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叙性、自傳性”小說與“生活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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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自叙性、自傳性”小說與“生活原型” “自叙性、自傳性”小說是傳記文學與小說相結合的産物,美國叙事學家華萊士馬丁說:“現實主義小說在處理大量人物和長時間跨度時像曆史,在集中于一個主人公時接近傳記和自傳。

    ”“自傳是有關個人如何成長或自我如何演變的故事。

    ”③“自叙性、自傳性”小說,雖然已摻雜虛構的因素,但因“集中于一個主人公”,與作者自己的身世經曆有關,也就是說有“生活原型”。

    與小說有根本的區别。

     所謂根本的區别,是主要表現在作家的主體上,誰在叙事? 作家的主體性表現在“虛構與真實之間”的“徘徊”。

    “自叙性、自傳性”的小說借助“生活原型”進行創作,所表現的時代特征、曆史風貌,以及主人公的生活經曆和性格特征,都與“生活原型”相去不遠,不僅打上了“生活原型”的家族特征和印記,而且與“生活原型”基本相似,細數年輪,可以找到生活實錄的足迹。

    受“生活原型”的制約和束縛,其叙事如“死象之骨”式的還原,強調曆史事實的真實性和可靠性。

    而《紅樓夢》卻完全不是這樣,是曹雪芹主體創造的一部小說。

     那麼《紅樓夢》“自叙性、自傳性”的理據,從何而來?劉心武把《紅樓夢》看作是“自叙性”、“自傳性”的小說,是有由頭的。

     這提法最早出自胡适先生,他說:“《紅樓夢》是曹雪芹‘将真事隐去’的自叙”,“隻是老老實實的描寫這一個‘坐吃山空’、‘樹倒猢孫散’的自然趨勢,因為如此,所以《紅樓夢》是一部自然主義的傑作。

    ”④胡适這個“自叙性”的負面影響是極大的。

    新紅學派有許多人都是沿着這條路去考證的,其中周汝昌先生将“自叙說”,發展到了“曹賈合一”的極緻。

    這種認識的根本原因,是《紅樓夢》背後有一個曹家家世,也就意味着有“生活原型”。

    “自傳說”的“原型”根據主要是兩方面: 一是曹家家世史料,一是脂硯齋批語。

    周汝昌先生就是靠脂硯齋批語,印證《紅樓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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