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宋通鑒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五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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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宗皇帝
濮議
治平元年五月癸亥，宰臣韓琦等奏：『陛下即位以來，仁施澤浃。
九族既睦，萬國交歡。
而濮安懿王德盛位隆，所宜尊禮。
伏請下有司議濮安懿王及谯國太夫人王氏、襄國太夫人韓氏、仙遊縣君任氏合行典禮，詳處其當，以時施行。
』诏須大祥後議之。
二年四月戊戌，诏禮官及待制以上議崇奉濮安懿王典禮以聞，宰臣韓琦等以元年五月奏進呈故也。
六月。
初議崇奉濮安懿王典禮，翰林學士王珪等相顧不敢先發[1]，天章閣待制司馬光獨奮筆立議。
議成，珪即敕吏以光手藁為案。
其議曰：『況前代之入繼者[2]，多宮車晏駕之後。
援立之冊，或出母後，或出近臣，非如仁宗皇帝年齡未衰，深惟宗廟之重，祇承天地之意，于宗室衆多之中，簡拔聖明，授以大業。
陛下親為先帝之子，然後繼體承祧，光有天下。
濮安懿王雖于陛下有天性之親、顧複之恩，然陛下所以負扆端冕、富有四海、子子孫孫、萬世相承者，皆先帝之德也。
臣等愚淺，不達古今，竊以今日所以崇奉濮安懿王典禮，宜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高官大國，極其尊榮。
谯國、襄國太夫人、仙遊縣君亦改封大國太夫人。
考之古今，實為宜稱。
』議上，中書奏：『王珪等議，未見詳定濮王當稱何親，名與不名。
』珪等議：『濮王于仁宗為兄，于皇帝宜稱伯而不名，如楚王、泾王故事。
』議者或欲稱皇伯考，天章閣待制呂公著曰：『真宗以太祖為皇伯考，非可加于濮王也。
』 是月己酉，中書又奏：『按《儀禮》：「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服。
」及案令文與《五服年月敕》并雲：為人後者，為其所後父斬衰三年；為人後者，為其父母齊衰期。
即出繼之子，于所繼生父母，皆稱父母。
又漢宣帝、光武皆稱其父為皇考。
今王珪等議稱皇伯，于典禮未見明據。
請下尚書省，集三省、禦史台官議奏。
』诏從之。
執政意朝士必有迎合者，而台谏皆是王珪等，議論洶洶。
未及上，太後以珪等議稱皇伯考為無稽，且欲緩其事，須太後意解。
甲寅，降诏曰：『如聞集議議論不一，宜權罷議，當令有司博求典故，務合禮經以聞。
』翰林學士範鎮時判太常寺，即率禮官上言：『漢宣帝于昭帝為孫，光武于平帝為祖，則其父容可以稱皇考，然議者猶或非之，謂其以小宗而合大宗之統也。
今陛下既考仁宗，又考濮安懿王，則其失非特漢宣、光武之比矣。
凡稱帝稱王，若皇考，立寝廟，論昭穆，皆非是。
』因具列《儀禮》及漢儒議論、魏明帝诏為五篇奏之。
執政得奏，怒，召鎮責曰：『诏書雲當令檢詳，奈何遽列上耶?』鎮曰：『有司得诏書不敢稽留，即以聞，乃其職也，奈何更以為罪乎?』于是台官自中丞賈黯以下各有奏，乞早從王珪等議。
侍禦史知雜事呂誨言：『臣謹按《儀禮》：「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服。
」蓋為大宗斬，還為小宗，期不二斬[3]，明于彼而判于此也。
又按：令文與《五服年月敕》：出繼之子，于所生皆稱父母。
稱父母者，所以别其本，正于後也。
在屬籍當行除祔，斯令之意可明也。
如漢宣、光武皆稱父為皇考者，二帝上承本宗，皆非旁繼，于今事體略不相類。
王珪等議濮安懿王于仁宗皇帝其屬為兄，于皇帝合稱皇伯而不名，于《禮》得矣。
及引元佐、元俨稱皇兄、皇叔之類，皆本朝典禮，安得謂之無據?臣竊原敕意，直欲加濮安懿王為皇考，與仁廟同稱，如是則尊有二上，服有二斬，禮律之文，皆相戾矣。
雲臣伏望陛下開廣聖慮，精勤孝治，不作無益，以害至公。
既罷三省集議，當别降诏旨，以王珪等議為定。
以前後所獻不一，盡降出外，辨正是非，明其有罪，賓之于法，可以渙釋群疑，杜絕邪論。
』奏留中不行。
司馬光又言：『臣伏見鄉者诏群臣議濮安懿王合行典禮，翰林學士王珪等二十餘人皆以為宜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
凡兩次會議，無一人異辭，所以言者蓋欲奉懿王以禮，輔陛下以義。
而政府之意，獨欲尊濮王為皇考，巧飾詞說，誤惑聖聽，不顧先王大典，蔑棄天下之公議，使宗室疏屬皆已受封贈，而崇奉濮王之禮至今獨未施行，此衆所以抑郁而未為稱惬者也。
或恐陛下未能知二議是非，臣請為陛下别白言之：政府言《禮》、令文、《五服年月敕》雲：「為人後者，為其父母。
即出繼之子，于所生皆稱父母。
」臣案：禮法必須指事立文，使人曉解。
今欲言「為人後者，為其父母之服」，若不謂之父母，不知如何立文?此乃政府欺罔天下之人，謂其不識文理也。
又言漢宣帝、光武皆稱其父為皇考。
臣案：宣帝承昭帝之後，以孫繼祖，故尊其父為皇考，而不敢尊其祖為皇祖考，以其與昭穆同故也。
光武起布衣，誅王莽，親冒矢石，以得天下，名為中興，其實創業。
雖自立七廟，猶非太過，況但稱皇考，其謙損甚矣。
今陛下親為仁宗之子，以承大業。
《傳》曰：「國無二君，家無二尊。
」若複尊濮王為皇考，則置仁宗于何地耶?政府前以二帝不加尊号于其父祖，引以為法則可矣，若為皇考之名亦可施于今日，則事恐不侔。
以此言之，濮王當稱皇伯，又何疑矣?願陛下上稽古典，下順衆志，以禮崇奉濮安懿王，如珪等所議。
此亦和天人之一事也。
』
九族既睦，萬國交歡。
而濮安懿王德盛位隆，所宜尊禮。
伏請下有司議濮安懿王及谯國太夫人王氏、襄國太夫人韓氏、仙遊縣君任氏合行典禮，詳處其當，以時施行。
』诏須大祥後議之。
二年四月戊戌，诏禮官及待制以上議崇奉濮安懿王典禮以聞，宰臣韓琦等以元年五月奏進呈故也。
六月。
初議崇奉濮安懿王典禮，翰林學士王珪等相顧不敢先發[1]，天章閣待制司馬光獨奮筆立議。
議成，珪即敕吏以光手藁為案。
其議曰：『況前代之入繼者[2]，多宮車晏駕之後。
援立之冊，或出母後，或出近臣，非如仁宗皇帝年齡未衰，深惟宗廟之重，祇承天地之意，于宗室衆多之中，簡拔聖明，授以大業。
陛下親為先帝之子，然後繼體承祧，光有天下。
濮安懿王雖于陛下有天性之親、顧複之恩，然陛下所以負扆端冕、富有四海、子子孫孫、萬世相承者，皆先帝之德也。
臣等愚淺，不達古今，竊以今日所以崇奉濮安懿王典禮，宜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高官大國，極其尊榮。
谯國、襄國太夫人、仙遊縣君亦改封大國太夫人。
考之古今，實為宜稱。
』議上，中書奏：『王珪等議，未見詳定濮王當稱何親，名與不名。
』珪等議：『濮王于仁宗為兄，于皇帝宜稱伯而不名，如楚王、泾王故事。
』議者或欲稱皇伯考，天章閣待制呂公著曰：『真宗以太祖為皇伯考，非可加于濮王也。
』 是月己酉，中書又奏：『按《儀禮》：「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服。
」及案令文與《五服年月敕》并雲：為人後者，為其所後父斬衰三年；為人後者，為其父母齊衰期。
即出繼之子，于所繼生父母，皆稱父母。
又漢宣帝、光武皆稱其父為皇考。
今王珪等議稱皇伯，于典禮未見明據。
請下尚書省，集三省、禦史台官議奏。
』诏從之。
執政意朝士必有迎合者，而台谏皆是王珪等，議論洶洶。
未及上，太後以珪等議稱皇伯考為無稽，且欲緩其事，須太後意解。
甲寅，降诏曰：『如聞集議議論不一，宜權罷議，當令有司博求典故，務合禮經以聞。
』翰林學士範鎮時判太常寺，即率禮官上言：『漢宣帝于昭帝為孫，光武于平帝為祖，則其父容可以稱皇考，然議者猶或非之，謂其以小宗而合大宗之統也。
今陛下既考仁宗，又考濮安懿王，則其失非特漢宣、光武之比矣。
凡稱帝稱王，若皇考，立寝廟，論昭穆，皆非是。
』因具列《儀禮》及漢儒議論、魏明帝诏為五篇奏之。
執政得奏，怒，召鎮責曰：『诏書雲當令檢詳，奈何遽列上耶?』鎮曰：『有司得诏書不敢稽留，即以聞，乃其職也，奈何更以為罪乎?』于是台官自中丞賈黯以下各有奏，乞早從王珪等議。
侍禦史知雜事呂誨言：『臣謹按《儀禮》：「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服。
」蓋為大宗斬，還為小宗，期不二斬[3]，明于彼而判于此也。
又按：令文與《五服年月敕》：出繼之子，于所生皆稱父母。
稱父母者，所以别其本，正于後也。
在屬籍當行除祔，斯令之意可明也。
如漢宣、光武皆稱父為皇考者，二帝上承本宗，皆非旁繼，于今事體略不相類。
王珪等議濮安懿王于仁宗皇帝其屬為兄，于皇帝合稱皇伯而不名，于《禮》得矣。
及引元佐、元俨稱皇兄、皇叔之類，皆本朝典禮，安得謂之無據?臣竊原敕意，直欲加濮安懿王為皇考，與仁廟同稱，如是則尊有二上，服有二斬，禮律之文，皆相戾矣。
雲臣伏望陛下開廣聖慮，精勤孝治，不作無益，以害至公。
既罷三省集議，當别降诏旨，以王珪等議為定。
以前後所獻不一，盡降出外，辨正是非，明其有罪，賓之于法，可以渙釋群疑，杜絕邪論。
』奏留中不行。
司馬光又言：『臣伏見鄉者诏群臣議濮安懿王合行典禮，翰林學士王珪等二十餘人皆以為宜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
凡兩次會議，無一人異辭，所以言者蓋欲奉懿王以禮，輔陛下以義。
而政府之意，獨欲尊濮王為皇考，巧飾詞說，誤惑聖聽，不顧先王大典，蔑棄天下之公議，使宗室疏屬皆已受封贈，而崇奉濮王之禮至今獨未施行，此衆所以抑郁而未為稱惬者也。
或恐陛下未能知二議是非，臣請為陛下别白言之：政府言《禮》、令文、《五服年月敕》雲：「為人後者，為其父母。
即出繼之子，于所生皆稱父母。
」臣案：禮法必須指事立文，使人曉解。
今欲言「為人後者，為其父母之服」，若不謂之父母，不知如何立文?此乃政府欺罔天下之人，謂其不識文理也。
又言漢宣帝、光武皆稱其父為皇考。
臣案：宣帝承昭帝之後，以孫繼祖，故尊其父為皇考，而不敢尊其祖為皇祖考，以其與昭穆同故也。
光武起布衣，誅王莽，親冒矢石，以得天下，名為中興，其實創業。
雖自立七廟，猶非太過，況但稱皇考，其謙損甚矣。
今陛下親為仁宗之子，以承大業。
《傳》曰：「國無二君，家無二尊。
」若複尊濮王為皇考，則置仁宗于何地耶?政府前以二帝不加尊号于其父祖，引以為法則可矣，若為皇考之名亦可施于今日，則事恐不侔。
以此言之，濮王當稱皇伯，又何疑矣?願陛下上稽古典，下順衆志，以禮崇奉濮安懿王，如珪等所議。
此亦和天人之一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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