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成果時期的小說批評派紅學（2）

不僅有一大批專文，而且有了專書。

    人們在尋求一種真正貼近《紅樓夢》的批評語言，來科學地诠釋曹雪芹和《紅樓夢》。

    蔣和森在《紅樓夢論稿》新版後記中承認，撰寫《紅樓夢》的研究文章，常常苦于找不到最合适的語言，他感到“那些通過生氣淋漓的藝術形象所體現出來的豐富含義，好像世界上隻有一種文字形式才能表達，那就是《紅樓夢》本身”蔣和森：《紅樓夢論稿》第358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

    。

    這種感受是許多紅學研究者所共有的，體驗到這種苦惱，意味着對《紅樓夢》的理解将趨于客觀和準确，而可以與機械的評判或概念化的套語相絕緣。

     楊绛《藝術是克服困難》寫于1962年楊绛的文章載于《文學評論》1962年第6期，亦可參閱拙編《紅學三十年論文選編》中卷，第727至第735頁。

    ，當時像這樣運用比較文學的方法研究《紅樓夢》的文章，尚屬鳳毛麟角，因此發表後帶給讀者的是陣陣清新。

    現在這方面的文章日漸增多，無論是主題學研究或平行研究和影響研究，都不乏力作。

    1980年第一屆國際《紅樓夢》研讨會上，周策縱的《紅樓夢與西遊補》、陳毓罴的《紅樓夢與浮生六記》、白先勇的《紅樓夢對遊園驚夢的影響》，也可以作為這方面的例證。

    參見周策縱編：《首屆國際紅樓夢研讨會論文集》第237至第252頁，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3年版。

    此外從心理學的角度，運用系統論、符号學、結構主義和接受美學的觀點和方法，也有人寫出了富于說服力的文章。

     可以确信，由于《紅樓夢》是一部具有典範意義的長篇巨制，任何一種新的文學觀念或新的批評方法，都可望在紅學研究中得以發揮。

    多樣化的小說批評方法，必然為小說批評派紅學打開無限廣大的領域。

    從這一點來說，紅學的小說批評具有索隐派和考證派不可比拟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