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豎琴》前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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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i)〔9〕。

    此外也沒有什麼顯著的新起的人物,在國*谡争和列強封鎖中的文苑,是隻見萎謝和荒涼了。

     至一九二○年頃,新經濟政策〔10〕實行了,造紙,印刷,出版等項事業的勃興,也幫助了文藝的複活,這時的最重要的樞紐,是一個文學團體“綏拉比翁的兄弟們”(Serapionsbrü-der)〔11〕。

     這一派的出現,表面上是始于二一年二月一日,在列甯格拉“藝術府”裡的第一回集會的,加盟者大抵是年青的文人,那立場是在一切立場的否定。

    淑雪兼珂說過:“從黨人的觀點看起來,我是沒有宗旨的人物。

    這不很好麼?自己說起自己來,則我既不是共産主義者,也不是社會革命黨員,也不是帝制主義者。

    我隻是一個俄國人,而且對于政治,是沒有操持的。

    大概和我最相近的,是布爾塞維克,和他們一同布爾塞維克化,我是贊成的。

    ……但我愛農民的俄國。

    ”〔12〕這就很明白的說出了他們的立場。

     但在那時,這一個文學團體的出現,卻确是一種驚異,不久就幾乎席卷了全國的文壇。

    在蘇聯中,這樣的非蘇維埃的文學的勃興,是很足以令人奇怪的。

    然而理由很簡單:當時的革命者,正忙于實行,惟有這些青年文人發表了較為優秀的作品者其一;他們雖非革命者,而身曆了鐵和火的試練,所以凡所描寫的恐怖和戰栗,興奮和感激,易得讀者的共鳴者其二;其三,則當時指揮文學界的瓦浪斯基〔13〕,是很給他們支持的。

    讬羅茨基也是支持者之一,稱之為“同路人”。

    同路人者,謂因革命中所含有的英雄主義而接受革命,一同前行,但并無徹底為革命而鬥争,雖死不惜的信念,僅是一時同道的伴侶罷了。

    這名稱,由那時一直使用到現在。

     然而,單說是“愛文學”而沒有明确的觀念形态的徽幟的“綏拉比翁的兄弟們”,也終于逐漸失掉了作為團體的存在的意義,始于渙散,繼以消亡,後來就和别的同路人們一樣,各各由他個人的才力,受着文學上的評價了。

     在四五年以前,中國又曾盛大的紹介了蘇聯文學,然而就是這同路人的作品居多。

    這也是無足異的。

    一者,此種文學的興起較為在先,頗為西歐及日本所賞贊和介紹,給中國也得了不少轉譯的機緣;二者,恐怕也還是這種沒有立場的立場,反而易得介紹者的賞識之故了,雖然他自以為是“革命文學者”。

     我向來是想介紹東歐文學的一個人,也曾譯過幾篇同路人作品,現在就合了十個人的短篇為一集,其中的三篇,是别人的翻譯,我相信為很可靠的。

    可惜的是限于篇幅,不能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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