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史學研究中存在的幾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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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十三年來，特别是大躍進的四年來，我們在曆史科學的研究和教學方面，進行了巨大的工作，取得了輝煌的成就。
在曆史研究方面，我們提出了很多中國史上的重大問題，如中國古代史和近代史的分期問題，中國封建社會内部分期問題，資本主義萌芽問題，土地所有制問題，農民戰争問題，漢民族形成問題，少數民族社會性質問題，曆史人物評論問題等等。
對于這些問題，都展開了熱烈的讨論，雖然還有分歧的意見，但對這些問題的認識，已經深入得多了。
在教學方面，我們開出了很多新的、以前沒有的課程，如中國現代史，世界現代史，工人運動史，中國民族史，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史等等。
對于這些新的課程，都寫出了講稿，雖然這些講稿尚有待于進一步充實，但大體上都已經粗具規模。
在資料編纂方面，也做了很多工作。
我們編出了《中國近代史參考資料叢刊》十一種，字數在兩千萬以上。
中國古代史資料也編了很多。
此外，我們還從曆史檔案中輯出了很多前所未見的資料。
還有考古發掘和民族調查中新發現的曆史資料。
根據不完全的統計，解放以來，我們在考古發掘中發現的完整的古器物在四十萬件以上，不完整的在五百萬件以上。
經過初步整理的民族調查資料，約有兩億多字。
在古籍整理方面，《資治通鑒》已經出版，二十四史正在标點。
曆史文獻上保留下來的最基本、最系統的民族史資料四夷列傳，已經整理完畢，出版了一部分。
此外很多卷帙浩繁的類書、叢書都已出版。
在工具書方面，我們編出《中外曆史年表》。
曆史地圖、曆史圖譜也正在編纂和繪制中。
應該特别指出的是近幾年來，我們編寫了很多種曆史小叢書，這對于普及曆史知識起了很大的作用。
所有這些，都是我們在曆史科學方面取得的成績，但更大的成績還不是上述各方面的成就，而是我們在曆史科學領域内鞏固地樹立了馬克思列甯主義旗幟，确立了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解決了曆史科學的方向問題和道路問題。
培養了大量的青年史學工作者，擴大了馬克思列甯主義曆史科學的隊伍，加強了曆史科學戰線上的力量。
我們在曆史科學方面取得的成績是很大的，應該肯定這是我們在曆史科學戰線上的勝利。
但是在我們走向勝利的路途中，是不是就沒有任何缺點呢？在我看來，缺點是有的，而且不少，有些缺點還是相當嚴重的。
雖然這些缺點，比起成績來隻是一個指頭的問題，但是缺點總是缺點。
我們應該承認這些缺點，改正這些缺點，讓我們的曆史科學更健康地發展。
現在我要談的就是缺點。
我今天想談四個問題：（一）史與論的問題，（二）政策與理論的問題，（三）階級觀點與曆史主義的問題，（四）客觀規律性與主觀能動性的問題。
一 史與論的問題 史與論的問題不僅是曆史學上的一個問題，文學、哲學、政治、經濟、法律等都有這個問題。
有一個時期，在學校裡曾經流行過“以論帶史”的口号，這個口号在當時是起過一定的積極作用的。
通過這個口号，我們反擊了資産階級的“唯史料論”、“史料即史學”等等的謬論，從原則上扭轉了那種輕視馬克思列甯主義、毛澤東著作的資産階級曆史學的傾向。
但是這個口号帶有很大的片面性，在我個人看，甚至可以說是錯誤的。
因為“以論帶史”的提法，意味着研究曆史要從理論或概念出發，不從具體史實出發。
這和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上的提法是不符合的。
恩格斯說：“共産主義不是學說，而是運動。
它不是從原則出發，而是從事實出發。
被共産主義者作為自己前提的不是某種哲學，而是過去曆史的整個過程。
”[1]又說：“不論在自然科學或曆史科學的領域中，必須從既定的事實出發，&hellip&hellip在理論的自然科學中不能虛構一些聯系放到事實中去，而是要從事實中發現這些聯系。
”[2]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說：“我們讨論問題，應當從實際出發，不是從定義出發。
”又說：“我們是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思主義叫我們看問題不要從抽象的定義出發，而要從客觀存在的事實出發。
”[3]顯然，“以論帶史”的提法和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提法是背道而馳的。
這個提法應該廢除。
正确的提法應該是觀點與材料統一。
有人說，“以論帶史”的“論”是指馬克思列甯主義和毛澤東思想，難道用馬克思列甯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帶動曆史研究還有什麼錯誤嗎？用馬克思列甯主義和毛澤東思想作為原則來研究曆史或其他社會科學，當然沒有錯誤，但是，從馬克思到毛主席的思想，都隻能是研究的指導思想，不是研究的出發點。
研究的出發點不是原則而是特定的具體事實。
恩格斯說過：“原則并不是研究的出發點，而是它的終了的結果；這些原則不是被應用于自然界和人類曆史，而是從自然界和人類曆史中抽象出來的；并不是自然界和人類要适合于原則，而是相反地，原則隻有在其适合于自然界和曆史之時才是正确的。
”[4]因此我們隻能用原則去研究具體事實，再從具體事實的研究中概括出新的原則。
研究應該是從事實到原則，從具體到抽象，不是從原則到原則，從抽象到抽象。
由于“以論帶史”的口号帶有片面性，所以後來産生了流弊，以緻把“以論帶史”變成了“以論代史”。
個别教師簡直就少講或不講具體的曆史事實，用社會發展史的原理原則代替具體的曆史。
他們随便摘錄一些經典著作中的文句來代替具體的科學分析，不分析具體的曆史情況，隻根據經典著作中的一二文句便做出結論。
在講稿中，不是空空洞洞說一些原理原則，就是幹巴巴引用一些教條，一再重複人所周知的道理，把一些臆想的結論強加于具體的曆史，委屈甚至割裂具體的曆史，使曆史上的客觀存在服從曆史家主觀的意圖。
但是，曆史學的任務，并不是要我們重複人所周知的道理，而是要用馬克思主義的原則來分析具體的曆史，找出曆史發展的規律。
當然，有些教師，也引用一點材料，但他們不是根據這些材料做出獨立的概括，更談不到創造性地解決曆史問題。
他們挑選材料隻是作為原理原則的注腳，因而研究的全部藝術就在于多多益善地引用經典著作中的詞句。
經典著作變成了曆史科學的标簽。
愈空洞愈好，愈抽象愈好，愈枯燥愈好，在有一個時期似乎曾經成了一種風氣。
有些人，甚至要在“打破王朝體系”的口号之下，從曆史上消滅典章制度、王朝興亡和其他具體史實，乃至要從曆史上消滅那些作為時代标志的王朝的稱号。
這樣一來，曆史上剩下來的就隻有公元紀年了。
“打破王朝體系”這個口号是對的，但是“打破王朝體系”是打破以帝王為中心的思想體系，不是從曆史上消滅王朝的稱号。
王朝是曆史的存在，是不應該消滅的，用不着消滅的，也是消滅不了的。
然而有人就想消滅王朝。
這種想法，我以為是錯誤的，因為曆史學家無權根據自己的愛憎從曆史上消滅具體事實，曆史學交給曆史學家的任務是分析這些具體事實，做出正确的結論。
由于以論代史，因而有一個時期，在我們的曆史教學或研究中，隻是圍繞着馬克思列甯主義中的一般原理原則甚至文句轉來轉去。
馬克思列甯主義是應該學習的，但我們要學習的，不隻是它的文句，更重要的是它的精神實質，它的思想方法。
文句也應該記得，也可以引用，但不是把文句作為花邊，作為标簽。
公式更應該記得，但不能把公式當作鐵範來改鑄曆史。
恩格斯說過：“至于說到您用唯物主義的方法來處理這個問題的嘗試，那麼首先我應當說明：不把唯物主義的方法當作研究曆史的指導線索，而把它當作現成的公式，将曆史的事實宰割和剪裁得适合于它，那麼唯物主義的方法就變成和它相反的東西了。
”[5] 馬克思主義的一般原理原則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但并不等于具體曆史，更不能代替具體曆史。
正像列甯所說的：“如果談到某一國家（例如談到這個國家的民族綱領），那就要估計到在同一曆史時代這個國家不同于其他國家的具體特點。
”[6]如果不估計到一個國家的具體特點，那就不可能找到這個國家的曆史發展的規律。
因為馬克思發現的曆史發展規律，是人類曆史發展的共同規律，
在曆史研究方面，我們提出了很多中國史上的重大問題，如中國古代史和近代史的分期問題，中國封建社會内部分期問題，資本主義萌芽問題，土地所有制問題，農民戰争問題，漢民族形成問題，少數民族社會性質問題，曆史人物評論問題等等。
對于這些問題，都展開了熱烈的讨論，雖然還有分歧的意見，但對這些問題的認識，已經深入得多了。
在教學方面，我們開出了很多新的、以前沒有的課程，如中國現代史，世界現代史，工人運動史，中國民族史，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史等等。
對于這些新的課程，都寫出了講稿，雖然這些講稿尚有待于進一步充實，但大體上都已經粗具規模。
在資料編纂方面，也做了很多工作。
我們編出了《中國近代史參考資料叢刊》十一種，字數在兩千萬以上。
中國古代史資料也編了很多。
此外，我們還從曆史檔案中輯出了很多前所未見的資料。
還有考古發掘和民族調查中新發現的曆史資料。
根據不完全的統計，解放以來，我們在考古發掘中發現的完整的古器物在四十萬件以上，不完整的在五百萬件以上。
經過初步整理的民族調查資料，約有兩億多字。
在古籍整理方面，《資治通鑒》已經出版，二十四史正在标點。
曆史文獻上保留下來的最基本、最系統的民族史資料四夷列傳，已經整理完畢，出版了一部分。
此外很多卷帙浩繁的類書、叢書都已出版。
在工具書方面，我們編出《中外曆史年表》。
曆史地圖、曆史圖譜也正在編纂和繪制中。
應該特别指出的是近幾年來，我們編寫了很多種曆史小叢書，這對于普及曆史知識起了很大的作用。
所有這些，都是我們在曆史科學方面取得的成績，但更大的成績還不是上述各方面的成就，而是我們在曆史科學領域内鞏固地樹立了馬克思列甯主義旗幟，确立了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解決了曆史科學的方向問題和道路問題。
培養了大量的青年史學工作者，擴大了馬克思列甯主義曆史科學的隊伍，加強了曆史科學戰線上的力量。
我們在曆史科學方面取得的成績是很大的，應該肯定這是我們在曆史科學戰線上的勝利。
但是在我們走向勝利的路途中，是不是就沒有任何缺點呢？在我看來，缺點是有的，而且不少，有些缺點還是相當嚴重的。
雖然這些缺點，比起成績來隻是一個指頭的問題，但是缺點總是缺點。
我們應該承認這些缺點，改正這些缺點，讓我們的曆史科學更健康地發展。
現在我要談的就是缺點。
我今天想談四個問題：（一）史與論的問題，（二）政策與理論的問題，（三）階級觀點與曆史主義的問題，（四）客觀規律性與主觀能動性的問題。
一 史與論的問題 史與論的問題不僅是曆史學上的一個問題，文學、哲學、政治、經濟、法律等都有這個問題。
有一個時期，在學校裡曾經流行過“以論帶史”的口号，這個口号在當時是起過一定的積極作用的。
通過這個口号，我們反擊了資産階級的“唯史料論”、“史料即史學”等等的謬論，從原則上扭轉了那種輕視馬克思列甯主義、毛澤東著作的資産階級曆史學的傾向。
但是這個口号帶有很大的片面性，在我個人看，甚至可以說是錯誤的。
因為“以論帶史”的提法，意味着研究曆史要從理論或概念出發，不從具體史實出發。
這和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上的提法是不符合的。
恩格斯說：“共産主義不是學說，而是運動。
它不是從原則出發，而是從事實出發。
被共産主義者作為自己前提的不是某種哲學，而是過去曆史的整個過程。
”[1]又說：“不論在自然科學或曆史科學的領域中，必須從既定的事實出發，&hellip&hellip在理論的自然科學中不能虛構一些聯系放到事實中去，而是要從事實中發現這些聯系。
”[2]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說：“我們讨論問題，應當從實際出發，不是從定義出發。
”又說：“我們是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思主義叫我們看問題不要從抽象的定義出發，而要從客觀存在的事實出發。
”[3]顯然，“以論帶史”的提法和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提法是背道而馳的。
這個提法應該廢除。
正确的提法應該是觀點與材料統一。
有人說，“以論帶史”的“論”是指馬克思列甯主義和毛澤東思想，難道用馬克思列甯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帶動曆史研究還有什麼錯誤嗎？用馬克思列甯主義和毛澤東思想作為原則來研究曆史或其他社會科學，當然沒有錯誤，但是，從馬克思到毛主席的思想，都隻能是研究的指導思想，不是研究的出發點。
研究的出發點不是原則而是特定的具體事實。
恩格斯說過：“原則并不是研究的出發點，而是它的終了的結果；這些原則不是被應用于自然界和人類曆史，而是從自然界和人類曆史中抽象出來的；并不是自然界和人類要适合于原則，而是相反地，原則隻有在其适合于自然界和曆史之時才是正确的。
”[4]因此我們隻能用原則去研究具體事實，再從具體事實的研究中概括出新的原則。
研究應該是從事實到原則，從具體到抽象，不是從原則到原則，從抽象到抽象。
由于“以論帶史”的口号帶有片面性，所以後來産生了流弊，以緻把“以論帶史”變成了“以論代史”。
個别教師簡直就少講或不講具體的曆史事實，用社會發展史的原理原則代替具體的曆史。
他們随便摘錄一些經典著作中的文句來代替具體的科學分析，不分析具體的曆史情況，隻根據經典著作中的一二文句便做出結論。
在講稿中，不是空空洞洞說一些原理原則，就是幹巴巴引用一些教條，一再重複人所周知的道理，把一些臆想的結論強加于具體的曆史，委屈甚至割裂具體的曆史，使曆史上的客觀存在服從曆史家主觀的意圖。
但是，曆史學的任務，并不是要我們重複人所周知的道理，而是要用馬克思主義的原則來分析具體的曆史，找出曆史發展的規律。
當然，有些教師，也引用一點材料，但他們不是根據這些材料做出獨立的概括，更談不到創造性地解決曆史問題。
他們挑選材料隻是作為原理原則的注腳，因而研究的全部藝術就在于多多益善地引用經典著作中的詞句。
經典著作變成了曆史科學的标簽。
愈空洞愈好，愈抽象愈好，愈枯燥愈好，在有一個時期似乎曾經成了一種風氣。
有些人，甚至要在“打破王朝體系”的口号之下，從曆史上消滅典章制度、王朝興亡和其他具體史實，乃至要從曆史上消滅那些作為時代标志的王朝的稱号。
這樣一來，曆史上剩下來的就隻有公元紀年了。
“打破王朝體系”這個口号是對的，但是“打破王朝體系”是打破以帝王為中心的思想體系，不是從曆史上消滅王朝的稱号。
王朝是曆史的存在，是不應該消滅的，用不着消滅的，也是消滅不了的。
然而有人就想消滅王朝。
這種想法，我以為是錯誤的，因為曆史學家無權根據自己的愛憎從曆史上消滅具體事實，曆史學交給曆史學家的任務是分析這些具體事實，做出正确的結論。
由于以論代史，因而有一個時期，在我們的曆史教學或研究中，隻是圍繞着馬克思列甯主義中的一般原理原則甚至文句轉來轉去。
馬克思列甯主義是應該學習的，但我們要學習的，不隻是它的文句，更重要的是它的精神實質，它的思想方法。
文句也應該記得，也可以引用，但不是把文句作為花邊，作為标簽。
公式更應該記得，但不能把公式當作鐵範來改鑄曆史。
恩格斯說過：“至于說到您用唯物主義的方法來處理這個問題的嘗試，那麼首先我應當說明：不把唯物主義的方法當作研究曆史的指導線索，而把它當作現成的公式，将曆史的事實宰割和剪裁得适合于它，那麼唯物主義的方法就變成和它相反的東西了。
”[5] 馬克思主義的一般原理原則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但并不等于具體曆史，更不能代替具體曆史。
正像列甯所說的：“如果談到某一國家（例如談到這個國家的民族綱領），那就要估計到在同一曆史時代這個國家不同于其他國家的具體特點。
”[6]如果不估計到一個國家的具體特點，那就不可能找到這個國家的曆史發展的規律。
因為馬克思發現的曆史發展規律，是人類曆史發展的共同規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