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學三派之間的沖突與融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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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以說采用孔恩在《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中闡述的觀點,來解釋紅學三派之間的沖突消長,既有大體上相吻合的一面,也不是沒有可議之處,還由于紅學與其他獨立支持的學科領域相比較,畢竟要狹窄一些,紅學三派之間的關系,不簡單是不同時代的科學典範的更疊,或者說孔恩的典範與危機的理論在紅學發展史上表現得還不是很突出。

     紅學三派之間的關系,不簡單是索隐派發生危機之後出現考證派,考證派發生危機之後出現小說批評派;實際情況是,廣義地說,索隐也是一種考證,考證也是一種索隐,這一點王國維、俞平伯都曾指出過。

    而王國維開創的小說批評派紅學,在時間上反而早于蔡元培的索隐和胡适的考證。

    三派各有其發生和發展的曆史,雖然互相攻伐,并不影響各自的存在,反而在攻伐中增加了它們的知名度和影響力。

    胡适當年向索隐派發動攻擊,威勢不可謂不猛,但同時也暴露了他提出的新的紅學觀念的漏洞。

    後來此派又發生了材料危機,在解決曹雪芹家世生平的難點上陷入一籌莫展的境地,所以索隐派才有可能複活。

    小說批評派紅學一直占有理論上的優勢,因此發展得似乎較為順利,而且由于它永遠不離開作品本身,《紅樓夢》展示的藝術世界已使它流連忘返,相對地說,不像考證和索隐那樣受一定曆史材料的限制,結果紅學發展到今天,索隐派終結了,考證派式微了,隻有小說批評派方興未艾。

    可是不知為什麼,沒有考證派和索隐派的喧嚣,紅學對廣大讀者的吸引力和紅學的獨特魅力也就減弱了。

    紅學本身也有一種寂寞之感。

    這涉及如何保持紅學的學科特性的問題,值得探讨。

     周汝昌先生多次申明,紅學有自己的特性,單是用一般小說學的方法研究《紅樓夢》,還不能叫做紅學,尤其不能成為正宗的紅學參見周汝昌的《獻芹集》第187頁至第188頁、第225頁至第231頁,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

    這樣來界定紅學的範圍誠然不無偏頗,但他強調紅學自有本身的樹義,殊可理解,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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