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行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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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想在水管工身上看到自己，僅憑借純粹的自身，就既得到成熟的女人（而且是由她們主動自窗内窺視和追求！），也得到年輕女人（毫無疑問又缺乏難度而沒必要呈現其過程）。
這是不現實的。
在飛機上的屏幕中，我看男人的夢。
6.W 我的朋友W在一所大學教藝術史。
他在飛機上改文章，因而他反對如今高空也布置Wi-Fi的做法，說少了最後一塊清靜之地。
他也不喜歡好艙位，更願意連續幾個小時挺直後背面對筆記本電腦，他說像待在圖書館，連旁邊的人會和他的手肘搶位置這一點，也像圖書館。
我們一起長大。
W是我的小學和中學同學，我們還是孩子時，有一種糖叫“大蝦酥”，家裡有人去北方出差時才會帶回來，上海本地是沒有的。
它表面的酥皮是橙色的，形狀接近大白兔奶糖的長圓筒形，上面劃着一道一道的深紅寬斜線。
我是到長大以後才意識到它是因為顔色像煮熟了的大蝦，甚至像龍蝦，才有了這個名字。
這種糖有餡，比我們平時吃的酥糖要甜，幾乎像水果糖一樣甜了。
當時W說：“這個糖，甜度很高。
”他不會說“這個很甜”，他說：“甜度很高。
” 我早就知道他會成為學者，以歸納與表達概念為生。
那時我沒有看出來的是W會成為憤世嫉俗者。
他說他的手稿不會被國家圖書館收藏，他的研究沒什麼價值，并不會擦亮什麼東西，他本以為能在知識的金字塔上壘一塊新的石頭，逐漸發現連擦幹淨一塊石頭都頗為困難。
受折磨已經夠了，職稱也夠了，現在他不申請研究項目，寫一寫鐘意的題目，在會議中和老朋友碰面。
他說，有些學科是團體作業，得養活别人，幸虧他隻需要為自己負責，他還說，改文章是最愉快的，改第二稿比第一稿舒适，改到第三稿更舒适一些，他情願永遠都改文章，但那樣的話，什麼時候去寫呢？這可能是一種存在的困境。
退役數學家原本是W的朋友，以前在國外的同一所大學，因為W的關系曾做過我兩個星期的室友，後來不再聯系，最近幾年又重新認識。
他有三個孩子，英文名都以T開頭，Tommy、Teddy、Tiffany。
最年幼的T和我女兒在同一所小學，我們曾經試着相約一起出遊，不過後來發現那更需要兩位母親建立友誼。
于是還是回歸到W、數學家、我一起吃飯，加上其他不固定的朋友，一般由W帶來。
我和W太熟了。
其實我想講的是數學家。
如今他和我是廣義同行，有時我們會聊聊行業裡的事，不過有不合作的默契。
他比我成功，比我年輕，一度是超級交易員，我喜歡聽他講故事。
他常看曆史，趙高與李斯合謀篡改秦始皇遺诏、扶蘇之死、蘇武的謀略、王安石、袁世凱登基過程中的秘聞，談的最多的大概是明代和清代，紅頂商人和洋務運動的故事，就仿佛他也多少有要以什麼改良什麼的雄圖。
退役數學家一度擁有的雄圖是在學術界。
别人眼中他是十足的成功者，在他自己的故事裡，他則是個受挫轉行的失敗者，人生道路一度簡單，碩士、博士、博士後，一條直線，之後那年他未能找到教職。
有些人會再試一年或者兩年，或者三年或者四年，繼續做博士後，去差一些的學校教書，帶着某種堅持，非要繼續做研究不可，直到做出些東西來。
他則放棄了，認為這是他并沒有研究方面真正才能的一種根本證明，他說，在那之前幾年他已經慢慢意識到這一點，始終不願承認，到這時他必須要承認了。
他去了華爾街，後來回國，一直做金融，跑馬拉松，T大和T二每年都參加美國數學和科學的天才營。
不過他堅持認為孩子不如自己小時候聰明，自己三十歲前無需在電話本裡保存任何電話号碼。
他說話時夾帶英文，比如他說自己離開學界時scared，害怕了，恐懼于自己缺少才能，逐漸決定接受自己是個普通人。
到如今，和數學家重新認識以後，我會覺得他與他未竟的夢想之間有一種奇特的缱绻——他度假時會在一個網站讀學者在線發表的論文草稿，他說平時也想讀，可惜雜事令他難以維持數學需要的專注。
我想可惜現在沒有蘇武了，天選者曆經磨難被放逐到荒漠草原，又在某個時刻令人意外地再次歸來的故事，隻屬于古典時代。
況且誰能說自己是天選者呢？你真正經曆的唯有放逐，并且是由你自己主動走上馬車。
在W和數學家結下友誼的讀書年代，他們都不能忍受當助教時的義務，在officehours接待學生答疑。
W是因為外語不夠好，這種時刻往往覺得自己笨。
他說他摸索出了讓本科生滿意的訣竅，“探究式學習”，不給出答案，用小棍子戳他們，你感恩節假期過得好嗎，你覺得這門課有什麼需要改進之處嗎，你寫作業時遇到了什麼困難？然後，對于這個困難，你覺得該如何解決？告訴我你在這篇論述中看到的不足。
學生帶着更多問題離開，感到彷徨在學院高貴、神秘、硬邦邦的大門之外。
數學家則相反，他不能忍受他所見到的笨蛋。
美國的本科生有一些太笨了，當面算給他們看也不理解，答疑時間讓他仰天長歎。
W說，幸虧你沒有再在美國教書。
這是種族歧視。
數學家說，沒辦法，我就是對笨人敏感。
他對健康也敏感，頻繁造訪醫院，幾次懷疑自己得了絕症。
有時去一家男性美容沙龍保養前列腺。
數學家不擔心歧視。
他會訓斥下屬，“這麼娘！”時代變了，他擔心Tommy和Teddy會在夏令營裡遇到同性戀老師并以為那是酷，“都是阿烏卵”，他在我們的飯桌上痛心。
除了轉行受挫這件事帶來的長久歎息外，他在中國非常愉快。
我常聽W和數學家講他們的故事，他們遇到的人，憎惡的人，忘記又想起的人，他們對時代和沖突的看法。
每個人都需要講一些故事，好能活下去，就像我女兒需要講述虛構的事，她一定要講出來，從小就是如此，小兔子和胡蘿蔔的故事，後來是小女孩被跑出作業本的妖怪吃掉的故事，不然睡不着覺。
她不是那種需要聽故事的小孩子，她需要源源不斷地講故事，就像大人。
我沒有正面遇見過死亡，也沒有過什麼奇遇，不過我猜想，在那種命運轉軌的激烈時刻，人會尤其明确地意識到我們生活在故事當中——說不清結尾，把人甩來甩去的故事。
古代傳奇就往往是沒有結尾的，這是W的理論，說古代常常是在一場奇遇之後什麼也不改變，什麼也不發生，事情就那樣，不平順，然而也就過去了，像家庭。
農夫挑着鵝籠進城去賣，在路上偶遇書生，書生非要跳進鵝籠去随之進城，也就跳了，籠子重量沒有增添。
書生又以魔法神技召喚來幾個女子，和他們一起飲宴，也就飲了，後來書生和女子都消失，故事結束，農夫又走在進城去賣鵝的路上，鵝價依舊三千錢，他的人生也不像好萊塢電影，沒有要命的轉折，無從判斷高潮或結局，農夫所能做的隻是向别人講出自己曆經的故事。
經曆一些事時，我會意識到我期待把它們講給W和數學家聽，就像現在我告訴你這些。
在事情發生的正中，我開始考慮如何講述它們。
不算傾訴，沒有言出為論的感觸，這些事和生活也沒有深刻的關系，無非先講出來，就如同談論曆史和貿易戰，那是W、數學家、我毫無意義的聚會的主要内容，比其他毫無意義的飯局要少一些後果。
因此我始終樂于等待W找我去吃飯。
我更喜歡聽W和數學家講他們的故事。
我的故事沒意思，經常隻是看錯或誤解了什麼東西，沒有後續，缺乏寓意。
比如越來越經常看錯。
上個月某個周末帶女兒去玩，在景區公園門口看到廣告牌上印着巨型孕婦，上衣撩起來露出全部肚子，讓我訝異社會的開放，更疑惑廣告擺放位置的無厘頭。
再一看，是地球，沒有孕婦也沒有頭，深藍的底色之上我們要保護一隻白色的地球。
在飛機上我擡眼看到穿成套紫色制服的空中小姐，覺得她的眼睛和眼眶也是紫色的。
女兒在超市裡拿起袋裝葡萄幹零食，SunSmile，我看成SourSmile，酸楚的微笑。
太太在家看紀錄片，我看着字幕，“紀德的《窄門》”，看成《竅門》。
另一次，手機新聞裡的“政治”變成“洗浴”。
我大嫂是眼科醫生。
我曾經去她的醫院檢查，她的同事對于我的視力問題沒有做出什麼診斷，聽到我的工作性質後，告訴我少用眼，不要過久面對電腦，我說那不太容易，治療便結束了。
大嫂為自己的職業自得，我印象很深的是，她在年輕時最初随我大哥回家時曾經說，眼科少有絕症，但誰家早晚都會有青光眼和白内障，老人終将變得更老。
那還是幾十年前的事，不知道為什麼我一直記得，這比絕症聽起來更像一種難以回避的判決，死神借科學的表述立下驕傲的路障。
上一次見到W和數學家，W剛剛從京都回來，他說在飛機上改文章，隻差一點就能全部改完，回來後雜事紛纭又要擱置。
本來飛機上時間足夠，可惜脊椎反抗他的意志。
我懷疑他是因為不和孩子生活在一起，延長了我們在青年時代都曾經有過的關于自我所有權的假象。
做父親的人會知道，你從未有一刻擁有你的孩子，你的孩子和你完全不同，因此為人父母者在偶爾發現孩子促狹的笑容像一面令人驚駭的鏡子，或者第二個腳趾也比第一個腳趾長，或者同樣不善于拍球時，才會那樣驚喜。
孩子讓你發現你的時間不屬于你自己，你的家庭也不屬于你自己，你的床墊、你的馬桶、你的整個人，沒什麼屬于你，在衰老前你早已經清楚你不能主宰你的身體。
數學家說，他在青春期時就懂了這一點，是他的身體主宰他的意志，不是相反。
那時雙方展開持久的鬥争。
到現在，二者都明顯地衰竭了。
7.Why？ 退役數學家教了我兩件事。
一件事關乎概念，一件事關乎選擇。
關乎概念的事是這樣的：他說3+5=8不是數學，那是人的規定；但3+5=5+3是數學，這是發現一種規律。
其間的差異我始終沒有完全理解，因此給我造成了很深的印象。
W說，到某一刻他明白了為什麼數學不屬于科學門類——數學是專橫的，不像物理，數學不是發現關于自然世界運行的法則，而是發展出自身的一套邏輯，就像建築出平行時空。
數學家說，但數學邏輯本身也是對更純粹的世界的發現，有其客觀性。
W說，比專橫更可怕的是在專橫中識别出美妙和神奇。
你把數學——把專橫當作神學。
數學家笑了，說，你這個自由主義者。
另一件關乎選擇的事不是數學家本人的經曆，是别人的故事。
他說他有兩個熟人也離開了數學界，算不上朋友，多年來沒有再見面。
與他們不同，他自己是向前看的實用主義者，在決定進公司工作的同時就知道不會再回頭，即便他同時認為數學是他最大的愛好，并且在做出選擇時遠非心甘情願。
他總強調，如果當年能找到教職，他就不會轉行，他是不得已。
當年他已經逐漸認為自己缺乏數學方面的天才，但隻要再得到多一點支持，比如有教職擺在面前，他就能夠接受自己的局限，繼續半生以來的軌道，逃避自己已經認識到的不足。
而命運——他說“形勢”——不容他回避，非要他正面看到自己的不夠格。
那兩個熟人沒有像他那樣下墜進入金融業。
一個在家炒股，另一個算力強勁，擔任美國東南部德撲俱樂部的主席，比賽獎金足以養活自己在家做數學。
兩個人的理由和生活方式，至少在他們剛剛離開學界，他還能聽聞其消息的那幾年，按數學家的猜測，應該是類似的：既沒有放棄理想，又做了良好的修訂，改善了家人的生活。
人減少生存壓力之後，不是一切都會好一些嗎？這難道不是和轉行上班一樣能夠保障生活，同時又比上班更多保全了自由，不需要聽命于誰，也就保全了數學的可能性？因此數學家認為那是幻想。
要自由，還不如去送比薩餅，不占用精力，你可以賺一點錢，同時思考。
他用英文說，It'sokaytodosomethingyoudon'tquitecareabout，人可以去做自己不在乎的事，就像去健身。
送比薩餅和健身一樣是放松的方式，而炒股和德撲比賽後，你會累，身心俱疲，你需要再去嫖妓或者健身讓自己放松下來。
之後就沒有數學了。
他在轉行時也感到恐懼。
并非害怕窮，而是怕如果繼續在學界滞留，未來失敗後不得不照舊去華爾街工作。
倘若那樣，不如早去。
他怕的始終是數學不行。
别人認為他過得不錯，但他卻認為自己是選擇了容易一些的道路，索性放棄了和有才能的人繼續競争下去的壓力，從決定轉行那一刻開始，就完全是失敗者。
數學家喜歡用英語思考，即便如今回到國内生活，創立了自己的基金、幾乎隻和同胞打交道之後。
他說用外語做決定能減少情緒化，最大化效益。
我對此很懷疑，我覺得他恐怕本來也沒有太多情緒可言，他的情感可能是“T群”“T簇”——我亂編的概念，總之他在乎和他有關的人。
他極端在乎他的家庭，但那是一種情感，還是一種分類？有關系，則他聯結；有動蕩或危險，則他有對立。
聯結生成聯結，對立加強對立。
W批評數學家判斷事物時，不論事之對錯走向，獨強調人應采取的行動——人隻需與大勢産生關系。
天下事自有其勢，應時順勢而動則赢，以往靠敏銳的眼光和判斷，而今借助光纖和算法，總能保證人及時掌握時勢，從中得利。
因此生活在哪個國家哪個時代實際上并不重要。
這是否也是一種數學的秩序？5-3=2，（-3）-（-5）依舊等于2，無論旁人生死，世界繁榮衰退，國家的進化論，你總能賺到2。
不過他說2008年金融危機時他真的陷于深重的恐慌之中，擔心失掉工作，甚至一輩子失業。
那時他已經有了T大和T二，妻子正懷着第三個孩子，雷曼兄弟破産時，他們夫妻剛知道T三會是女兒。
他當時的計劃是去送比薩餅。
這件事讓我想起我曾經曆的一種欺騙性的決策。
許多年前，我還年輕時，經濟艙服務人員會問飛機餐是要牛肉還是面條。
實際上二者是牛肉米飯，以及蔬菜意大利面加馬鈴薯。
在商學院我學過“決策科學”，如今這類課已經鑲嵌在大數據以及機器學習中，不過我當時最感興趣的是
這是不現實的。
在飛機上的屏幕中，我看男人的夢。
6.W 我的朋友W在一所大學教藝術史。
他在飛機上改文章，因而他反對如今高空也布置Wi-Fi的做法，說少了最後一塊清靜之地。
他也不喜歡好艙位，更願意連續幾個小時挺直後背面對筆記本電腦，他說像待在圖書館，連旁邊的人會和他的手肘搶位置這一點，也像圖書館。
我們一起長大。
W是我的小學和中學同學，我們還是孩子時，有一種糖叫“大蝦酥”，家裡有人去北方出差時才會帶回來，上海本地是沒有的。
它表面的酥皮是橙色的，形狀接近大白兔奶糖的長圓筒形，上面劃着一道一道的深紅寬斜線。
我是到長大以後才意識到它是因為顔色像煮熟了的大蝦，甚至像龍蝦，才有了這個名字。
這種糖有餡，比我們平時吃的酥糖要甜，幾乎像水果糖一樣甜了。
當時W說：“這個糖，甜度很高。
”他不會說“這個很甜”，他說：“甜度很高。
” 我早就知道他會成為學者，以歸納與表達概念為生。
那時我沒有看出來的是W會成為憤世嫉俗者。
他說他的手稿不會被國家圖書館收藏，他的研究沒什麼價值，并不會擦亮什麼東西，他本以為能在知識的金字塔上壘一塊新的石頭，逐漸發現連擦幹淨一塊石頭都頗為困難。
受折磨已經夠了，職稱也夠了，現在他不申請研究項目，寫一寫鐘意的題目，在會議中和老朋友碰面。
他說，有些學科是團體作業，得養活别人，幸虧他隻需要為自己負責，他還說，改文章是最愉快的，改第二稿比第一稿舒适，改到第三稿更舒适一些，他情願永遠都改文章，但那樣的話，什麼時候去寫呢？這可能是一種存在的困境。
退役數學家原本是W的朋友，以前在國外的同一所大學，因為W的關系曾做過我兩個星期的室友，後來不再聯系，最近幾年又重新認識。
他有三個孩子，英文名都以T開頭，Tommy、Teddy、Tiffany。
最年幼的T和我女兒在同一所小學，我們曾經試着相約一起出遊，不過後來發現那更需要兩位母親建立友誼。
于是還是回歸到W、數學家、我一起吃飯，加上其他不固定的朋友，一般由W帶來。
我和W太熟了。
其實我想講的是數學家。
如今他和我是廣義同行，有時我們會聊聊行業裡的事，不過有不合作的默契。
他比我成功，比我年輕，一度是超級交易員，我喜歡聽他講故事。
他常看曆史，趙高與李斯合謀篡改秦始皇遺诏、扶蘇之死、蘇武的謀略、王安石、袁世凱登基過程中的秘聞，談的最多的大概是明代和清代，紅頂商人和洋務運動的故事，就仿佛他也多少有要以什麼改良什麼的雄圖。
退役數學家一度擁有的雄圖是在學術界。
别人眼中他是十足的成功者，在他自己的故事裡，他則是個受挫轉行的失敗者，人生道路一度簡單，碩士、博士、博士後，一條直線，之後那年他未能找到教職。
有些人會再試一年或者兩年，或者三年或者四年，繼續做博士後，去差一些的學校教書，帶着某種堅持，非要繼續做研究不可，直到做出些東西來。
他則放棄了，認為這是他并沒有研究方面真正才能的一種根本證明，他說，在那之前幾年他已經慢慢意識到這一點，始終不願承認，到這時他必須要承認了。
他去了華爾街，後來回國，一直做金融，跑馬拉松，T大和T二每年都參加美國數學和科學的天才營。
不過他堅持認為孩子不如自己小時候聰明，自己三十歲前無需在電話本裡保存任何電話号碼。
他說話時夾帶英文，比如他說自己離開學界時scared，害怕了，恐懼于自己缺少才能，逐漸決定接受自己是個普通人。
到如今，和數學家重新認識以後，我會覺得他與他未竟的夢想之間有一種奇特的缱绻——他度假時會在一個網站讀學者在線發表的論文草稿，他說平時也想讀，可惜雜事令他難以維持數學需要的專注。
我想可惜現在沒有蘇武了，天選者曆經磨難被放逐到荒漠草原，又在某個時刻令人意外地再次歸來的故事，隻屬于古典時代。
況且誰能說自己是天選者呢？你真正經曆的唯有放逐，并且是由你自己主動走上馬車。
在W和數學家結下友誼的讀書年代，他們都不能忍受當助教時的義務，在officehours接待學生答疑。
W是因為外語不夠好，這種時刻往往覺得自己笨。
他說他摸索出了讓本科生滿意的訣竅，“探究式學習”，不給出答案，用小棍子戳他們，你感恩節假期過得好嗎，你覺得這門課有什麼需要改進之處嗎，你寫作業時遇到了什麼困難？然後，對于這個困難，你覺得該如何解決？告訴我你在這篇論述中看到的不足。
學生帶着更多問題離開，感到彷徨在學院高貴、神秘、硬邦邦的大門之外。
數學家則相反，他不能忍受他所見到的笨蛋。
美國的本科生有一些太笨了，當面算給他們看也不理解，答疑時間讓他仰天長歎。
W說，幸虧你沒有再在美國教書。
這是種族歧視。
數學家說，沒辦法，我就是對笨人敏感。
他對健康也敏感，頻繁造訪醫院，幾次懷疑自己得了絕症。
有時去一家男性美容沙龍保養前列腺。
數學家不擔心歧視。
他會訓斥下屬，“這麼娘！”時代變了，他擔心Tommy和Teddy會在夏令營裡遇到同性戀老師并以為那是酷，“都是阿烏卵”，他在我們的飯桌上痛心。
除了轉行受挫這件事帶來的長久歎息外，他在中國非常愉快。
我常聽W和數學家講他們的故事，他們遇到的人，憎惡的人，忘記又想起的人，他們對時代和沖突的看法。
每個人都需要講一些故事，好能活下去，就像我女兒需要講述虛構的事，她一定要講出來，從小就是如此，小兔子和胡蘿蔔的故事，後來是小女孩被跑出作業本的妖怪吃掉的故事，不然睡不着覺。
她不是那種需要聽故事的小孩子，她需要源源不斷地講故事，就像大人。
我沒有正面遇見過死亡，也沒有過什麼奇遇，不過我猜想，在那種命運轉軌的激烈時刻，人會尤其明确地意識到我們生活在故事當中——說不清結尾，把人甩來甩去的故事。
古代傳奇就往往是沒有結尾的，這是W的理論，說古代常常是在一場奇遇之後什麼也不改變，什麼也不發生，事情就那樣，不平順，然而也就過去了，像家庭。
農夫挑着鵝籠進城去賣，在路上偶遇書生，書生非要跳進鵝籠去随之進城，也就跳了，籠子重量沒有增添。
書生又以魔法神技召喚來幾個女子，和他們一起飲宴，也就飲了，後來書生和女子都消失，故事結束，農夫又走在進城去賣鵝的路上，鵝價依舊三千錢，他的人生也不像好萊塢電影，沒有要命的轉折，無從判斷高潮或結局，農夫所能做的隻是向别人講出自己曆經的故事。
經曆一些事時，我會意識到我期待把它們講給W和數學家聽，就像現在我告訴你這些。
在事情發生的正中，我開始考慮如何講述它們。
不算傾訴，沒有言出為論的感觸，這些事和生活也沒有深刻的關系，無非先講出來，就如同談論曆史和貿易戰，那是W、數學家、我毫無意義的聚會的主要内容，比其他毫無意義的飯局要少一些後果。
因此我始終樂于等待W找我去吃飯。
我更喜歡聽W和數學家講他們的故事。
我的故事沒意思，經常隻是看錯或誤解了什麼東西，沒有後續，缺乏寓意。
比如越來越經常看錯。
上個月某個周末帶女兒去玩，在景區公園門口看到廣告牌上印着巨型孕婦，上衣撩起來露出全部肚子，讓我訝異社會的開放，更疑惑廣告擺放位置的無厘頭。
再一看，是地球，沒有孕婦也沒有頭，深藍的底色之上我們要保護一隻白色的地球。
在飛機上我擡眼看到穿成套紫色制服的空中小姐，覺得她的眼睛和眼眶也是紫色的。
女兒在超市裡拿起袋裝葡萄幹零食，SunSmile，我看成SourSmile，酸楚的微笑。
太太在家看紀錄片，我看着字幕，“紀德的《窄門》”，看成《竅門》。
另一次，手機新聞裡的“政治”變成“洗浴”。
我大嫂是眼科醫生。
我曾經去她的醫院檢查，她的同事對于我的視力問題沒有做出什麼診斷，聽到我的工作性質後，告訴我少用眼，不要過久面對電腦，我說那不太容易，治療便結束了。
大嫂為自己的職業自得，我印象很深的是，她在年輕時最初随我大哥回家時曾經說，眼科少有絕症，但誰家早晚都會有青光眼和白内障，老人終将變得更老。
那還是幾十年前的事，不知道為什麼我一直記得，這比絕症聽起來更像一種難以回避的判決，死神借科學的表述立下驕傲的路障。
上一次見到W和數學家，W剛剛從京都回來，他說在飛機上改文章，隻差一點就能全部改完，回來後雜事紛纭又要擱置。
本來飛機上時間足夠，可惜脊椎反抗他的意志。
我懷疑他是因為不和孩子生活在一起，延長了我們在青年時代都曾經有過的關于自我所有權的假象。
做父親的人會知道，你從未有一刻擁有你的孩子，你的孩子和你完全不同，因此為人父母者在偶爾發現孩子促狹的笑容像一面令人驚駭的鏡子，或者第二個腳趾也比第一個腳趾長，或者同樣不善于拍球時，才會那樣驚喜。
孩子讓你發現你的時間不屬于你自己，你的家庭也不屬于你自己，你的床墊、你的馬桶、你的整個人，沒什麼屬于你，在衰老前你早已經清楚你不能主宰你的身體。
數學家說，他在青春期時就懂了這一點，是他的身體主宰他的意志，不是相反。
那時雙方展開持久的鬥争。
到現在，二者都明顯地衰竭了。
7.Why？ 退役數學家教了我兩件事。
一件事關乎概念，一件事關乎選擇。
關乎概念的事是這樣的：他說3+5=8不是數學，那是人的規定；但3+5=5+3是數學，這是發現一種規律。
其間的差異我始終沒有完全理解，因此給我造成了很深的印象。
W說，到某一刻他明白了為什麼數學不屬于科學門類——數學是專橫的，不像物理，數學不是發現關于自然世界運行的法則，而是發展出自身的一套邏輯，就像建築出平行時空。
數學家說，但數學邏輯本身也是對更純粹的世界的發現，有其客觀性。
W說，比專橫更可怕的是在專橫中識别出美妙和神奇。
你把數學——把專橫當作神學。
數學家笑了，說，你這個自由主義者。
另一件關乎選擇的事不是數學家本人的經曆，是别人的故事。
他說他有兩個熟人也離開了數學界，算不上朋友，多年來沒有再見面。
與他們不同，他自己是向前看的實用主義者，在決定進公司工作的同時就知道不會再回頭，即便他同時認為數學是他最大的愛好，并且在做出選擇時遠非心甘情願。
他總強調，如果當年能找到教職，他就不會轉行，他是不得已。
當年他已經逐漸認為自己缺乏數學方面的天才，但隻要再得到多一點支持，比如有教職擺在面前，他就能夠接受自己的局限，繼續半生以來的軌道，逃避自己已經認識到的不足。
而命運——他說“形勢”——不容他回避，非要他正面看到自己的不夠格。
那兩個熟人沒有像他那樣下墜進入金融業。
一個在家炒股，另一個算力強勁，擔任美國東南部德撲俱樂部的主席，比賽獎金足以養活自己在家做數學。
兩個人的理由和生活方式，至少在他們剛剛離開學界，他還能聽聞其消息的那幾年，按數學家的猜測，應該是類似的：既沒有放棄理想，又做了良好的修訂，改善了家人的生活。
人減少生存壓力之後，不是一切都會好一些嗎？這難道不是和轉行上班一樣能夠保障生活，同時又比上班更多保全了自由，不需要聽命于誰，也就保全了數學的可能性？因此數學家認為那是幻想。
要自由，還不如去送比薩餅，不占用精力，你可以賺一點錢，同時思考。
他用英文說，It'sokaytodosomethingyoudon'tquitecareabout，人可以去做自己不在乎的事，就像去健身。
送比薩餅和健身一樣是放松的方式，而炒股和德撲比賽後，你會累，身心俱疲，你需要再去嫖妓或者健身讓自己放松下來。
之後就沒有數學了。
他在轉行時也感到恐懼。
并非害怕窮，而是怕如果繼續在學界滞留，未來失敗後不得不照舊去華爾街工作。
倘若那樣，不如早去。
他怕的始終是數學不行。
别人認為他過得不錯，但他卻認為自己是選擇了容易一些的道路，索性放棄了和有才能的人繼續競争下去的壓力，從決定轉行那一刻開始，就完全是失敗者。
數學家喜歡用英語思考，即便如今回到國内生活，創立了自己的基金、幾乎隻和同胞打交道之後。
他說用外語做決定能減少情緒化，最大化效益。
我對此很懷疑，我覺得他恐怕本來也沒有太多情緒可言，他的情感可能是“T群”“T簇”——我亂編的概念，總之他在乎和他有關的人。
他極端在乎他的家庭，但那是一種情感，還是一種分類？有關系，則他聯結；有動蕩或危險，則他有對立。
聯結生成聯結，對立加強對立。
W批評數學家判斷事物時，不論事之對錯走向，獨強調人應采取的行動——人隻需與大勢産生關系。
天下事自有其勢，應時順勢而動則赢，以往靠敏銳的眼光和判斷，而今借助光纖和算法，總能保證人及時掌握時勢，從中得利。
因此生活在哪個國家哪個時代實際上并不重要。
這是否也是一種數學的秩序？5-3=2，（-3）-（-5）依舊等于2，無論旁人生死，世界繁榮衰退，國家的進化論，你總能賺到2。
不過他說2008年金融危機時他真的陷于深重的恐慌之中，擔心失掉工作，甚至一輩子失業。
那時他已經有了T大和T二，妻子正懷着第三個孩子，雷曼兄弟破産時，他們夫妻剛知道T三會是女兒。
他當時的計劃是去送比薩餅。
這件事讓我想起我曾經曆的一種欺騙性的決策。
許多年前，我還年輕時，經濟艙服務人員會問飛機餐是要牛肉還是面條。
實際上二者是牛肉米飯，以及蔬菜意大利面加馬鈴薯。
在商學院我學過“決策科學”，如今這類課已經鑲嵌在大數據以及機器學習中，不過我當時最感興趣的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