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誤解的俞平伯的“自傳說”（2）

的危機和典範的觀念，在理論上非常精微，用以解釋紅學三派的産生和發展，也大體上有相吻合的一面，但有些分析似尚有可議之處。

    首先，他對不同于索隐和考證的新典範的建立，所持态度過分消極，認為截止到他撰文之時，以前隻有新典範的種子，而沒有在理論上和方法上上升到自覺的階段，對自傳說的挑戰因而沒有受到普遍注意。

    可是從前面介紹的俞平伯對自傳說的反省和批判來看，在理論和方法上已相當自覺；更不要說王國維在《紅樓夢評論》中，一方面批評了索隐派的種種猜測，另一方面對自傳說也表示了明确的态度。

     王國維在《紅樓夢評論》中寫道：“至謂《紅樓夢》一書為作者自道其生平者，其說本于此書第一回‘竟不如我親見親聞的幾個女子’一語。

    信如此說，則唐旦之《天國喜劇》，可謂無獨有偶者矣。

    然所謂親見親聞者，亦可自旁觀者之口言之，未必躬為劇中之人物。

    如謂書中種種境界、種種人物，非局中人不能道，則是《水浒傳》之作者必為大盜，《三國演義》之作者必為兵家，此又大不然之說也。

    ”參見王國維《紅樓夢評論》第五章“餘論”。

    批駁得簡捷、通俗，令人無置辯餘地。

    魯迅在談文學創作的特征時，也曾引靜庵先生所舉的《水浒》和《三國》的例證。

    而且王國維從藝術規律出發，把索隐和考證一例看待，認為都是由于對藝術創作缺乏正确的認知。

    他說： 自我朝考證之學盛行，而讀小說者亦以考證之眼讀之，于是評《紅樓夢》者，紛然索此書中之主人公之為誰，此又甚不可解者也。

    夫美術之所寫者，非個人之性質，而人類全體之性質也。

    惟美術之特質，貴具體而不貴抽象，于是舉人類全體之性質置諸個人之名字之下。

    譬諸副墨之子，洛誦之孫，亦随吾人之所好，名之而已。

    善于觀物者，能就個人之事實，而發見人類全體之性質。

    今對人類之全體，而必規規焉求個人以實之，人之知力相越，豈不遠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