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隐派紅學的終結（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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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隐派紅學的産生，有作品本身的原因和時代思潮及文化環境方面的原因，前面已經談過了。
除此之外，還有中國文學的特性和學術傳統方面的原因，從文學研究的方法論的角度來看，這方面的原因更具有普遍性，可以說，是紅學索隐派存在的理論前提。
文學是語言的藝術，而書面語言必須借助于文字方能表達。
中國字的特點，是形、音、義的結合，憑借方塊字可以變化出許多花樣來。
所以《文心雕龍》有“諧隐”篇猶嫌未足，複又有“隐秀”篇，一而再、再而三地探讨隐語和複義問題。
劉勰說：“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秀也者，篇中獨拔者也。
隐以複意為工，秀以卓絕為巧，斯乃舊章之懿績，才情之嘉會也。
夫隐之為體，義生文外，秘響傍通，伏采潛發，譬爻象之變互體，川渎之韫珠玉也。
”又說：“隐者，隐也；遁辭以隐意，谲譬以指事也。
”他還列舉春秋戰國以來許多婉曲表達和諷喻的例證，說明隐這種修辭格具有怎樣的語言效果。
所謂“重旨”、“複義”、“伏采”、“遁辭”，是文學創作特别是詩歌創作的最常見的特征。
中國傳統文學重意在言外，講象外之象，道理即在于此。
值得注意的是，劉勰在探讨隐語和複義時，已經聯系到小說，寫道：“然文辭之有諧隐，譬九流之有小說，蓋稗官所采，以廣視聽。
”當然劉勰是用小說作比，證明諧隐這種文體，或諧隐作為文學的一種表現方法，是不可缺少的，即“雖有絲麻，無棄菅蒯”的意思。
但所以拿小說做比，也由于小說這種文學樣式更容易包納隐語和複義的表現方法。
特别是進入成熟期的明清小說，象征和隐喻已司空見慣，隐象是小說形象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文學研究中出現索隐的方法，不僅是中國文學理論發展的結果，也是小說創作不斷向前發展的一種需要。
因此索隐作為一種研究文學的方法，是合乎情理的，可以成立，應該承認其産生并存在的理由。
應用索隐的方法研究作家和作品，并不始于對《紅樓夢》的研究，更不是說隻有《紅樓夢》才能用索隐的方法。
蔡元培在《石頭記索隐》第六版自序中，即舉了《世說新語》裡以“黃絹幼婦，外孫齑臼”當“絕妙好辭”的例證，并指出《儒林外史》的莊紹光即指程綿莊，馬純上即馮粹中，牛布衣即牛草衣等等，連竭力反對索隐的胡适也是承認的。
《金瓶梅》問世後，猜測書中人物系誰之化身，不絕于編關于《金瓶梅》的
除此之外，還有中國文學的特性和學術傳統方面的原因，從文學研究的方法論的角度來看，這方面的原因更具有普遍性，可以說，是紅學索隐派存在的理論前提。
文學是語言的藝術，而書面語言必須借助于文字方能表達。
中國字的特點，是形、音、義的結合，憑借方塊字可以變化出許多花樣來。
所以《文心雕龍》有“諧隐”篇猶嫌未足，複又有“隐秀”篇，一而再、再而三地探讨隐語和複義問題。
劉勰說：“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秀也者，篇中獨拔者也。
隐以複意為工，秀以卓絕為巧，斯乃舊章之懿績，才情之嘉會也。
夫隐之為體，義生文外，秘響傍通，伏采潛發，譬爻象之變互體，川渎之韫珠玉也。
”又說：“隐者，隐也；遁辭以隐意，谲譬以指事也。
”他還列舉春秋戰國以來許多婉曲表達和諷喻的例證，說明隐這種修辭格具有怎樣的語言效果。
所謂“重旨”、“複義”、“伏采”、“遁辭”，是文學創作特别是詩歌創作的最常見的特征。
中國傳統文學重意在言外，講象外之象，道理即在于此。
值得注意的是，劉勰在探讨隐語和複義時，已經聯系到小說，寫道：“然文辭之有諧隐，譬九流之有小說，蓋稗官所采，以廣視聽。
”當然劉勰是用小說作比，證明諧隐這種文體，或諧隐作為文學的一種表現方法，是不可缺少的，即“雖有絲麻，無棄菅蒯”的意思。
但所以拿小說做比，也由于小說這種文學樣式更容易包納隐語和複義的表現方法。
特别是進入成熟期的明清小說，象征和隐喻已司空見慣，隐象是小說形象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文學研究中出現索隐的方法，不僅是中國文學理論發展的結果，也是小說創作不斷向前發展的一種需要。
因此索隐作為一種研究文學的方法，是合乎情理的，可以成立，應該承認其産生并存在的理由。
應用索隐的方法研究作家和作品，并不始于對《紅樓夢》的研究，更不是說隻有《紅樓夢》才能用索隐的方法。
蔡元培在《石頭記索隐》第六版自序中，即舉了《世說新語》裡以“黃絹幼婦，外孫齑臼”當“絕妙好辭”的例證，并指出《儒林外史》的莊紹光即指程綿莊，馬純上即馮粹中，牛布衣即牛草衣等等，連竭力反對索隐的胡适也是承認的。
《金瓶梅》問世後，猜測書中人物系誰之化身，不絕于編關于《金瓶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