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與民族文化傳統（1）

招徕顧客，這樣的“紅學家”兼實業家從來不乏其人，但成功者寥寥。

    原因何在?蓋由于《紅樓夢》裡的飲馔觀賞價值每多于實用價值。

    曹雪芹一方面把藝術生活化了，另一方面也把生活藝術化了。

    謂予不信，劉老老贊不絕口的那種“茄鲞”，哪位依法按料做一個試試?恐怕未必成功。

     《紅樓夢》中滲透的傳統文化的因子，不僅表現在大量的關于文化生活和文化活動的直接描寫中，更主要的是書裡面的人物集中代表了中國人的文化性格。

     中國長期是一宗法社會，以家族為本位，親親尊尊，根蒂連結，單獨的個人無以立足，隻有在人際關系中才能見出性格。

    《紅樓夢》中的各色人物圍繞賈府這一封建大家族旋轉，縱橫捭阖，互相勾連，生出無窮故事。

    所謂晴為黛影，所謂襲為钗副，既是寫人物的一種手法，又是同處一家族環境中人物性格的表現。

    書中衆女子，各代表不同的文化層次，高低、貴賤、雅俗、文野，彼此互為區别。

    賈家四姐妹，以探春的文化素質最突出，元春、迎春、惜春稍次之，但也不乏優良的教養，隻是各有偏長罷了。

    同是服侍主子的丫鬟，襲人、紫鵑、平兒、鴛鴦，個性互不相同，但性情教養中又有受傳統文化熏陶的共同的一面。

    她們自己不能讀書識字，卻有一定的文化教養，完全是環境習染所緻。

    即使是雪雁、麝月、莺兒、翠縷、玉钏等小丫頭，耳濡目染，也無異于“鄭家詩婢”。

    第六十二回小螺、芳官等幾個人鬥草，這個說“我有《牡丹亭》上的牡丹花”，那個說“我有《琵琶記》裡的枇杷果”，兩部戲曲名著的名字脫口而出；第四十六回鴛鴦抗婚，頂撞她嫂子說：“什麼‘好話’?宋徽宗的鷹、趙子昂的馬，都是好畫兒!”這兩個例子，足以證明賈府的不識字的丫鬟也有一定文化素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