗傳載謝鳳子超宗有文詞,作殷淑妃诔,帝大嗟賞,對謝莊說:“超宗殊有鳳毛。

    ”睿宗、玄宗傳位冊文皆分别為賈曾、賈至父子所寫,玄宗曾歎道:“累朝盛典,出卿父子之手,可謂難矣。

    ”尾聯用“鳳毛”典故切此事,甚當。

    老杜和章以格法謹嚴見長。

     這四首唱和詩,前人評價雖稍有軒轾,但都寫得花團錦繡、玉潤珠圓,在宮廷詩中堪稱上乘。

    楊仲弘說:“榮遇詩,如賈至諸公早朝篇,氣格雄深,句意嚴整,宮商疊奏,音韻铿锵,真麟遊靈囿,鳳鳴朝陽也。

    熟之可洗寒儉。

    ”(仇注引)單就詩而論,這話也不無道理。

    少年時讀這些詩時,腦海中總會朦朦胧胧地顯現出一派太平盛世、國泰民安的景象。

    後來學了文學史,知道這些詩并非作于“開元全盛日”,而是作于兩京初複、戰亂遠未結束的多事之秋,這就不能不令我感到有點不是滋味。

    處在那種國步艱難、正需勵精圖治的非常時期,做皇帝的居然有這麼好的興緻扮演盛世明君,大擺其譜,顯示他君臨萬方的無比威儀,做臣子的居然忘記了前不久的坎坷遭遇和目前的政治糾紛,溫文爾雅、興會彌長地大唱起粉飾太平的贊歌來,能說這是正常的嗎?比如王維和章中“九天阊阖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二句,要是用來形容“開元盛世”萬國來朝的盛況,倒也罷了,要是說這就是當時朝會的藝術寫照,那純粹是吹牛。

    當然,當時也是有遠人來朝的,如前來助戰的回纥葉護諸人就是,但想到好不容易才把這些恃功邀賞的遠人打發走,自會明白唐王朝實際的國力和地位究竟如何了。

    打腫臉充胖子,本身就是莫大的諷刺。

     這麼說,這組詩,除了藝術上的成就,豈不是毫無意義了?也不盡然。

    我看,至少還有如下兩點認識價值: (一)通過藝術的折光,間接反映出肅宗目光的短淺、心胸的狹窄,當他一旦正位大明宮,似乎就萬事大吉,不遑慮及其他了。

     (二)開元以來,承平日久。

    “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

    ”安祿山之亂,固然引起了巨大震動,令一些有識之士轉而面向殘酷的現實,但兩京的收複,二帝的還京,加上肅宗重禮儀,搞了一系列諸如祭祀、上尊号、封賞、大赦等告成活動,這又給大多數統治者帶來了極其绮麗的“中興”好夢。

    據《新唐書·文藝傳》載,盧綸、吉中孚、韓翃、錢起、司空曙、苗發、崔峒、耿、夏侯審、李端,是為“大曆十才子”。

    (5)他們多寫隐逸、遊宦、宴會、送别等題材,情思沖淡,風格清麗,音律和諧,語言精緻,内容空虛,形式主義傾向明顯。

    如果說這一詩派是當時“中興”好夢在文藝上的反映,客觀上起着歌詠升平、粉飾現實的作用,那麼,賈至諸公的這組早朝大明宮唱和詩,則應看作這一詩派的濫觞。

    這組詩,多少流露出當時封建士大夫們緬懷“盛世”、渴望“中興”、盲目樂觀的情緒來。

     岑參的《寄左省杜拾遺》:“聯步趨丹陛,分曹限紫微。

    曉随天仗入,暮惹禦香歸。

    白發悲花落,青雲羨鳥飛。

    聖朝無阙事,自覺谏書稀。

    ”杜甫《奉答岑參補阙見贈》:“窈窕清禁闼,罷朝歸不同。

    君随丞相後,我往日華東。

    冉冉柳枝碧,娟娟花蕊紅。

    故人得佳句,獨贈白頭翁。

    ”寫得都很具體,可見朝儀和他們當時的生活剪影,也同樣是這種盲目樂觀情緒的表露,沒什麼意義。

    岑參原唱藝術上稍佳,“聖朝”二句則完全是極其廉價的“頌聖”之辭。

     在這種情緒支配下,老杜同時前後還寫了好幾首興緻頗高的榮遇詩。

    他的《宣政殿退朝晚出左掖》說: “天門日射黃金榜,春殿晴曛赤羽旗。

    宮草霏霏承委佩,爐煙細細駐遊絲(6)。

    雲近蓬萊常五色,雪殘鵲亦多時。

    侍臣緩步歸青瑣,退食從容出每遲。

    ”雲開日出,黃金匾額給照射得金光閃閃,晴光把春殿前的赤羽旗烘得更紅了。

    茂密的宮草輕承着飄拂的佩帶,縷縷爐煙黏住了空中的遊絲。

    靠近蓬萊宮常有五色慶雲,鵲觀的雪已經融化多時。

    我身為侍臣緩步回到那青瑣省門,從從容容地退朝出來進食,沒有哪次不是遲到了的。

    &mdash&mdash《唐會要》載,宣政殿在含元殿後,即正衙殿。

    又載貞觀間營永安宮,後改為蓬萊宮,鹹亨初改為含元殿,又改為大明宮。

    鵲是漢代的宮觀名。

    老杜當時做左拾遺,屬門下省(亦稱左省),故下朝出左掖(左便門)。

    老杜經常到大明宮後面的宣政殿上朝,早出晚歸,雖然辛苦,但很得意。

    這首詩就是這種躊躇滿志心情的表露。

    他的《紫宸殿退朝口号》說: “戶外昭容紫袖垂,雙瞻禦座引朝儀。

    香飄合殿春風轉,花覆千官淑景移。

    晝漏稀聞高閣報,天顔有喜近臣知。

    宮中每出歸東省,會送夔龍集鳳池。

    ”含元殿(即大明宮)之北為宣政殿,宣政殿之北為紫宸殿(見《雍錄》);紫宸殿即内朝正殿(見《唐六典》)。

    楊慎說:“唐之朝制,宣政,前殿也,謂之衙,有仗,杜詩所謂&lsquo春旗簇仗齊&rsquo是也。

    紫宸,便殿也,謂之閣,朔望不禦前殿而禦紫宸,謂之入閣,杜詩所謂&lsquo還家初散紫宸朝&rsquo是也。

    ”(仇注引)這首詩寫朔望朝紫宸便殿情事。

    唐制:昭容正二品,系九嫔之一。

    《酉陽雜俎》載,唐時門有宮人垂帛引百僚,或雲自則天,或言因後魏。

    據《開元禮疏》:晉康獻褚後臨朝不坐,則宮人傳百僚拜。

    周、隋相沿,唐亦因之不改。

    首聯言戶外宮人垂袖侍立,引導百官雙雙分行入閣瞻仰、朝拜皇帝。

    唐代三品以上服紫。

    “紫袖”的紫正是昭容服色,并非詩人随意點染。

    描寫細緻而形象,所以邵子湘說:“唐時朝儀尚可想見。

    ”“香飄”句言殿宇極寬,香随春風而到處飄轉。

    “花覆”句言奏對的時間很長,那蔭覆待召朝官們的花影也移動了位置。

    王夫之說:“有大景,有小景,有大景中小景。

    &lsquo柳葉開時任好風&rsquo&lsquo花覆千官淑景移&rsquo,及&lsquo風正一帆懸&rsquo&lsquo青霭入看無&rsquo,皆以小景傳大景之神。

    ”(《姜齋詩話》)《長安志》載含元殿東南有翔鸾閣,西門有栖鳳閣,與飛廊相接。

    “晝漏”句是說,紫宸殿是内衙,稀聞銅壺滴漏,必待翔鸾、栖鳳二高閣傳報白晝時刻。

    唐制:谏官随宰相而入,得近禦前。

    老杜為拾遺,系近臣。

    “天顔”句,自喜接近皇帝,是際遇的不平常。

    “東省”即左掖,指門下省。

    “夔、龍”,皆舜臣名,此借指宰相。

    “宮中”二句是說退朝後歸東省(門下省),然後又集于西省,就政事堂見宰相。

    當時居相位的是張鎬、崔圓、李麟(他們都在這年五月罷政事)。

    黃生說:“唐時故事,每退朝則三省群僚送宰相至中書省而後散。

    此詩首尾并具典故,雖濃麗工整,頗無深意,疑即從二事托諷。

    緣宮人引駕雖屬舊制,然大廷臨禦,萬國觀瞻,豈容此輩接迹?而時主因循不改,其于朝儀為己亵矣。

    至如宰相雖尊,實與群僚比肩而事主。

    退朝會送,此何禮乎?此詩所以志諷。

    然第具文見意,春秋之法在焉。

    宋人目公為詩史,淺之乎窺公矣。

    ”既雲“頗無深意”,何必深文周納?前人解詩,往往迂腐如此。

     他還有兩首寫台省居官生活的五律。

    《晚出左掖》說: “晝刻傳呼淺,春旗簇仗齊。

    退朝花底散,歸院柳邊迷。

    樓雪融城濕,宮雲去殿低。

    避人焚谏草,騎馬欲雞栖。

    ”這詩可看作前面兩首七律的補充,所描寫的時序、情況大緻差不多。

    前面說“晝漏稀聞高閣報”,這裡說“晝刻傳呼淺”。

    “傳呼淺”,是說宮衛報告晝漏時刻是壓低着嗓音傳呼的,見宮禁的森嚴。

    “淺”猶輕,輕的聲音就聽者的感受而言則是淺的。

    舊注有以為“傳呼淺,謂傳呼在晝,不若夜之遠也”,亦通。

    前面說“晴曛赤羽旗”,這裡說“春旗簇仗齊”,都寫儀仗。

    前面說“雪殘鵲亦多時”,這裡說“樓雪融城濕”,此詩似作于前詩之前。

    前面說“花覆千官淑景移”,這裡說“退朝花底散”,見朝官确在殿前花樹下集散。

    《文昌雜錄》載,唐殿庭多種花柳。

    上句寫花,下句寫柳:“歸院柳邊迷”,互文見義。

    前面說“退食從容出每遲”,這裡說“騎馬欲雞栖”,見下朝常晚。

    細節都能一一印證,可見這些詩的寫實性是很強的。

    劉辰翁解七句說:“&lsquo焚谏草&rsquo,不欲人知也。

    &lsquo避人&rsquo而焚,并掩其迹矣。

    ”今日讀此句,總覺得此老未免有點裝腔作勢,但一想到他是個認真的人,或果真鄭重其事如此,就不覺可厭隻覺可歎了。

    肅宗哪裡會聽他的呢?用不了多久他就要給打發走了,還這麼忠心耿耿。

    “雖乏谏诤姿,恐君有遺失。

    ”他真是個真誠的人、執着的人,他往往因有事進谏頭晚興奮得睡不着覺。

    他的《春宿左省》:“花隐掖垣暮,啾啾栖鳥過。

    星臨萬戶動,月傍九霄多。

    不寐聽金鑰,因風想玉珂。

    明朝有封事,數問夜如何?”寫他春宿門下省等待上朝進谏情景,就真實地反映了這種既興奮又有點緊張的心情。

     他的《送翰林張司馬南海勒碑》:“冠冕通南極,文章落上台。

    诏從三殿去,碑到百蠻開。

    野館秾花發,春帆細雨來。

    不知滄海使,天遣幾時回?”寫得冠冕堂皇、風流蘊藉,同作者當時的昂揚情緒、快暢心境是相一緻的。

    王嗣奭說:“後聯&lsquo野館秾花&rsq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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