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宋通鑒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四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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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水行于今所謂故道者。
水既淤澀，乃決天台埽，尋塞而複故道，未幾，又決于滑州南鐵狗廟，今所謂龍門埽者。
其後數年，又塞而複故道，已而又決王楚埽。
所決差小，與故道分流，然而故道之水終以壅淤，故又橫垅大決，是則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複，所複不久，終必決于上流者，由故道淤高而水不能行故也。
及橫垅既決，水流就下，所以十餘年間，河未為患。
至慶曆三四年，橫垅之水又自海口先淤凡一百四十餘裡，其後淤金、赤三河，相次又淤下流。
下流既梗，反決于上流之商胡口。
然則京東橫垅兩河故道，皆下流淤塞，河水已棄之高地。
京東故道屢複屢決，理不可複，不待言而易知之。
昨議者度京東故道，止雲銅城已上地高，不知大抵東去皆高，銅城已上乃特高爾。
其東北銅城已上則稍低，比商胡已上，則實高也。
若雲銅城已東地勢平下，則當日水流宜決銅城已上，何緣而頓淤橫垅之口，亦何緣而大決也?然則兩河故道既皆不可為，則河北水患何為而去?臣聞智者之于事有所不能必，則較其利害之輕重，擇其害少而為之，猶愈于害多利少，何況有害而無利?此三者，可較而擇也。
又商胡初決之時，議欲修塞，計用梢茭一千八百萬，科配六路一百餘州軍。
今欲塞者，乃往年之商胡，則必用往年之物數。
至于開鑿故道，張奎所計工費甚大。
其後李參減損，猶用三十萬人。
然欲以小河之狹容大河之水，此可笑者。
又欲增一夫所開三尺之方倍為六，亦且闊、厚三尺而長六尺，自一倍之功，在于人力，已為勞苦。
若雲六尺之方，以開方法算之，乃八倍之功，此豈人力之所能勝?是則前功既大而難興，後功雖小而不實。
大抵塞商胡、開故道，凡二大役，皆困國勞人。
所舉如此，而欲開難複屢決已驗之故道，使虛費而商胡不可塞，故道不可複，此所謂有害而無利者也。
就使幸而暫塞，以纾目前之患，而終于上流必決，如龍門、橫垅之比，此所謂利少而害多也。
若六塔者，于大河有減水之名，而無減患之實。
今下流所散已多，若全回大河以注之，則濱、棣、德、博，河北所仰之地，不勝其患，而又淤澀上流，必有他決之虞，此直有害而無利爾，是皆智者之不力也。
今若因水所在增治堤防，疏其下流，浚以人海，則可無決溢散漫之虞。
今河所曆數州之地誠為患矣，堤防歲用之大誠為勞矣，與其虛費天下之财，虛費大衆之役，而不能成功，終不免為數州之患，勞歲用之夫，則此所謂害少者，乃智者所宜擇也。
大約今河之勢，負三決之虞複故道，上流必決；開六塔上流，亦決河下流，若不浚使入海，則上流亦決。
臣請選知水利之臣，就其下流求入海之路而浚之，不然下流梗澀，則終虞上決，為患無涯。
臣非知水者，但以今事可驗者較之，亦願下群臣議，裁取其當焉。
』 蘇轍作修神道碑雲：『河決商胡，賈昌朝留守北京，欲開橫垅故道，回河使東。
有李仲昌者，欲導商胡入六塔河。
诏兩府、台谏集議。
陳執中當國，主橫垅議。
執中罷去，而宰相複以仲昌之言為然。
』宰相，蓋指富弼也。
今附此。
甲申，翰林學士承旨孫抃等言：『奉诏定黃河利害，其開故道，誠為經久之利，然功大不能卒就。
其六塔河如相度容得大河，使導而東去，可以纾恩、冀全堤患，即乞許之。
』 十二月丁亥[11]，中書奏：『自商胡決，為大名、恩、冀患，先議開銅城道，塞商胡，以功大難卒就緩之，則憂金堤泛溢，不能捍也。
願備工費入橫垅，宜令河北東預完堤埽，并上河水所占民田。
』從之，始用李仲昌議也。
戊子，知澶州、天平留後李璋為修河都部署，河北轉運使、兵部郎中、天章閣待制周沆權同知澶州、都大管勾應付修河公事，宣政使、果州團練使、入内副都知鄧保吉為修河钤轄，殿中丞李仲昌都大提舉河渠司，内殿承制張懷恩為修河都監。
尋以北作坊使、果州團練使、内殿押班王從善為修河都钤轄。
壬辰，龍圖閣直學士、給事中施昌言為都大修河制置使，提點開封府界諸縣鎮公事、度支員外郎蔡挺都大提點河渠司勾當公事，太常博士楊緯并同管勾修河。
昌言辭之，不許。
嘉祐元年四月壬子朔，李仲昌等塞商胡，北流入六塔河，溢不能容，是夕複決，溺兵夫、漂刍茭不可勝計。
壬申，殿中侍禦史趙抃言：『臣伏睹今春朝廷指揮商胡北流口，候至秋冬閉塞。
其修河司李仲昌、張懷恩等全不依禀制旨，妄稱水勢自然過入六塔新河，盛夏之初，遂爾閉合。
一日之内，果即沖開，失壞物料一二百萬，溺役兵夫性命不少，民力疲弊，道路驚嗟，豈非意在急切，力觊恩賞?失計敗事，咎将誰歸?伏望陛下特賜宸斷，其仲昌、懷恩及應管勾臣等亟加貶黜，以正典刑。
謝彼方之生靈，戒後來之妄作。
』 六月戊午，龍圖閣直學士、給事中施昌言為樞密直學士、知澶州。
時六塔河既修複決，朝廷猶欲成之，因以澶授昌言，冀便役事雲。
命昌言知澶州以便役事，此據其本傳。
四月壬子朔，六塔河已決，不知何故昌言今乃加職。
又後此三日，李璋等皆責，而昌言獨免，至十一月甲辰昌言始責，殊不可曉，今據趙抃奏議增修。
辛酉，降知澶州、修河都部署、天平留後李
水既淤澀，乃決天台埽，尋塞而複故道，未幾，又決于滑州南鐵狗廟，今所謂龍門埽者。
其後數年，又塞而複故道，已而又決王楚埽。
所決差小，與故道分流，然而故道之水終以壅淤，故又橫垅大決，是則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複，所複不久，終必決于上流者，由故道淤高而水不能行故也。
及橫垅既決，水流就下，所以十餘年間，河未為患。
至慶曆三四年，橫垅之水又自海口先淤凡一百四十餘裡，其後淤金、赤三河，相次又淤下流。
下流既梗，反決于上流之商胡口。
然則京東橫垅兩河故道，皆下流淤塞，河水已棄之高地。
京東故道屢複屢決，理不可複，不待言而易知之。
昨議者度京東故道，止雲銅城已上地高，不知大抵東去皆高，銅城已上乃特高爾。
其東北銅城已上則稍低，比商胡已上，則實高也。
若雲銅城已東地勢平下，則當日水流宜決銅城已上，何緣而頓淤橫垅之口，亦何緣而大決也?然則兩河故道既皆不可為，則河北水患何為而去?臣聞智者之于事有所不能必，則較其利害之輕重，擇其害少而為之，猶愈于害多利少，何況有害而無利?此三者，可較而擇也。
又商胡初決之時，議欲修塞，計用梢茭一千八百萬，科配六路一百餘州軍。
今欲塞者，乃往年之商胡，則必用往年之物數。
至于開鑿故道，張奎所計工費甚大。
其後李參減損，猶用三十萬人。
然欲以小河之狹容大河之水，此可笑者。
又欲增一夫所開三尺之方倍為六，亦且闊、厚三尺而長六尺，自一倍之功，在于人力，已為勞苦。
若雲六尺之方，以開方法算之，乃八倍之功，此豈人力之所能勝?是則前功既大而難興，後功雖小而不實。
大抵塞商胡、開故道，凡二大役，皆困國勞人。
所舉如此，而欲開難複屢決已驗之故道，使虛費而商胡不可塞，故道不可複，此所謂有害而無利者也。
就使幸而暫塞，以纾目前之患，而終于上流必決，如龍門、橫垅之比，此所謂利少而害多也。
若六塔者，于大河有減水之名，而無減患之實。
今下流所散已多，若全回大河以注之，則濱、棣、德、博，河北所仰之地，不勝其患，而又淤澀上流，必有他決之虞，此直有害而無利爾，是皆智者之不力也。
今若因水所在增治堤防，疏其下流，浚以人海，則可無決溢散漫之虞。
今河所曆數州之地誠為患矣，堤防歲用之大誠為勞矣，與其虛費天下之财，虛費大衆之役，而不能成功，終不免為數州之患，勞歲用之夫，則此所謂害少者，乃智者所宜擇也。
大約今河之勢，負三決之虞複故道，上流必決；開六塔上流，亦決河下流，若不浚使入海，則上流亦決。
臣請選知水利之臣，就其下流求入海之路而浚之，不然下流梗澀，則終虞上決，為患無涯。
臣非知水者，但以今事可驗者較之，亦願下群臣議，裁取其當焉。
』 蘇轍作修神道碑雲：『河決商胡，賈昌朝留守北京，欲開橫垅故道，回河使東。
有李仲昌者，欲導商胡入六塔河。
诏兩府、台谏集議。
陳執中當國，主橫垅議。
執中罷去，而宰相複以仲昌之言為然。
』宰相，蓋指富弼也。
今附此。
甲申，翰林學士承旨孫抃等言：『奉诏定黃河利害，其開故道，誠為經久之利，然功大不能卒就。
其六塔河如相度容得大河，使導而東去，可以纾恩、冀全堤患，即乞許之。
』 十二月丁亥[11]，中書奏：『自商胡決，為大名、恩、冀患，先議開銅城道，塞商胡，以功大難卒就緩之，則憂金堤泛溢，不能捍也。
願備工費入橫垅，宜令河北東預完堤埽，并上河水所占民田。
』從之，始用李仲昌議也。
戊子，知澶州、天平留後李璋為修河都部署，河北轉運使、兵部郎中、天章閣待制周沆權同知澶州、都大管勾應付修河公事，宣政使、果州團練使、入内副都知鄧保吉為修河钤轄，殿中丞李仲昌都大提舉河渠司，内殿承制張懷恩為修河都監。
尋以北作坊使、果州團練使、内殿押班王從善為修河都钤轄。
壬辰，龍圖閣直學士、給事中施昌言為都大修河制置使，提點開封府界諸縣鎮公事、度支員外郎蔡挺都大提點河渠司勾當公事，太常博士楊緯并同管勾修河。
昌言辭之，不許。
嘉祐元年四月壬子朔，李仲昌等塞商胡，北流入六塔河，溢不能容，是夕複決，溺兵夫、漂刍茭不可勝計。
壬申，殿中侍禦史趙抃言：『臣伏睹今春朝廷指揮商胡北流口，候至秋冬閉塞。
其修河司李仲昌、張懷恩等全不依禀制旨，妄稱水勢自然過入六塔新河，盛夏之初，遂爾閉合。
一日之内，果即沖開，失壞物料一二百萬，溺役兵夫性命不少，民力疲弊，道路驚嗟，豈非意在急切，力觊恩賞?失計敗事，咎将誰歸?伏望陛下特賜宸斷，其仲昌、懷恩及應管勾臣等亟加貶黜，以正典刑。
謝彼方之生靈，戒後來之妄作。
』 六月戊午，龍圖閣直學士、給事中施昌言為樞密直學士、知澶州。
時六塔河既修複決，朝廷猶欲成之，因以澶授昌言，冀便役事雲。
命昌言知澶州以便役事，此據其本傳。
四月壬子朔，六塔河已決，不知何故昌言今乃加職。
又後此三日，李璋等皆責，而昌言獨免，至十一月甲辰昌言始責，殊不可曉，今據趙抃奏議增修。
辛酉，降知澶州、修河都部署、天平留後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