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士德與城》後記〔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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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的婚儀》則出現于一九二二年。

    (開時摘譯。

    )就在這同一的英譯本上,有作者的小序,更詳細地說明着他之所以寫這本《浮士德與城》的緣故和時期—— “無論那一個讀者倘他知道Goethe的偉大的‘Fau-st’〔25〕,就不會不知道我的《浮士德與城》,是被‘Faust’的第二部的場面所啟發出來的。

    在那裡Goethe的英雄尋到了一座‘自由的城’。

    這天才的産兒和它的創造者之間的相互關系,那問題的解決,在戲劇的形式上,一方面,是一個天才和他那種開明專制的傾向,别一方面,則是德莫克拉西〔26〕的——這觀念影響了我而引起我的工作。

    在一九○六年,我結構了這題材。

    一九○八年,在AbruzziIntrodacque〔27〕地方的宜人的鄉村中,費一個月光陰,我将劇本寫完了。

    我擱置了很長久。

    至一九一六年,在特别幽美的環境中,Geneva湖的St.Leger〔28〕這鄉村裡,我又作一次最後的修改;那重要的修改即在竭力的剪裁(Cut)。

    ”(柔石摘譯) 這劇本,英譯者以為是“俄國革命程序的預想”,是的确的。

    但也是作者的世界革命的程序的預想。

    浮士德死後,戲劇也收場了。

    然而在《實證美學的基礎》裡,我們可以發見作者所預期于此後的一部分的情形—— “……新的階級或種族,大抵是發達于對于以前的支配者的反抗之中的。

    而且憎惡他們的文化,是成了習慣。

    所以文化發達的事實底的步調,大概斷斷續續。

    在種種處所,在種種時代,人類開手建設起來。

    而一達到可能的程度,便傾于衰頹。

    這并非因為遇到了客觀的不可能,乃是主觀底的可能性受了害。

     “然而,最為後來的世代,卻和精神的發達,即豐富的聯想,評價原理的設定,曆史底意義及感情的生長一同,愈加學着客觀底地來享樂一切的藝術的。

    于是吸雅片者的呓語似的華麗而奇怪的印度人的伽藍,壓人地沉重地施了煩膩的色彩的埃及人的廟宇,希臘人的雅緻,戈谛克的法悅,文藝複興期的暴風雨似的享樂性,在他,都成為能理解,有價值的東西。

    為什麼呢,因為是新的人類的這完人,于人類底的東西,什麼都是無所關心的。

    将或種聯想壓倒,将别的聯想加強,完人在自己的心理的深處,喚起印度人和埃及人的情緒來。

    能夠并無信仰,而感動于孩子們的禱告,并不渴血,而欣然移情于亞契萊斯的破壞底的憤怒,能夠沉潛于浮士德的無底的深的思想中,而以微笑凝眺着歡娛底的笑劇和滑稽的喜歌劇。

    ” (魯迅譯《藝術論》,一六五至一六六頁) 因為新的階級及其文化,并非突然從天而降,大抵是發達于對于舊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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