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宋通鑒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七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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鹽踴貴，斤為錢二百五六十，米二鬥才得鹽一斤，而東川路鹽斤止七十。
嗜利苟活之人，至以兵仗裹送販易。
欲乞放東川路鹽依舊人成都府路，轉運司不得止絕，勿閉卓筒井，但禁此後毋得創開；罷官運解鹽；商販人川聽如舊。
』其後，诏般解鹽依客人例出賣，不得抑配，商販聽如舊。
元豐七年七月辛醜[11]，夔州路轉運使王宗望乞就成都府置榷鹽司。
李稷等措置蜀茶 熙甯四年二月戊辰，上對輔臣言向來茶法之弊。
文彥博曰：『非茶法弊，蓋昔年用兵西北，調邊食急，用茶償之。
其數既多，茶不售，則所在委積，故虛錢多而壞法也。
』王安石曰：『榷茶所獲利無多矣。
』吳充曰：『仁宗朝茶法極弊，時歲猶得九十餘萬缗，亦不為少。
茶法因用兵而壞，彥博所言是矣。
然立法之初，許商人入刍粟，邊郡執交鈔至京師，或使錢銀綢絹，或香藥象牙，惟所欲，商人便之，故法大行。
至祥符初，限以三稅之法，立定分數，不許從便，客旅拘制。
又茶官多買茶之下者，苟足課額，商人得之，往往折閱。
又法數變而民不信，此其所以大壞。
如邊鄙無事，法令不為小利輕變，自無不行之法。
』 《食貨志》雲：茶法自天聖以來屢易。
嘉祐初行通商，雖議者或以為不便更法之意，則主于擾民。
熙甯四年，帝與大臣論昔茶法之弊，文彥博、吳充、王安石各論其故，然于茶法，未有所變也。
及王韶建開湟之策，委以經略，七年，始遣三司幹當公事李杞入蜀，經畫買茶，于秦鳳、熙河博馬，與成都路漕司議合，事方有端。
而韶言西人頗以善馬至邊，所嗜惟茶，乏茶與市，即诏趣杞計見茶，計水陸運緻，又以銀十萬兩、帛二萬五千、度僧牒五百付之，假常平及坊場餘錢，以著作佐郎蒲宗闵同領其事。
初，蜀之茶園，皆民兩稅地，不殖五稼，惟宜種茶，賦稅一例折輸。
民賣茶資衣食，與農夫業田無異，而稅額總三十萬。
杞被命經度，又诏得調舉官屬，乃即屬諸州創設官場，歲增息為四十萬，而重禁榷之令，其輸受之際，往往壓其斤重，侵其價直。
法既加急矣，猶未甚害也。
八年，杞以疾去。
先是，杞等歲增十萬之息。
既而運茶積滞，歲課不給，即建畫于彭、漢二州，歲買布各十萬匹，以折腳費實以布息，助茶利也。
亦未免滞積。
都提舉市易司因建遣都官郎中劉佐體量。
佐複建議：歲易解鹽十萬席，雇運回車船載入蜀，而禁商販。
即以佐代杞。
之任未幾，鹽法複難行，罷佐、宗闵，乃議川、陝路民茶息，收十之三，盡賣與官場，更嚴私易之令，稍重至徒刑，仍沒緣身所有物，以待賞給。
于是蜀茶盡榷，民始病矣。
元豐十年四月癸卯，權發遣鹽鐵判官、提舉成都府等路茶場、國子博士李稷言：『自熙甯十年冬推行茶法，至元豐元年秋，凡一年，通計課利及舊界息稅，并已支見在錢七十六萬七千六十六缗。
』辛酉，鹽鐵判官、提舉成都府等路茶場、國子博士李稷權陝西轉運使兼制置解鹽使、都大提舉茶場。
六年四月戊申，同提舉成都府等路茶場陸師闵言：『李稷沒于王事。
按：稷領治茶事，于五年間，除百費外[12]，收獲淨利四百二十八萬餘貫。
伏望以稷成就茶法之功，賜之土田。
』又言：『文州與階州接界，而兩路茶法不同。
階州系禁地，見有博馬及賣茶場；文州系通商地分，兼龍州界亦系相連。
乞以文、龍二州并為禁地。
』又言：『永興等路，惟是金州所出，及影帶透漏山南私茶，或南方僞造末茶，其價高貴，陝西之民，良以為苦。
乞計置川路餘羨茶貨，編入陝西路諸州軍出賣，并依秦鳳等路禁茶地分條貫施行。
』又言：『成都府據川陸之會，茶商為多，常患物貨留滞，不免賤人貴停之家。
乞于成都府置博買茶都場，随宜增價出賣，及博易諸般物貨，卻行變轉。
其所增利息，并依川路賣食茶及陝西博易條施行。
』诏并依師闵所奏，李稷賜棣州官田十頃。
初，蜀茶額歲三十萬，至後加為五十萬。
及師闵代稷，為百萬。
《食貨志》熙甯七年至元豐八年增廣茶法，蜀道茶場四十一，京西路金州為場六，陝西賣茶，為場三百三十二。
熙甯七年，稅息錢四十萬缗。
诏定以百萬缗為歲額，除充它官經費外，并儲陝西，以待诏用。
六月乙醜，兼同提舉成都府等路茶場郭茂恂言：『昨準诏專提舉買馬，兼領茶事，而場司不兼買馬，既不任責，遂倚法以害馬。
茶價每馱有增十餘千者，恐蕃馬歲不入，上誤國事。
乞并茶場、買馬為一司，庶幾茶司同任買馬之責。
』 十月辛卯，提舉茶場陸師闵言：『每歲所取息稅，以百萬缗為額，除應副别司年額外，并于陝西等路封樁，以待诏用。
』從之。
師闵又言：『準朝旨增廣茶法，自措置以來，以所起茶數及見賣價約息，稅錢無慮四十萬缗。
而金
嗜利苟活之人，至以兵仗裹送販易。
欲乞放東川路鹽依舊人成都府路，轉運司不得止絕，勿閉卓筒井，但禁此後毋得創開；罷官運解鹽；商販人川聽如舊。
』其後，诏般解鹽依客人例出賣，不得抑配，商販聽如舊。
元豐七年七月辛醜[11]，夔州路轉運使王宗望乞就成都府置榷鹽司。
李稷等措置蜀茶 熙甯四年二月戊辰，上對輔臣言向來茶法之弊。
文彥博曰：『非茶法弊，蓋昔年用兵西北，調邊食急，用茶償之。
其數既多，茶不售，則所在委積，故虛錢多而壞法也。
』王安石曰：『榷茶所獲利無多矣。
』吳充曰：『仁宗朝茶法極弊，時歲猶得九十餘萬缗，亦不為少。
茶法因用兵而壞，彥博所言是矣。
然立法之初，許商人入刍粟，邊郡執交鈔至京師，或使錢銀綢絹，或香藥象牙，惟所欲，商人便之，故法大行。
至祥符初，限以三稅之法，立定分數，不許從便，客旅拘制。
又茶官多買茶之下者，苟足課額，商人得之，往往折閱。
又法數變而民不信，此其所以大壞。
如邊鄙無事，法令不為小利輕變，自無不行之法。
』 《食貨志》雲：茶法自天聖以來屢易。
嘉祐初行通商，雖議者或以為不便更法之意，則主于擾民。
熙甯四年，帝與大臣論昔茶法之弊，文彥博、吳充、王安石各論其故，然于茶法，未有所變也。
及王韶建開湟之策，委以經略，七年，始遣三司幹當公事李杞入蜀，經畫買茶，于秦鳳、熙河博馬，與成都路漕司議合，事方有端。
而韶言西人頗以善馬至邊，所嗜惟茶，乏茶與市，即诏趣杞計見茶，計水陸運緻，又以銀十萬兩、帛二萬五千、度僧牒五百付之，假常平及坊場餘錢，以著作佐郎蒲宗闵同領其事。
初，蜀之茶園，皆民兩稅地，不殖五稼，惟宜種茶，賦稅一例折輸。
民賣茶資衣食，與農夫業田無異，而稅額總三十萬。
杞被命經度，又诏得調舉官屬，乃即屬諸州創設官場，歲增息為四十萬，而重禁榷之令，其輸受之際，往往壓其斤重，侵其價直。
法既加急矣，猶未甚害也。
八年，杞以疾去。
先是，杞等歲增十萬之息。
既而運茶積滞，歲課不給，即建畫于彭、漢二州，歲買布各十萬匹，以折腳費實以布息，助茶利也。
亦未免滞積。
都提舉市易司因建遣都官郎中劉佐體量。
佐複建議：歲易解鹽十萬席，雇運回車船載入蜀，而禁商販。
即以佐代杞。
之任未幾，鹽法複難行，罷佐、宗闵，乃議川、陝路民茶息，收十之三，盡賣與官場，更嚴私易之令，稍重至徒刑，仍沒緣身所有物，以待賞給。
于是蜀茶盡榷，民始病矣。
元豐十年四月癸卯，權發遣鹽鐵判官、提舉成都府等路茶場、國子博士李稷言：『自熙甯十年冬推行茶法，至元豐元年秋，凡一年，通計課利及舊界息稅，并已支見在錢七十六萬七千六十六缗。
』辛酉，鹽鐵判官、提舉成都府等路茶場、國子博士李稷權陝西轉運使兼制置解鹽使、都大提舉茶場。
六年四月戊申，同提舉成都府等路茶場陸師闵言：『李稷沒于王事。
按：稷領治茶事，于五年間，除百費外[12]，收獲淨利四百二十八萬餘貫。
伏望以稷成就茶法之功，賜之土田。
』又言：『文州與階州接界，而兩路茶法不同。
階州系禁地，見有博馬及賣茶場；文州系通商地分，兼龍州界亦系相連。
乞以文、龍二州并為禁地。
』又言：『永興等路，惟是金州所出，及影帶透漏山南私茶，或南方僞造末茶，其價高貴，陝西之民，良以為苦。
乞計置川路餘羨茶貨，編入陝西路諸州軍出賣，并依秦鳳等路禁茶地分條貫施行。
』又言：『成都府據川陸之會，茶商為多，常患物貨留滞，不免賤人貴停之家。
乞于成都府置博買茶都場，随宜增價出賣，及博易諸般物貨，卻行變轉。
其所增利息，并依川路賣食茶及陝西博易條施行。
』诏并依師闵所奏，李稷賜棣州官田十頃。
初，蜀茶額歲三十萬，至後加為五十萬。
及師闵代稷，為百萬。
《食貨志》熙甯七年至元豐八年增廣茶法，蜀道茶場四十一，京西路金州為場六，陝西賣茶，為場三百三十二。
熙甯七年，稅息錢四十萬缗。
诏定以百萬缗為歲額，除充它官經費外，并儲陝西，以待诏用。
六月乙醜，兼同提舉成都府等路茶場郭茂恂言：『昨準诏專提舉買馬，兼領茶事，而場司不兼買馬，既不任責，遂倚法以害馬。
茶價每馱有增十餘千者，恐蕃馬歲不入，上誤國事。
乞并茶場、買馬為一司，庶幾茶司同任買馬之責。
』 十月辛卯，提舉茶場陸師闵言：『每歲所取息稅，以百萬缗為額，除應副别司年額外，并于陝西等路封樁，以待诏用。
』從之。
師闵又言：『準朝旨增廣茶法，自措置以來，以所起茶數及見賣價約息，稅錢無慮四十萬缗。
而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