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誤解的俞平伯的“自傳說”（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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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學三派在觀念和方法上的沖突，由來已久，來源有自，但很少有人從理論上系統加以總結。
餘英時先生的《近代紅學的發展與紅學革命——一個學術史的分析》、《紅樓夢的兩個世界》和《眼前無路想回頭——再論紅樓夢的兩個世界兼答趙岡兄》三篇文章參見餘英時《紅樓夢的兩個世界》第1至143頁。
，可以說是一次最系統的辨析和總結，真正把紅學觀念和紅學方法的沖突上升到理論高度，賦予與紅學研究以自覺的意義，為從學理上理解紅學的發展奠定了理論基礎。
如果說蔡元培的《石頭記索隐》、胡适的《紅樓夢考證》、王國維的《紅樓夢評論》，對紅學的索隐、考證和小說批評三派具有奠基意義，那末，餘英時的文章則是紅學史論的“典範”，對辨析紅學三派具有方法論的意義。
餘英時文章的疏漏之處，是對俞平伯和自傳說的關系存在着誤解。
這主要表現在，他認為俞平伯是自傳說的主将，直至1953年撰寫《讀紅樓夢随筆》，才對“以前持之甚堅的自傳說發生了根本的懷疑并加以深切的反省”參見餘英時《紅樓夢的兩個世界》第18頁。
。
實際上并非如此。
早在1925年1月，即《紅樓夢辨》出版後不到兩年，俞平伯便提出要對《紅樓夢辨》進行“修正”。
修正什麼?主要是“《紅樓夢》為作者的自叙傳這一句話”，因為這是他研究《紅樓夢》的“中心觀念”。
他說： 我在那本書裡有一點難辯解的糊塗，似乎不曾确定自叙傳與自叙傳的文學的區别；換句話說，無異不分析曆史與曆史的小說的界線。
這種顯而易見，可喻孩提的差别相，而我在當時，竟以忽略而攪混了。
本來說《紅樓夢》是自叙傳的文學或小說則可，說就是作者的自叙傳或小史則不可。
我一面雖明知《紅樓夢》非信史，而一面偏要當它作信史似的看。
這個理由，在今日的我追想，真覺得索解無從。
我們說人家猜笨謎；但我們自己做的即非謎，亦類乎謎，不過換個底面罷了。
至于誰笨誰不笨，有誰知道呢!俞平伯：《紅樓夢辨的修正》，參見《紅樓夢研究參考資料選輯》第二輯，第4頁至第5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年版。
這在當時算得上很深刻的自省，表明了與考證派的紅學觀念相決絕的态度。
當然《紅樓夢辨》不同于胡适的《紅樓夢考證》，裡面并未忽視作者的文學手腕，甚至還有“《紅樓夢》雖是以真事為藍本，但究竟是部小說，我們卻真當它一部信史看，不免有些傻氣”一類話，足可以自我解嘲。
但俞平伯不想停留在這裡。
他承
餘英時先生的《近代紅學的發展與紅學革命——一個學術史的分析》、《紅樓夢的兩個世界》和《眼前無路想回頭——再論紅樓夢的兩個世界兼答趙岡兄》三篇文章參見餘英時《紅樓夢的兩個世界》第1至143頁。
，可以說是一次最系統的辨析和總結，真正把紅學觀念和紅學方法的沖突上升到理論高度，賦予與紅學研究以自覺的意義，為從學理上理解紅學的發展奠定了理論基礎。
如果說蔡元培的《石頭記索隐》、胡适的《紅樓夢考證》、王國維的《紅樓夢評論》，對紅學的索隐、考證和小說批評三派具有奠基意義，那末，餘英時的文章則是紅學史論的“典範”，對辨析紅學三派具有方法論的意義。
餘英時文章的疏漏之處，是對俞平伯和自傳說的關系存在着誤解。
這主要表現在，他認為俞平伯是自傳說的主将，直至1953年撰寫《讀紅樓夢随筆》，才對“以前持之甚堅的自傳說發生了根本的懷疑并加以深切的反省”參見餘英時《紅樓夢的兩個世界》第18頁。
。
實際上并非如此。
早在1925年1月，即《紅樓夢辨》出版後不到兩年，俞平伯便提出要對《紅樓夢辨》進行“修正”。
修正什麼?主要是“《紅樓夢》為作者的自叙傳這一句話”，因為這是他研究《紅樓夢》的“中心觀念”。
他說： 我在那本書裡有一點難辯解的糊塗，似乎不曾确定自叙傳與自叙傳的文學的區别；換句話說，無異不分析曆史與曆史的小說的界線。
這種顯而易見，可喻孩提的差别相，而我在當時，竟以忽略而攪混了。
本來說《紅樓夢》是自叙傳的文學或小說則可，說就是作者的自叙傳或小史則不可。
我一面雖明知《紅樓夢》非信史，而一面偏要當它作信史似的看。
這個理由，在今日的我追想，真覺得索解無從。
我們說人家猜笨謎；但我們自己做的即非謎，亦類乎謎，不過換個底面罷了。
至于誰笨誰不笨，有誰知道呢!俞平伯：《紅樓夢辨的修正》，參見《紅樓夢研究參考資料選輯》第二輯，第4頁至第5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年版。
這在當時算得上很深刻的自省，表明了與考證派的紅學觀念相決絕的态度。
當然《紅樓夢辨》不同于胡适的《紅樓夢考證》，裡面并未忽視作者的文學手腕，甚至還有“《紅樓夢》雖是以真事為藍本，但究竟是部小說，我們卻真當它一部信史看，不免有些傻氣”一類話，足可以自我解嘲。
但俞平伯不想停留在這裡。
他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