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漫卷世紀風(單世聯)--學術權威與紅學論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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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還承認，有關《紅樓夢》的具體問題，“誰也沒有俞平伯先生熟悉。
”因為缺少一些條件，“小人物”的心态就比較複雜，一方面輕視考證之類的材料性、技術性功夫，或對考證的不屑一顧，或強調考證要服從于正确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另一方面對“大人物”擁有材料感到氣憤。
在當時的批判文章，火氣最大、語言最尖刻的就是“小人物”對擁有材料者的批判。
比如吳小如就諷刺說：“我們的研究《紅樓夢》的專家們，不仍舊是動辄以‘脂評’、以‘楝亭圖’，以永忠的三首詩，以甲辰抄本《石頭記》等等在讀者面前賣弄玄鬻麼？”（８８）《人民日報》１９５４年１０月３１日發表的黃肅秋的文章題目就是“反對對古典文學珍貴資料壟斷居奇的惡劣作風》，其中說：“據我所知，俞平伯先生就是有這種惡劣作風的一個。
解放以前的情形且不管它，隻說解放以後，大約是去年年底，俞平伯先生居然還寫信，經過北京大學文學研究所，向北京大學圖書館提出，不應該把紅樓夢的脂硯齋評本借給别人看。
”（８９）紅學資料不少是由個人搜集的，他們理所當然地擁有優先使用權，而且即使胡适秘藏甲戌本多年、吳恩裕也不希望别人看到他藏的材料，他人很難過多地指責他們，但“小人物”的心理不是不可以理解的。
“大人物”的主要标志，是長期訓練和積累所形成的解決複雜問題的學養和能力，這也不是“小人物”具有的。
茅盾《關于曹雪芹》一文的開頭就說：“世人豔稱，曆來研究莎士比亞的著作，汗牛充棟自成一圖書館。
這番話，如果移來稱道曹雪芹及其不配的巨著《紅樓夢》，顯然也是合适的。
”（９０）不讀完這個圖書館的相當部分，是很難研究紅學的。
４９年天翻地覆，人文學術各領域都必須話語更新，惟有在考證領域，權威們可以繼續保持自己的優勢。
５４年運動中，批評者無論怎樣激烈，也沒有全部否定俞的考證成果，運動之後，俞仍在這方面用功。
由于紅學需要考證的問題特别多，這個領域的權威們也就相對神氣。
１９８０年周策縱訪華，邀周汝昌談紅，在看對方的詩作之後，周汝昌才靜靜地說：“你詩作到這樣，我們是可以談的了。
”（９１）周當然沒有說不具備作詩的能力就應該被排除在紅學之外，他也不一定有輕視“小人物” 的意思，但“小人物”對“大人物”由敬畏而生反感卻是人之常情，５４年運動的過火和偏頗，也與毛澤東善于抓住小人物心理有關。
像俞平伯、周汝昌這樣的“大人物”既不是自封的，也不是組織安排的，他們的成名之路由冷闆凳上消逝的生命鋪就，由顯赫的學術成就來奠定的。
但即使如此，“小人物”的發言權和成長所需要的條件也應當有一定的保護。
５４年的運動中，俞平伯、周汝昌、吳恩裕等“大人物”都受到批評，但一旦進入稍微正常一些的狀态，“大人物”還是餘威尚存。
李希凡後來控訴：“在紀念曹雪芹二百周年前後，‘新紅學’的考據學又大肆泛濫起來。
俞平伯先生仍然在那裡以‘權威’的地位多次宣傳他的看法，而青年們對俞平伯的新的批判，也還是繼續受到壓制。
”（９２）最突出的是１９６４年有幾位青年寫文章批評俞平伯《紅樓夢中關于“十二钗”的描寫》一文後，“強詞奪理”、“斷章取義”、“歪曲了俞平伯的原意”、“過分簡單化”等詞彙又被一些文學研究專家“祭起來砸向俞平伯新的批評者，并責成某編輯部同志逐字逐句查對俞平伯原文，多方尋找所謂是否有‘引申’、‘誇大’、‘歪曲’之處，要求作者一改再改，妄圖阻礙批判的進行。
直到最後不得不發表這兩篇批判文章時，有些人還一而再、再而三地在文章的題目上字斟句酌，大費心機。
”（９３） 李所說的兩篇文章，就是高淡雲、周淇分别發表于《文藝報》與《文學評論》上的兩篇《評〈紅樓夢中關于“十二钗”的描寫〉》。
事實不一定如此，但其義憤之情卻不完全是空穴來風，問題是壓制他青年人的究竟是誰？ 其實，４９年之後的“大人物”已主要不是學術權威。
在政治統領一切的時代，學術服務于政治，全部資源都由領導掌握，個人甚至無權自由發表文章、出版著作，如此還能有什麼學術上的“大人物”？據王佩璋在“紅樓夢研究座談會”上介紹，１９５３年底，俞平伯應《人民中國》之邀寫了《簡論〈紅樓夢〉》一文後，為鄭重起見，把文章寄給了胡喬木，胡“提了許多意見，把文章退還給俞先生，要他重寫。
”胡喬木絕非紅學家權威，隻是因為他是政治上的“大人物”，就可以當仁不讓地指揮紅學上的“大人物”。
不過在５３年，學術權威還沒有完全屈從于政治權威，俞接信後隻是讓他的助教王佩璋另寫了一篇。
（９４）然而，政治權威當然不允許學術權威底氣尚存，５４年運動解決了這個問題。
“小人物”李、藍之所以敢向“大人物”俞平伯挑戰，是因為有政治領袖的支持，在毛看來，像俞平伯這樣的學術權威是随時可以被批判、被整肅的“改造對象”。
此後的“大人物”，即使不是政治權威至少也得有政治權威的支持。
李希凡脫穎而出後，俞平伯吓得幾年不敢談紅說夢。
但依靠政治權威翻身的李希凡也隻是權威結構中一個層次，在他之上，還有更大的人物： １９５４年作家協會召開的座談會上，文學研究所所長何其芳說李、藍的文章
”因為缺少一些條件，“小人物”的心态就比較複雜，一方面輕視考證之類的材料性、技術性功夫，或對考證的不屑一顧，或強調考證要服從于正确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另一方面對“大人物”擁有材料感到氣憤。
在當時的批判文章，火氣最大、語言最尖刻的就是“小人物”對擁有材料者的批判。
比如吳小如就諷刺說：“我們的研究《紅樓夢》的專家們，不仍舊是動辄以‘脂評’、以‘楝亭圖’，以永忠的三首詩，以甲辰抄本《石頭記》等等在讀者面前賣弄玄鬻麼？”（８８）《人民日報》１９５４年１０月３１日發表的黃肅秋的文章題目就是“反對對古典文學珍貴資料壟斷居奇的惡劣作風》，其中說：“據我所知，俞平伯先生就是有這種惡劣作風的一個。
解放以前的情形且不管它，隻說解放以後，大約是去年年底，俞平伯先生居然還寫信，經過北京大學文學研究所，向北京大學圖書館提出，不應該把紅樓夢的脂硯齋評本借給别人看。
”（８９）紅學資料不少是由個人搜集的，他們理所當然地擁有優先使用權，而且即使胡适秘藏甲戌本多年、吳恩裕也不希望别人看到他藏的材料，他人很難過多地指責他們，但“小人物”的心理不是不可以理解的。
“大人物”的主要标志，是長期訓練和積累所形成的解決複雜問題的學養和能力，這也不是“小人物”具有的。
茅盾《關于曹雪芹》一文的開頭就說：“世人豔稱，曆來研究莎士比亞的著作，汗牛充棟自成一圖書館。
這番話，如果移來稱道曹雪芹及其不配的巨著《紅樓夢》，顯然也是合适的。
”（９０）不讀完這個圖書館的相當部分，是很難研究紅學的。
４９年天翻地覆，人文學術各領域都必須話語更新，惟有在考證領域，權威們可以繼續保持自己的優勢。
５４年運動中，批評者無論怎樣激烈，也沒有全部否定俞的考證成果，運動之後，俞仍在這方面用功。
由于紅學需要考證的問題特别多，這個領域的權威們也就相對神氣。
１９８０年周策縱訪華，邀周汝昌談紅，在看對方的詩作之後，周汝昌才靜靜地說：“你詩作到這樣，我們是可以談的了。
”（９１）周當然沒有說不具備作詩的能力就應該被排除在紅學之外，他也不一定有輕視“小人物” 的意思，但“小人物”對“大人物”由敬畏而生反感卻是人之常情，５４年運動的過火和偏頗，也與毛澤東善于抓住小人物心理有關。
像俞平伯、周汝昌這樣的“大人物”既不是自封的，也不是組織安排的，他們的成名之路由冷闆凳上消逝的生命鋪就，由顯赫的學術成就來奠定的。
但即使如此，“小人物”的發言權和成長所需要的條件也應當有一定的保護。
５４年的運動中，俞平伯、周汝昌、吳恩裕等“大人物”都受到批評，但一旦進入稍微正常一些的狀态，“大人物”還是餘威尚存。
李希凡後來控訴：“在紀念曹雪芹二百周年前後，‘新紅學’的考據學又大肆泛濫起來。
俞平伯先生仍然在那裡以‘權威’的地位多次宣傳他的看法，而青年們對俞平伯的新的批判，也還是繼續受到壓制。
”（９２）最突出的是１９６４年有幾位青年寫文章批評俞平伯《紅樓夢中關于“十二钗”的描寫》一文後，“強詞奪理”、“斷章取義”、“歪曲了俞平伯的原意”、“過分簡單化”等詞彙又被一些文學研究專家“祭起來砸向俞平伯新的批評者，并責成某編輯部同志逐字逐句查對俞平伯原文，多方尋找所謂是否有‘引申’、‘誇大’、‘歪曲’之處，要求作者一改再改，妄圖阻礙批判的進行。
直到最後不得不發表這兩篇批判文章時，有些人還一而再、再而三地在文章的題目上字斟句酌，大費心機。
”（９３） 李所說的兩篇文章，就是高淡雲、周淇分别發表于《文藝報》與《文學評論》上的兩篇《評〈紅樓夢中關于“十二钗”的描寫〉》。
事實不一定如此，但其義憤之情卻不完全是空穴來風，問題是壓制他青年人的究竟是誰？ 其實，４９年之後的“大人物”已主要不是學術權威。
在政治統領一切的時代，學術服務于政治，全部資源都由領導掌握，個人甚至無權自由發表文章、出版著作，如此還能有什麼學術上的“大人物”？據王佩璋在“紅樓夢研究座談會”上介紹，１９５３年底，俞平伯應《人民中國》之邀寫了《簡論〈紅樓夢〉》一文後，為鄭重起見，把文章寄給了胡喬木，胡“提了許多意見，把文章退還給俞先生，要他重寫。
”胡喬木絕非紅學家權威，隻是因為他是政治上的“大人物”，就可以當仁不讓地指揮紅學上的“大人物”。
不過在５３年，學術權威還沒有完全屈從于政治權威，俞接信後隻是讓他的助教王佩璋另寫了一篇。
（９４）然而，政治權威當然不允許學術權威底氣尚存，５４年運動解決了這個問題。
“小人物”李、藍之所以敢向“大人物”俞平伯挑戰，是因為有政治領袖的支持，在毛看來，像俞平伯這樣的學術權威是随時可以被批判、被整肅的“改造對象”。
此後的“大人物”，即使不是政治權威至少也得有政治權威的支持。
李希凡脫穎而出後，俞平伯吓得幾年不敢談紅說夢。
但依靠政治權威翻身的李希凡也隻是權威結構中一個層次，在他之上，還有更大的人物： １９５４年作家協會召開的座談會上，文學研究所所長何其芳說李、藍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