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學論争—李希凡和何其芳的筆墨官司

問題的争論》載于《文學評論》1959年第1期，李希凡的《對待批評應當有正确的态度》發表在1959年4月号的《詩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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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李、何論争不止在紅學一個領域。

    1964年，何其芳在為《文學藝術的春天》一書所寫的序言中，就阿Q的典型問題和詩歌形式問題，系統反駁李希凡的質疑，用了一萬多字的篇幅何其芳：《文學藝術的春天》第10至第33頁，作家出版社196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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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5年，李希凡在《新建設》雜志發表進一步诘難的文章李希凡：《關于阿Q、典型、共名及其他》，載《新建設》1965年第2期。

    ，兩個人的筆墨官司愈演愈烈。

    1973年，《紅樓夢評論集》印行第三版，李希凡在後記和附記中，對何其芳的觀點又作了一次總清算李希凡、藍翎：《紅樓夢評論集》第三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年版。

    ，雖主要集中在賈寶玉和林黛玉的典型意義及《紅樓夢》的思想傾向上，但由于當時的環境和氣氛，何其芳處于不能答辯的境地，正常的學術讨論已無可能。

     本來《紅樓夢》的思想傾向和明清之際的思想潮流是什麼關系，賈寶玉的身上有沒有新的思想的萌芽，純屬具體的學術問題，研究者完全可以而且應該堅持自己的獨立看法；但遺憾的是，李、何論争未能在學術層面上深入探讨，反而因環境氣氛的影響使雙方在感情上出現了隔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