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學的遊牧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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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馬來西亞文藝營開幕式上的講演
我稱自己為“中國文學的遊牧民族”之一員，自然是帶點戲言意味的。
這其中有我的幾許苦惱和幾許樂趣。
我想，像我這樣遊散于祖國本土之外、在地球各隅以華語寫作的人，會體味我的苦樂參半的，感受。
所謂“遊牧”無非是指我們從地理到心理的社會位置：既遊離于母語主流，又處于别族文化的邊緣。
遊牧部落自古至今是從不被别族文化徹底認同，因此也從不被異種文化徹底同化。
但它又不可能不被寄居地的文化所感染，從而出現自己的更新和演變，以求得最适當的生存形式。
這裡生存形式決定我們在文學中的表達風格，決定我們的語言——帶有異國風情的中國語言。
像所有遊牧民族一樣，我們馱着無形的文化負載，從離開祖國海岸線的那一時刻起，就開始了永不會停駐的跋涉（一種無形的苦旅，一種即使有了土地所有權也不可能徹底消除的離情别緒），于是，我們的語言有了獨特的聲調、語氣。
對于我來說，沒有不好的故事，隻有講得不好的故事。
海外作家的遷移——這個似乎永遠未完成，有時己翻越了幾個世紀的遷移過程使我們每個家庭、每個人都有故事可說。
然而述說故事的語言決定它是否有聽衆，是否能在自己的母語語境中，以及在超越母語語境，即在人類思想和情感的境界中擁有盡可能大的聽衆群。
我們與第二故鄉（我們所移居的國度）的人們共享同一種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與他們有着相似的生存經驗，這似乎是我們文學創作的優勢，使我們筆下的故事背景和人物行為易被認同（而不像許多發生在中國大陸的故事，讀者對這些故事的審美首先要具備對大陸半個世紀來的曆史知識，包括對頻繁發生的政治運動所發生的特殊環境與語言之知識）。
這種語言習慣甚至比方言或術語更難懂得。
西方有不少成功的作家（如俄國的流亡作家普甯、那波可夫，猶太的辛格，以及近年流亡的智利女作家阿言德，捷克作家昆德拉），都是在母語語境之外，以母語寫作。
參照這些作家，我們這些中國文學的“遊牧者”們并沒有跻身于那個更為環球性的文學“遊牧部落”中去。
同樣，似乎更為不幸的是，我們在中國本土的文壇上，也隻有一個近乎虛設的位置。
因為我們的生活經驗對于中國讀者是遙遠的，是不切題的。
他們對我們的語言感到别具風情，但這語言所砌築的故事僅使他們好奇，整體上是隻能類屬中國文學的一個少數民族，并不能進入主流。
這似乎又讓我們感到劣勢的處境。
在海外生活、學習了八年，使我認識到中國文學在世
這其中有我的幾許苦惱和幾許樂趣。
我想，像我這樣遊散于祖國本土之外、在地球各隅以華語寫作的人，會體味我的苦樂參半的，感受。
所謂“遊牧”無非是指我們從地理到心理的社會位置：既遊離于母語主流，又處于别族文化的邊緣。
遊牧部落自古至今是從不被别族文化徹底認同，因此也從不被異種文化徹底同化。
但它又不可能不被寄居地的文化所感染，從而出現自己的更新和演變，以求得最适當的生存形式。
這裡生存形式決定我們在文學中的表達風格，決定我們的語言——帶有異國風情的中國語言。
像所有遊牧民族一樣，我們馱着無形的文化負載，從離開祖國海岸線的那一時刻起，就開始了永不會停駐的跋涉（一種無形的苦旅，一種即使有了土地所有權也不可能徹底消除的離情别緒），于是，我們的語言有了獨特的聲調、語氣。
對于我來說，沒有不好的故事，隻有講得不好的故事。
海外作家的遷移——這個似乎永遠未完成，有時己翻越了幾個世紀的遷移過程使我們每個家庭、每個人都有故事可說。
然而述說故事的語言決定它是否有聽衆，是否能在自己的母語語境中，以及在超越母語語境，即在人類思想和情感的境界中擁有盡可能大的聽衆群。
我們與第二故鄉（我們所移居的國度）的人們共享同一種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與他們有着相似的生存經驗，這似乎是我們文學創作的優勢，使我們筆下的故事背景和人物行為易被認同（而不像許多發生在中國大陸的故事，讀者對這些故事的審美首先要具備對大陸半個世紀來的曆史知識，包括對頻繁發生的政治運動所發生的特殊環境與語言之知識）。
這種語言習慣甚至比方言或術語更難懂得。
西方有不少成功的作家（如俄國的流亡作家普甯、那波可夫，猶太的辛格，以及近年流亡的智利女作家阿言德，捷克作家昆德拉），都是在母語語境之外，以母語寫作。
參照這些作家，我們這些中國文學的“遊牧者”們并沒有跻身于那個更為環球性的文學“遊牧部落”中去。
同樣，似乎更為不幸的是，我們在中國本土的文壇上，也隻有一個近乎虛設的位置。
因為我們的生活經驗對于中國讀者是遙遠的，是不切題的。
他們對我們的語言感到别具風情，但這語言所砌築的故事僅使他們好奇，整體上是隻能類屬中國文學的一個少數民族，并不能進入主流。
這似乎又讓我們感到劣勢的處境。
在海外生活、學習了八年，使我認識到中國文學在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