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紅樓夢》的“本事”（3）
關燈
小
中
大
境，反而為小說批評派的攻擊留下無窮口實。
1972年香港《明報月刊》發表的宋淇的《論大觀園》宋淇的《論大觀園》載香港《明報月刊》1972年9月号。
，就是以此為突破口，進一步奠立了小說批評派的紅學觀念。
餘英時的《紅樓夢的兩個世界》，也是以分析大觀園的内在結構為中心，确認“大觀園是《紅樓夢》中的理想世界，自然也是作者苦心經營的虛構世界”參見胡文彬、周雷編《海外紅學論集》第31頁至第55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反對向現實生活中去尋找這座“天上人間諸景備”的園林。
宋、餘的文章發表後，海外考證派的主将趙岡曾著文進行商榷趙岡：《“假作真時真亦假”——紅樓夢的兩個世界》，載香港《明報月刊》1976年6月号。
，堅持大觀園就是南京織造署的西花園，但論證帶有防禦性質，缺乏攻擊力量。
而餘英時的回答則圓轉自如，富于論辯性，他寫道：“我可以承認作者在個别人物和事件方面曾經取材于他的生活經驗，但是當他在寫作的過程中，他究竟是以真實的生活材料為‘主’呢?還是以他自己虛構的創造意圖為‘主’呢?毫無可疑的，這時他的材料必須為他的創意服務，是為創意的需要所驅遣。
換句話說，許多真實的材料在《紅樓夢》中都經過了一番虛構化然後才能派得上用場。
”又說：“我們最多仍隻能肯定《紅樓夢》是大量地取材于作者生活背景的小說，而不能說它是曹家真實事迹的小說化。
這一分别在字面上看來很細微，但實質上則極其緊要，因為這裡确實涉及了主從的問題。
在曹雪芹的創作世界裡，他的藝術構想才是主，而一切建造的材料，無論其來源如何，都是處在從屬的地位。
”還說：“考證派所發掘出來的曹家曆史當然極為重要，它大大加深了我們對于《紅樓夢》的背景的認識，然而作者在根據創作上的需要而運用其見聞閱曆為原料之際，已賦予這些原料以嶄新的藝術内涵，因而在本質上改變了它們的本來面目。
”餘英時：《眼前無路想回頭——再論紅樓夢的兩個世界兼答趙岡兄》，香港《明報月刊》1977年2至5月号連載，參見餘著《紅樓夢的兩個世界》第78頁至第80頁。
這些論斷清晰而明确，理論上無懈可擊，從《紅樓夢》是小說的角度看，在紅學觀念上占據明顯的優勢。
1972年香港《明報月刊》發表的宋淇的《論大觀園》宋淇的《論大觀園》載香港《明報月刊》1972年9月号。
，就是以此為突破口，進一步奠立了小說批評派的紅學觀念。
餘英時的《紅樓夢的兩個世界》，也是以分析大觀園的内在結構為中心，确認“大觀園是《紅樓夢》中的理想世界，自然也是作者苦心經營的虛構世界”參見胡文彬、周雷編《海外紅學論集》第31頁至第55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反對向現實生活中去尋找這座“天上人間諸景備”的園林。
宋、餘的文章發表後，海外考證派的主将趙岡曾著文進行商榷趙岡：《“假作真時真亦假”——紅樓夢的兩個世界》，載香港《明報月刊》1976年6月号。
，堅持大觀園就是南京織造署的西花園，但論證帶有防禦性質，缺乏攻擊力量。
而餘英時的回答則圓轉自如，富于論辯性，他寫道：“我可以承認作者在個别人物和事件方面曾經取材于他的生活經驗，但是當他在寫作的過程中，他究竟是以真實的生活材料為‘主’呢?還是以他自己虛構的創造意圖為‘主’呢?毫無可疑的，這時他的材料必須為他的創意服務，是為創意的需要所驅遣。
換句話說，許多真實的材料在《紅樓夢》中都經過了一番虛構化然後才能派得上用場。
”又說：“我們最多仍隻能肯定《紅樓夢》是大量地取材于作者生活背景的小說，而不能說它是曹家真實事迹的小說化。
這一分别在字面上看來很細微，但實質上則極其緊要，因為這裡确實涉及了主從的問題。
在曹雪芹的創作世界裡，他的藝術構想才是主，而一切建造的材料，無論其來源如何，都是處在從屬的地位。
”還說：“考證派所發掘出來的曹家曆史當然極為重要，它大大加深了我們對于《紅樓夢》的背景的認識，然而作者在根據創作上的需要而運用其見聞閱曆為原料之際，已賦予這些原料以嶄新的藝術内涵，因而在本質上改變了它們的本來面目。
”餘英時：《眼前無路想回頭——再論紅樓夢的兩個世界兼答趙岡兄》，香港《明報月刊》1977年2至5月号連載，參見餘著《紅樓夢的兩個世界》第78頁至第80頁。
這些論斷清晰而明确，理論上無懈可擊，從《紅樓夢》是小說的角度看，在紅學觀念上占據明顯的優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