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意思的故事——摘自一個老人的劄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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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步了，”米哈依爾·費奧多羅維奇歎道，“姑且不談理想什麼的，隻要能工作，能思索，就已經不錯了！瞧，正好應了那句話：‘我悲哀地瞧着我們這一代的青年。
’” “是啊，他們大大退步了，”卡嘉同意說，“您說說看：近五年或者十年以來，你們教出過哪怕一個了不起的人嗎？” “别的教授怎麼樣，我不知道，可是我教出來的學生當中，我卻一個也想不起來。
” “我這一輩子也總算見過許多你們的學生、年輕的科學工作者、許多演員了……怎麼樣呢？慢說英雄或者天才我從來沒有那種福氣碰見過，就連單是有趣味的人我也一個都沒見過。
全是些灰色的人，庸才，自高自大……” 這種關于退步的話每一回都使我有一種感觸，好像偶然間偷聽到人家用難聽的話罵我女兒一樣。
我所以聽不入耳，是因為這類責難毫無道理，他們所根據的無非是早已陳腐的濫調，吓人的大話，例如什麼退步啦，缺乏理想啦，比不上過去的燦爛時代啦。
不管什麼樣的指責，即使是在女人面前說說的，也應當盡量明确地提出來，要不然那就不是指責，隻是空洞的謾罵，不合正人君子的身份。
我是老人，教書有三十年了，可是我既沒看出什麼退步，也沒看出缺乏理想。
我也不認為現在比過去糟糕。
我的看門人尼古拉在這方面的經驗是很有價值的，他說今天的學生既不比過去的學生好，也不比他們差。
要是有人問我在哪方面不喜歡現在我們的學生，我回答這問題不會很便當，可也不會說得太長，不過一定十分明确。
我知道他們的缺點，因此用不着找出那些含混的老生常談來搪塞。
我不喜歡他們抽煙，喝酒，晚婚，也不喜歡他們那麼漠不關心，常常冷淡到眼看自己周圍有同學挨餓，卻不捐款給學生救濟會。
他們不懂現代的語言，講俄國話也不正确。
就是昨天我的同事，衛生學教授，還對我抱怨說他教的課總得多講一遍才行，因為學生們的物理學知識很差，對氣象學完全不懂。
他們很容易受最新的、甚至不是最優秀的作家的影響，可是他們完全不關心古典著作，例如莎士比亞、馬可·奧勒留、埃披克梯托斯，或者帕斯卡。
他們分不清偉大和渺小，這尤其說明他們在生活方面不切實際。
凡是多多少少含有社會性質的困難問題（比方說，移民問題），他們總是靠這問題的論文來解決，而不是靠科學研究和科學實驗，雖然這方法是他們完全做得到的，尤其是跟他們的職業很符合。
他們情願做住院醫生、醫務助理員、化驗室的醫生，情願把這種職業做到四十歲，然而在科學方面，獨立自主的氣魄、自由的感覺、個人的主動精神，并不比其他行業，例如藝術或商業，少需要一分。
學生和聽講人，我是有的，可是幫手和繼承人卻沒有，所以我愛他們，為他們所感動，可是并不為他們感到驕傲。
等等，等等…… 這類缺點盡管很多，卻隻能惹得懦弱和膽怯的人生出悲觀情緒或者謾罵心理。
這種種短處具有偶然的、暫時的性質，完全随生活條件的變化而轉移。
隻要過上十年，這些短處就會消滅，或者讓位給别的新缺陷，那些缺陷也是完全不能避免的，不過它們也會吓得那時候的懦弱的人膽戰心驚。
學生們的壞處常常惹得我氣惱，可是拿這點氣惱跟近三十年來我跟學生談話、給他們講課、考察他們相互關系、把他們跟别的行業的人對比的時候所得到的快樂相比，那就算不得什麼了。
米哈依爾·費奧多羅維奇專說刻薄話，卡嘉聽着，他倆都沒覺出這種挑剔鄰人的消遣，表面看來雖然沒有什麼害處，實際上卻在把他們漸漸地拖進一個多麼深的深淵裡去。
他們自己并沒覺得簡單的談天怎樣一步步化為譏诮和嘲罵，他倆怎樣甚至開始養成了在人背後說壞話的習慣。
“人常會碰見些滑稽家夥，”米哈依爾·費奧多羅維奇說，“昨天我到我們的朋友葉戈爾·彼得羅維奇家裡去，在那兒碰見一位念書的學爺，大概是你們醫科三年級的學生吧。
好一張臉……杜勃羅留波夫的臉型，腦門子上刻着深奧的思想。
我們攀談起來。
‘年輕人，有這樣一件事兒，’我說。
‘我讀到一篇文章，’我說，‘有個德國人——我忘記他的名字了——從人的腦子裡提取了一種新的生物堿：癡呆。
’你們猜怎麼着？他真的聽信了，臉上甚至現出佩服的表情，好像在說，‘瞧，我們這班人本事多大！’有一天我到戲院裡去。
我在位子上坐下。
剛好我前面第二排上坐着兩個人：一個也是‘我們這班人’之流的人物，大概是學法律的；另一個披頭散發，是醫科學生。
那醫科學生醉得跟皮匠一樣。
他根本沒看台上的戲。
他隻顧打盹兒，鼻子往前一沖一沖的。
可是隻要演員開始大聲念獨白，或者光是提高了喉嚨，我們這位醫科學生就吃一驚，拿手指頭戳一下鄰座那個人的肋骨，問道：‘他在說什麼？說得高——尚嗎？’‘高尚，’那位‘我們這班人’回答。
‘好哇！’醫科學生吼起來。
‘高尚啊！好哇！’你們瞧，這喝醉了酒的蠢才上戲院裡來原來不是為了欣賞藝術，而是要找高尚的東西。
他要的是高尚。
” 卡嘉聽着，笑了。
她的笑法相當古怪，吸氣很快，每一吸氣和每一呼氣中間的空當既有節奏，而又整齊，很像是在拉手風琴，同時她臉上隻有鼻孔在笑。
我心裡發悶，不知道說什麼好。
我忍不住，冒火了，從座位上跳起來，叫道： “别說了！為什麼你們兩個像癞蛤蟆似的坐在這兒，吐出氣來弄得空中滿是毒素？我聽夠了！” 我不等他們嚼完蛆，就準備回家去。
實在，也應該走了：已經十點多鐘了。
“我想再坐一會兒，”米哈依爾·費奧多羅維奇說，“您答應嗎，葉卡捷琳娜·弗拉基米羅芙娜？” “行。
”卡嘉回答。
“Bene！既是這樣，那就請您吩咐他們再拿一小瓶酒來吧。
” 他倆舉着蠟燭送我到門廳，我穿皮大衣的時候，米哈依爾·費奧多羅維奇說： “近來您瘦多了，也老多了，尼古拉·斯捷潘内奇。
您怎麼了？您病了？” “對了，身體不大好。
” “他卻不肯治病……”卡嘉悶悶不樂地插嘴。
“為什麼您不治一治病呢？怎麼能照這樣拖下去呢？天助自助者，親愛的人。
托您向您家裡的人緻意，替我道歉，說我沒去看她們。
在我出國以前，一兩天裡我要去辭行的。
一定去！下個星期我就走了。
” 我從卡嘉家裡出來，因為大家談起我的病而又激動又害怕，不滿意自己。
我暗自盤算是不是真的應該找個同事來看看我的病。
我立刻想像我的同事給我聽診以後，會一句話也不說地走到窗口去，沉吟一下，然後轉過身來對着我，極力提防我從他臉上看出真相，用随随便便的口氣說：“眼下我還看不出有什麼特别的情形，不過，同事，我還是要勸您辭掉工作的好……”那就奪去了我的最後一線希望。
誰能不存一點希望呢？近來，每逢我診斷自己的病，給自己開藥方，就往往希望自己的無知欺騙了自己，希望在自己身上所發現的蛋白質和糖質、心髒的毛病、有兩次在早晨發生過的全身浮腫，都是我弄錯了。
我帶着憂郁病患者的那份熱心翻看治療學的專書，天天換藥吃，老是覺得會碰到對症的藥。
這都很不像話。
每天傍晚，不管天上布滿陰雲也好，月亮和星星正在照耀也好，我在回家的路上舉眼望天，心裡總是想着：死亡不久就要把我帶走了。
人也許會以為在這種時候我的思想一定跟天空那麼深奧，燦爛，驚人……可是不然！我想到的是我自己、我的妻子、麗莎、格涅凱爾、學生們、一般的人。
我的思想卑劣，渺小，我在蒙哄我自己。
在這種時候，我的世界觀可以用著名的阿拉克切耶夫在一封私信裡所說的話表達出來：“這世界上一切好東西都不可能不含有惡，而且惡永遠比善多。
”這就是說，一切東西都醜惡，根本沒有一種可以使人為它生活下去的東西。
我活過的六十二年隻應該算是白活。
我一發覺自己有這種思想，就極力說服自己：這些思想是偶然的、暫時的、在我心裡沒有深深地生下根，可是我立刻又想： “真要是這樣的話，那為什麼我每天傍晚總想去找那兩個癞蛤蟆呢？” 我暗自賭咒從此再也不去找卡嘉了，可又明明知道第二天傍晚我還是會去。
我在自己的家門口拉了鈴，後來走上樓去，卻覺得現在我已經沒有家了，也沒心再把它找回來。
事情是明明白白的，新的阿拉克切耶夫式的思想不是偶然的、暫時的在我心裡出現，它已經占據我的全身心了。
我帶着痛苦的良心，垂頭喪氣，無精打采四肢都不大能動，覺得身上好像加了幾千普特的體重似的，于是我脫衣上床，很快便睡着了。
然後呢，失眠來了……
一天早晨，天氣晴朗，麗莎走到我的房間裡來，用開玩笑的口氣說： “走吧，大人。
準備停當了。
” 我這位大人就給領到街上，被安置在一輛馬車上，他們把我運走了。
我坐在車上，沒事可做，就看左右兩邊的招牌。
“特拉克季爾”變成了“裡特卡爾特”。
這個字倒正好做男爵的姓：裡特卡爾特男爵夫人。
我的車子往前走去，穿過田野，經過墓園。
雖然我不久就要躺在那墓園裡，它卻沒使我生出任何感觸。
然後我的車子穿過一片樹林，又到田野上了。
一點有趣味的東西也沒有。
坐了兩個鐘頭的車以後，我這位大人就給領進一個别墅的樓下，安置在一個不大的、很暢快的、糊着淡藍色壁紙的房間裡。
我晚上還是跟先前一樣失眠，可是到早晨我不再醒着，聽我妻子講話，卻躺在床上了。
我沒睡，可是處在一種似睡非睡的狀态中，半昏半醒，自己知道不是在睡覺，卻又在做夢。
我一直睡到中午才起床，拗不過習慣的力量，仍舊靠着桌子坐下來，可是我不再工作，隻翻看卡嘉送來的黃色封面的法國小說作為消遣。
當然，看俄國作家的書才更富于愛國精神，可是我得承認，我對俄國作家沒有什麼特别的好感。
除了兩三個老作家以外，今天我們的一切文學依我看來都不是文學，而是一種特别的手工業成品，隻為了獲得鼓勵才存在，偏偏大家又不願意買這類成品。
在這些家庭手工業的成品當中就連頂好的也不能說有什麼了不起，要真心稱贊它而不加個“但是”，那是辦不到的。
關于近十年或者十五年來我所讀過的新的文學作品，也應該這樣說：其中沒有一本是了不起的，不管哪一本書，稱贊起來總少不了加個“但是”。
它們有隽永，有高尚，卻缺乏才氣；有才氣，有高尚，卻又缺乏隽永；或者最後，有才氣，有隽永，卻又缺乏高尚。
我不是說法國書又有才氣、又有隽永、又有高尚。
它們也并沒滿足我。
不過它們不像俄國書那麼沉悶，而且在那些書裡往往可以找到藝術創造的基本要素：個人自由的感覺，這卻是俄國作家所缺少的。
我想不起有哪一本新書，作者不是從第一頁起就極力用種種世俗的偏見和種種對良心的束縛把自己包緊。
有的人不敢提到裸體，有的人死命地鑽進心理分析，有的人認為必須“對人類有熱情的态度”，有的人故意整頁整頁地描寫自然，免得被人疑心他的寫作有傾向……有的人一心要在自己作品裡裝得是個平民，有的人卻要裝做貴族，等等。
那些書裡有處心積慮，有步步小心，有四平八穩，可是既沒有自由，也沒有要寫什麼就寫什麼的勇氣，因此也就談不上創造。
這些話指的是所謂的美文學。
講到俄國那些社會學的、藝術的等等的嚴肅論文，我純粹因為膽怯而不敢讀。
不知什麼緣故，我在兒童時代和少年時代害怕看門人和戲院裡的驗票員，這種畏懼一直留存到今天。
直到現在我也還是怕他們。
據說，隻有我們不理解的事，我們才害怕。
的确，為什麼看門人和戲院驗票員那麼神氣，那麼傲慢，那麼莊嚴而粗魯，那是很難理解的。
我一讀那些嚴肅的論文就準會感到同樣的、意義不明的恐懼。
那種非同小可的自命不凡、那種大将軍一樣的戲弄口吻、那種對外國作家過分随便的态度、那種一本正經淨說廢話的本事，都使我不能理解，覺得可怕。
這跟我讀我們那些醫學作家和自然科學家的作品的時候所常見到的謙虛、文雅、平和的口吻完全不同。
不但論文是這樣，就是俄國嚴肅的人們所翻譯的或者編纂的作品我也一樣讀不下去。
序言的誇耀的教誨口氣、譯者所加的過多的注解，妨礙我聚精會神地閱讀正文。
在所有論文或者書本中由慷慨的譯者所加的許多帶括弧的問号和sic，依我看來，對作者個人也好，對我作為讀者的獨立自主地位也好，都是一種侵犯。
有一回我被人請到地方法院裡去做鑒定人。
在休息時間，另一個鑒定人，我的同事，叫我注意檢察官對待被告是多麼粗暴，被告中有兩個是有知識的婦女。
我就回答同事說，檢察官的态度比嚴肅論文的作者們彼此相待的态度不見得更粗暴，我覺得我這話一點也沒誇大。
實在，他們的态度是那麼粗暴，一談起來就不能不痛心。
他們相互間的态度和他們對待所批評的作家的态度，要就不顧自己的尊嚴，過分捧場，要就剛好相反，比我在這劄記中和思想中對我将來的女婿格涅凱爾的蔑視還要放肆得多。
動不動就罵人家不負責任，罵人家居心不正，甚至罵人家犯了種種罪行，已經成了嚴肅論文照例的裝飾品。
這正好應了年輕的醫學工作者在論文裡所喜歡說的那句話，ultimaratio！這種作風無可避免地要影響年輕一代的作家的性情，因此在近十年或者十五年來我所看到的文學新著中男主人公往往喝很多的白酒，女主人公不十分貞節，我也就一點也不覺着奇怪了。
我讀法國書，眺望敞開的窗子外面。
我看見花園裡用尖頭木棍編成的栅欄和兩三棵瘦樹，還看見遠處栅欄外面的道路、田野以及寬闊的針葉樹林地帶。
我常常愉快地瞧着兩個頭發金黃、衣服破爛的小男孩和小女孩爬上花園栅欄，笑我的秃頂。
在他們亮晶晶的眼睛裡，我讀到：“瞧，那個秃頭！”恐怕隻有他們這兩個人才不把我的名望和品位放在心上。
現在我不是每天都有客人了。
我隻想提一提尼古拉和彼得·伊格納捷維奇的來訪。
尼古拉通常總是遇到假期才到我這兒來，仿佛是來接洽什麼公務似的，其實多半是為了來看望我。
他來的時候喝得醉醺醺的，以前他在冬天從來沒有這樣醉過。
“你有什麼事要說嗎？”我走出去，在門廳裡迎着他問道。
“大人！”他說，把手按住胸口，帶着愛人的那種癡迷神情瞧我，“大人！求上帝懲罰我！讓雷當場劈死我吧！Gaudeamusegiturjuventus！” 他熱烈地吻我的肩膀、袖子、鈕扣。
“我們學校裡事情都很順當嗎？”我問他。
“大人！求上帝做我的審判官……” 他完全沒有必要地不住賭咒，不久就弄得我厭煩了。
我就打發他到廚房去，由他們招待他吃飯。
彼得·伊格納捷維奇到了假日也特意到我家來看我，跟我談一談他的思想。
他通常坐在我房間裡一張桌子旁邊，謙虛，整潔，規矩，不敢跷起腳來，也不敢把胳膊肘支在桌子上。
他用輕輕的、平和的小聲音對我談起他在雜志和小冊子上讀到的依他看來十分有趣而尖刻的各種消息，聲調四平八穩，文绉绉的。
那些消息彼此相像，可以歸結成這樣一個格式：一個法國人發現了一種新東西，另外一個德國人駁斥他，證明早在一八七○年已經有一個美國人發明過，另外有個第三者，也是德國人，比他倆都厲害，證明他倆都出了醜，在顯微鏡底下把氣泡錯看成黑色素了。
彼得·伊格納捷維奇即使在有意逗我笑的時候，也還是講得冗長詳盡，好像宣讀學位論文，詳細地舉出他是從哪一篇文章上看來的，極力不說錯刊物的日期、号數、有關的人名，而且一提到人名絕不簡單地說一聲貝蒂，必得說讓·惹克·貝蒂。
有時候他留在我們這兒吃飯，于是這一頓飯的工夫他不住地講那種有趣的故事，弄得所有吃飯的人都煩悶無聊。
要是格涅凱爾和麗莎在他面前談起賦格曲和對位法，談起布拉姆斯和巴哈，他就謙虛地垂下眼簾，窘得什麼似的。
他覺着難為情，因為在他和我這樣嚴肅的人面前居然有人談起這種無聊的東西。
照我眼前這樣的心境，隻要他在我面前待上五分鐘就足能惹得我厭煩，倒好像我看他，聽他，已經足足有了一萬年似的。
我讨厭這個可憐的家夥。
他那輕柔平穩的嗓音和文绉绉的話語使得我無精打采，他的故事聽得我發呆……他對我存着一片好心，跟我講話純粹是湊我的高興。
我對他的報答卻隻是呆瞪瞪地瞧着他，仿佛要對他使催眠術似的，同時心裡想着：“走吧，走吧，走吧……”可是他對我的心願不理不睬，緊自坐下去，坐下去，坐下去…… 他坐在我面前的時候，我總擺脫不了一種想法：“說不定我一死，他就奉派接替了我的位子。
”于是我那可憐的講堂在我的幻想中就成了一片泉水幹涸的綠洲。
我對彼得·伊格納捷維奇很不客氣，一句話也不說，生氣，倒好像我有這種思想不該怪我自己，卻該怪他不對似的。
每逢他照例開口稱贊德國科學家，我卻不再照往常那樣好意地開一句玩笑，隻沒好氣地嘟哝一句： “您那些德國人都是些蠢驢……” 這很像去世的尼基塔·克雷洛夫教授當初在雷瓦爾跟彼羅戈夫一塊兒洗澡的時候嫌水太涼，生氣了，罵道：“這些混蛋的德國人！”我對彼得·伊格納捷維奇的态度很不好，直到他走了，我從窗口看見他那頂灰色的帽子在花園栅欄外面一閃一閃，我才想叫住他，說：“原諒我，我的好人！” 現在我們吃飯比在冬天還要無聊。
我現在痛恨而且看不起的格涅凱爾差不多天天跟我一塊兒吃飯。
我往常瞧見他在座，總還一聲不響地忍着，現在我卻對他說些挖苦的話，招得我妻子和麗莎臉都紅了。
我壓不住滿腔的惡意，常常說些簡直很愚蠢的話，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會說出那種話來。
比方，有一回，我帶着輕蔑的心情對格涅凱爾凝神瞧了很久，忽然無緣無故地念起來： 有時候老鷹比公雞飛得還低， 可是公雞絕飛不上天去…… 頂氣人的是公雞格涅凱爾卻顯得比老鷹教授還要聰明。
他知道我的妻子和女兒站在他那一邊，就使出一種手段，用傲慢的沉默回答我的譏刺（仿佛在說：“這老家夥昏了頭……何必跟他多費話呢？”），要不然他就好意地拿我開一句玩笑。
真應該奇怪：人會無聊到這種程度！吃飯的時候我居然始終幻想着格涅凱爾會怎樣露出冒險家的真面目，我妻子和麗莎會怎樣看出自己的錯誤，我會怎樣讪笑她們。
到了我這種年紀，一隻腳已經踏進墳墓了，還會有這麼荒唐的幻想！ 近來家裡出了一種誤會，這一類的誤會我從前是隻憑道聽途說才有所體會的。
不管我提起這種事會多麼難為情，我還是要寫出一次這類的争吵，那是在有一天吃過飯後發生的。
我坐在我的房間裡，正在抽煙鬥。
我妻子照例走進來，坐下，開口說道：趁現在天氣暖和，我又空閑，要是我肯到哈爾科夫去走一趟，打聽一下我們的格涅凱爾是個什麼樣的人，那倒挺好。
“好吧，我去就是……”我同意道。
我妻子對我很滿意，站起來，往門口走去，可是立刻回轉身來說： “順便提一下，另外還有一個請求。
我知道你會生氣，可是我有責任忠告你……對不起，尼古拉·斯捷潘内奇，你上卡嘉家裡去得太勤，我們所有的鄰居和熟人已經在紛紛議論了。
我不否認，她聰明，受過教育，跟她在一塊兒也許挺痛快，不過你知道，依你這年紀，照你的社會地位，你跟她在一塊兒會覺着愉快，那就未免奇怪了……再說，她那名聲是那麼……” 所有的血猛然從我的腦子裡湧出來，我的眼睛裡冒出火星。
我跳起來，抱住頭，頓着腳，用一種不像是我自己的聲音嚷道： “躲開我！躲開我！躲開！” 大概我的臉色可怕，嗓音奇怪，因為我妻子忽然臉色發白，用一種也不像是她自己的聲音絕望地高聲尖叫起來。
聽見我們喊叫，麗莎、格涅凱爾、然後葉戈爾……都跑進來了。
“躲開我！”我叫道，“走開！躲開我！” 我的腿發麻，仿佛兩條腿根本沒有了似的。
我覺着自己倒在一個什麼人的懷裡，随後還聽得見哭聲，不過隻聽見一會兒就暈過去了，有兩三個鐘頭不省人事。
現在說一說卡嘉。
每天将近傍晚她總來看我，當然鄰居和熟人都難免注意到。
她來一會兒，就帶我出去坐上馬車遊逛。
她自己有一匹馬，有一輛新馬車，都是今年夏天買下的。
總之，她生活得很闊綽：租下一個華貴的大别墅，外帶一個大花園，把城裡的家具都搬來，用了兩個女仆和一個車夫……我常問她： “卡嘉，你把父親的錢揮霍完了以後怎麼過下去啊？” “到那時候再說吧。
”她回答。
“那筆錢，我的朋友，應當受到比較嚴肅的對待才對。
那是由一個好人靠了正直的勞動掙來的。
” “這話您先前已經跟我說過。
我知道了。
” 起初我們坐車走過原野，随後又走過從我的窗口可以看見的那一片針葉樹林。
在我的眼睛裡，大自然顯得跟往常一樣美麗，隻是有一個魔鬼湊在我的耳邊悄悄說：這些松樹、枞樹、鳥雀、天空的白雲，等我過三四個月死了以後，對我的去世卻不會在意。
卡嘉喜歡趕車。
天氣好，又有我坐在她身旁，她覺着很愉快。
她興緻好，沒說尖刻的話。
“您是個很好的人，尼古拉·斯捷潘内奇，”她說，“您是一個天下少有的人，沒有一個演員會演您的角色。
比方拿我或者米哈依爾·費奧多羅維奇來說，就連壞演員都演得來，可是誰也演不了您。
我羨慕您，非常羨慕您！您看，我算是什麼呢？什麼呢？” 她想了一會兒，然後問我： “尼古拉·斯捷潘内奇，我不是一種否定的現象嗎？對嗎？” “對了。
”我回答。
“嗯！……那我該怎麼辦呢？” 我拿什麼話回答她呢？說一聲“工作吧”，或者“把家财散給窮人吧”，或者“了解一下你自己吧”，那倒是容易的。
惟其說起來容易，我倒不知道該回答什麼話好了。
我的同事們，那些治療學家，在教治療學的時候，總是勸人“分别處理個别的病例”。
人必得聽從這種忠告，才能相信教科書裡做為範例而推薦的最好的、最适宜的治療法在個别病例中往往完全不适用。
在精神的病症方面，情形也是一樣。
可是總得回答一句話才成，我就說： “你的空閑時候太多了，我的朋友。
你總該幹點什麼才好。
真的，如果演戲是你的本行，為什麼你不去重做演員呢？” “我辦不到。
” “聽你那口氣，看你那态度，倒好像你是個遭了難的人似的。
我不喜歡這樣，我的朋友。
這得怪你自己不好。
記住，你開始惱恨一般的人和事了，可
’” “是啊，他們大大退步了，”卡嘉同意說，“您說說看：近五年或者十年以來，你們教出過哪怕一個了不起的人嗎？” “别的教授怎麼樣，我不知道，可是我教出來的學生當中，我卻一個也想不起來。
” “我這一輩子也總算見過許多你們的學生、年輕的科學工作者、許多演員了……怎麼樣呢？慢說英雄或者天才我從來沒有那種福氣碰見過，就連單是有趣味的人我也一個都沒見過。
全是些灰色的人，庸才，自高自大……” 這種關于退步的話每一回都使我有一種感觸，好像偶然間偷聽到人家用難聽的話罵我女兒一樣。
我所以聽不入耳，是因為這類責難毫無道理，他們所根據的無非是早已陳腐的濫調，吓人的大話，例如什麼退步啦，缺乏理想啦，比不上過去的燦爛時代啦。
不管什麼樣的指責，即使是在女人面前說說的，也應當盡量明确地提出來，要不然那就不是指責，隻是空洞的謾罵，不合正人君子的身份。
我是老人，教書有三十年了，可是我既沒看出什麼退步，也沒看出缺乏理想。
我也不認為現在比過去糟糕。
我的看門人尼古拉在這方面的經驗是很有價值的，他說今天的學生既不比過去的學生好，也不比他們差。
要是有人問我在哪方面不喜歡現在我們的學生，我回答這問題不會很便當，可也不會說得太長，不過一定十分明确。
我知道他們的缺點，因此用不着找出那些含混的老生常談來搪塞。
我不喜歡他們抽煙，喝酒，晚婚，也不喜歡他們那麼漠不關心，常常冷淡到眼看自己周圍有同學挨餓，卻不捐款給學生救濟會。
他們不懂現代的語言，講俄國話也不正确。
就是昨天我的同事，衛生學教授，還對我抱怨說他教的課總得多講一遍才行，因為學生們的物理學知識很差，對氣象學完全不懂。
他們很容易受最新的、甚至不是最優秀的作家的影響，可是他們完全不關心古典著作，例如莎士比亞、馬可·奧勒留、埃披克梯托斯，或者帕斯卡。
他們分不清偉大和渺小，這尤其說明他們在生活方面不切實際。
凡是多多少少含有社會性質的困難問題（比方說，移民問題），他們總是靠這問題的論文來解決，而不是靠科學研究和科學實驗，雖然這方法是他們完全做得到的，尤其是跟他們的職業很符合。
他們情願做住院醫生、醫務助理員、化驗室的醫生，情願把這種職業做到四十歲，然而在科學方面，獨立自主的氣魄、自由的感覺、個人的主動精神，并不比其他行業，例如藝術或商業，少需要一分。
學生和聽講人，我是有的，可是幫手和繼承人卻沒有，所以我愛他們，為他們所感動，可是并不為他們感到驕傲。
等等，等等…… 這類缺點盡管很多，卻隻能惹得懦弱和膽怯的人生出悲觀情緒或者謾罵心理。
這種種短處具有偶然的、暫時的性質，完全随生活條件的變化而轉移。
隻要過上十年，這些短處就會消滅，或者讓位給别的新缺陷，那些缺陷也是完全不能避免的，不過它們也會吓得那時候的懦弱的人膽戰心驚。
學生們的壞處常常惹得我氣惱，可是拿這點氣惱跟近三十年來我跟學生談話、給他們講課、考察他們相互關系、把他們跟别的行業的人對比的時候所得到的快樂相比，那就算不得什麼了。
米哈依爾·費奧多羅維奇專說刻薄話，卡嘉聽着，他倆都沒覺出這種挑剔鄰人的消遣，表面看來雖然沒有什麼害處，實際上卻在把他們漸漸地拖進一個多麼深的深淵裡去。
他們自己并沒覺得簡單的談天怎樣一步步化為譏诮和嘲罵，他倆怎樣甚至開始養成了在人背後說壞話的習慣。
“人常會碰見些滑稽家夥，”米哈依爾·費奧多羅維奇說，“昨天我到我們的朋友葉戈爾·彼得羅維奇家裡去，在那兒碰見一位念書的學爺，大概是你們醫科三年級的學生吧。
好一張臉……杜勃羅留波夫的臉型，腦門子上刻着深奧的思想。
我們攀談起來。
‘年輕人，有這樣一件事兒，’我說。
‘我讀到一篇文章，’我說，‘有個德國人——我忘記他的名字了——從人的腦子裡提取了一種新的生物堿：癡呆。
’你們猜怎麼着？他真的聽信了，臉上甚至現出佩服的表情，好像在說，‘瞧，我們這班人本事多大！’有一天我到戲院裡去。
我在位子上坐下。
剛好我前面第二排上坐着兩個人：一個也是‘我們這班人’之流的人物，大概是學法律的；另一個披頭散發，是醫科學生。
那醫科學生醉得跟皮匠一樣。
他根本沒看台上的戲。
他隻顧打盹兒，鼻子往前一沖一沖的。
可是隻要演員開始大聲念獨白，或者光是提高了喉嚨，我們這位醫科學生就吃一驚，拿手指頭戳一下鄰座那個人的肋骨，問道：‘他在說什麼？說得高——尚嗎？’‘高尚，’那位‘我們這班人’回答。
‘好哇！’醫科學生吼起來。
‘高尚啊！好哇！’你們瞧，這喝醉了酒的蠢才上戲院裡來原來不是為了欣賞藝術，而是要找高尚的東西。
他要的是高尚。
” 卡嘉聽着，笑了。
她的笑法相當古怪，吸氣很快，每一吸氣和每一呼氣中間的空當既有節奏，而又整齊，很像是在拉手風琴，同時她臉上隻有鼻孔在笑。
我心裡發悶，不知道說什麼好。
我忍不住，冒火了，從座位上跳起來，叫道： “别說了！為什麼你們兩個像癞蛤蟆似的坐在這兒，吐出氣來弄得空中滿是毒素？我聽夠了！” 我不等他們嚼完蛆，就準備回家去。
實在，也應該走了：已經十點多鐘了。
“我想再坐一會兒，”米哈依爾·費奧多羅維奇說，“您答應嗎，葉卡捷琳娜·弗拉基米羅芙娜？” “行。
”卡嘉回答。
“Bene！既是這樣，那就請您吩咐他們再拿一小瓶酒來吧。
” 他倆舉着蠟燭送我到門廳，我穿皮大衣的時候，米哈依爾·費奧多羅維奇說： “近來您瘦多了，也老多了，尼古拉·斯捷潘内奇。
您怎麼了？您病了？” “對了，身體不大好。
” “他卻不肯治病……”卡嘉悶悶不樂地插嘴。
“為什麼您不治一治病呢？怎麼能照這樣拖下去呢？天助自助者，親愛的人。
托您向您家裡的人緻意，替我道歉，說我沒去看她們。
在我出國以前，一兩天裡我要去辭行的。
一定去！下個星期我就走了。
” 我從卡嘉家裡出來，因為大家談起我的病而又激動又害怕，不滿意自己。
我暗自盤算是不是真的應該找個同事來看看我的病。
我立刻想像我的同事給我聽診以後，會一句話也不說地走到窗口去，沉吟一下，然後轉過身來對着我，極力提防我從他臉上看出真相，用随随便便的口氣說：“眼下我還看不出有什麼特别的情形，不過，同事，我還是要勸您辭掉工作的好……”那就奪去了我的最後一線希望。
誰能不存一點希望呢？近來，每逢我診斷自己的病，給自己開藥方，就往往希望自己的無知欺騙了自己，希望在自己身上所發現的蛋白質和糖質、心髒的毛病、有兩次在早晨發生過的全身浮腫，都是我弄錯了。
我帶着憂郁病患者的那份熱心翻看治療學的專書，天天換藥吃，老是覺得會碰到對症的藥。
這都很不像話。
每天傍晚，不管天上布滿陰雲也好，月亮和星星正在照耀也好，我在回家的路上舉眼望天，心裡總是想着：死亡不久就要把我帶走了。
人也許會以為在這種時候我的思想一定跟天空那麼深奧，燦爛，驚人……可是不然！我想到的是我自己、我的妻子、麗莎、格涅凱爾、學生們、一般的人。
我的思想卑劣，渺小，我在蒙哄我自己。
在這種時候，我的世界觀可以用著名的阿拉克切耶夫在一封私信裡所說的話表達出來：“這世界上一切好東西都不可能不含有惡，而且惡永遠比善多。
”這就是說，一切東西都醜惡，根本沒有一種可以使人為它生活下去的東西。
我活過的六十二年隻應該算是白活。
我一發覺自己有這種思想，就極力說服自己：這些思想是偶然的、暫時的、在我心裡沒有深深地生下根，可是我立刻又想： “真要是這樣的話，那為什麼我每天傍晚總想去找那兩個癞蛤蟆呢？” 我暗自賭咒從此再也不去找卡嘉了，可又明明知道第二天傍晚我還是會去。
我在自己的家門口拉了鈴，後來走上樓去，卻覺得現在我已經沒有家了，也沒心再把它找回來。
事情是明明白白的，新的阿拉克切耶夫式的思想不是偶然的、暫時的在我心裡出現，它已經占據我的全身心了。
我帶着痛苦的良心，垂頭喪氣，無精打采四肢都不大能動，覺得身上好像加了幾千普特的體重似的，于是我脫衣上床，很快便睡着了。
然後呢，失眠來了……
四
夏天來了，生活改變了。一天早晨，天氣晴朗，麗莎走到我的房間裡來，用開玩笑的口氣說： “走吧，大人。
準備停當了。
” 我這位大人就給領到街上，被安置在一輛馬車上，他們把我運走了。
我坐在車上，沒事可做，就看左右兩邊的招牌。
“特拉克季爾”變成了“裡特卡爾特”。
這個字倒正好做男爵的姓：裡特卡爾特男爵夫人。
我的車子往前走去，穿過田野，經過墓園。
雖然我不久就要躺在那墓園裡，它卻沒使我生出任何感觸。
然後我的車子穿過一片樹林，又到田野上了。
一點有趣味的東西也沒有。
坐了兩個鐘頭的車以後，我這位大人就給領進一個别墅的樓下，安置在一個不大的、很暢快的、糊着淡藍色壁紙的房間裡。
我晚上還是跟先前一樣失眠，可是到早晨我不再醒着，聽我妻子講話，卻躺在床上了。
我沒睡，可是處在一種似睡非睡的狀态中，半昏半醒，自己知道不是在睡覺，卻又在做夢。
我一直睡到中午才起床，拗不過習慣的力量，仍舊靠着桌子坐下來，可是我不再工作，隻翻看卡嘉送來的黃色封面的法國小說作為消遣。
當然，看俄國作家的書才更富于愛國精神，可是我得承認，我對俄國作家沒有什麼特别的好感。
除了兩三個老作家以外，今天我們的一切文學依我看來都不是文學，而是一種特别的手工業成品，隻為了獲得鼓勵才存在，偏偏大家又不願意買這類成品。
在這些家庭手工業的成品當中就連頂好的也不能說有什麼了不起，要真心稱贊它而不加個“但是”，那是辦不到的。
關于近十年或者十五年來我所讀過的新的文學作品，也應該這樣說：其中沒有一本是了不起的，不管哪一本書，稱贊起來總少不了加個“但是”。
它們有隽永，有高尚，卻缺乏才氣；有才氣，有高尚，卻又缺乏隽永；或者最後，有才氣，有隽永，卻又缺乏高尚。
我不是說法國書又有才氣、又有隽永、又有高尚。
它們也并沒滿足我。
不過它們不像俄國書那麼沉悶，而且在那些書裡往往可以找到藝術創造的基本要素：個人自由的感覺，這卻是俄國作家所缺少的。
我想不起有哪一本新書，作者不是從第一頁起就極力用種種世俗的偏見和種種對良心的束縛把自己包緊。
有的人不敢提到裸體，有的人死命地鑽進心理分析，有的人認為必須“對人類有熱情的态度”，有的人故意整頁整頁地描寫自然，免得被人疑心他的寫作有傾向……有的人一心要在自己作品裡裝得是個平民，有的人卻要裝做貴族，等等。
那些書裡有處心積慮，有步步小心，有四平八穩，可是既沒有自由，也沒有要寫什麼就寫什麼的勇氣，因此也就談不上創造。
這些話指的是所謂的美文學。
講到俄國那些社會學的、藝術的等等的嚴肅論文，我純粹因為膽怯而不敢讀。
不知什麼緣故，我在兒童時代和少年時代害怕看門人和戲院裡的驗票員，這種畏懼一直留存到今天。
直到現在我也還是怕他們。
據說，隻有我們不理解的事，我們才害怕。
的确，為什麼看門人和戲院驗票員那麼神氣，那麼傲慢，那麼莊嚴而粗魯，那是很難理解的。
我一讀那些嚴肅的論文就準會感到同樣的、意義不明的恐懼。
那種非同小可的自命不凡、那種大将軍一樣的戲弄口吻、那種對外國作家過分随便的态度、那種一本正經淨說廢話的本事，都使我不能理解，覺得可怕。
這跟我讀我們那些醫學作家和自然科學家的作品的時候所常見到的謙虛、文雅、平和的口吻完全不同。
不但論文是這樣，就是俄國嚴肅的人們所翻譯的或者編纂的作品我也一樣讀不下去。
序言的誇耀的教誨口氣、譯者所加的過多的注解，妨礙我聚精會神地閱讀正文。
在所有論文或者書本中由慷慨的譯者所加的許多帶括弧的問号和sic，依我看來，對作者個人也好，對我作為讀者的獨立自主地位也好，都是一種侵犯。
有一回我被人請到地方法院裡去做鑒定人。
在休息時間，另一個鑒定人，我的同事，叫我注意檢察官對待被告是多麼粗暴，被告中有兩個是有知識的婦女。
我就回答同事說，檢察官的态度比嚴肅論文的作者們彼此相待的态度不見得更粗暴，我覺得我這話一點也沒誇大。
實在，他們的态度是那麼粗暴，一談起來就不能不痛心。
他們相互間的态度和他們對待所批評的作家的态度，要就不顧自己的尊嚴，過分捧場，要就剛好相反，比我在這劄記中和思想中對我将來的女婿格涅凱爾的蔑視還要放肆得多。
動不動就罵人家不負責任，罵人家居心不正，甚至罵人家犯了種種罪行，已經成了嚴肅論文照例的裝飾品。
這正好應了年輕的醫學工作者在論文裡所喜歡說的那句話，ultimaratio！這種作風無可避免地要影響年輕一代的作家的性情，因此在近十年或者十五年來我所看到的文學新著中男主人公往往喝很多的白酒，女主人公不十分貞節，我也就一點也不覺着奇怪了。
我讀法國書，眺望敞開的窗子外面。
我看見花園裡用尖頭木棍編成的栅欄和兩三棵瘦樹，還看見遠處栅欄外面的道路、田野以及寬闊的針葉樹林地帶。
我常常愉快地瞧着兩個頭發金黃、衣服破爛的小男孩和小女孩爬上花園栅欄，笑我的秃頂。
在他們亮晶晶的眼睛裡，我讀到：“瞧，那個秃頭！”恐怕隻有他們這兩個人才不把我的名望和品位放在心上。
現在我不是每天都有客人了。
我隻想提一提尼古拉和彼得·伊格納捷維奇的來訪。
尼古拉通常總是遇到假期才到我這兒來，仿佛是來接洽什麼公務似的，其實多半是為了來看望我。
他來的時候喝得醉醺醺的，以前他在冬天從來沒有這樣醉過。
“你有什麼事要說嗎？”我走出去，在門廳裡迎着他問道。
“大人！”他說，把手按住胸口，帶着愛人的那種癡迷神情瞧我，“大人！求上帝懲罰我！讓雷當場劈死我吧！Gaudeamusegiturjuventus！” 他熱烈地吻我的肩膀、袖子、鈕扣。
“我們學校裡事情都很順當嗎？”我問他。
“大人！求上帝做我的審判官……” 他完全沒有必要地不住賭咒，不久就弄得我厭煩了。
我就打發他到廚房去，由他們招待他吃飯。
彼得·伊格納捷維奇到了假日也特意到我家來看我，跟我談一談他的思想。
他通常坐在我房間裡一張桌子旁邊，謙虛，整潔，規矩，不敢跷起腳來，也不敢把胳膊肘支在桌子上。
他用輕輕的、平和的小聲音對我談起他在雜志和小冊子上讀到的依他看來十分有趣而尖刻的各種消息，聲調四平八穩，文绉绉的。
那些消息彼此相像，可以歸結成這樣一個格式：一個法國人發現了一種新東西，另外一個德國人駁斥他，證明早在一八七○年已經有一個美國人發明過，另外有個第三者，也是德國人，比他倆都厲害，證明他倆都出了醜，在顯微鏡底下把氣泡錯看成黑色素了。
彼得·伊格納捷維奇即使在有意逗我笑的時候，也還是講得冗長詳盡，好像宣讀學位論文，詳細地舉出他是從哪一篇文章上看來的，極力不說錯刊物的日期、号數、有關的人名，而且一提到人名絕不簡單地說一聲貝蒂，必得說讓·惹克·貝蒂。
有時候他留在我們這兒吃飯，于是這一頓飯的工夫他不住地講那種有趣的故事，弄得所有吃飯的人都煩悶無聊。
要是格涅凱爾和麗莎在他面前談起賦格曲和對位法，談起布拉姆斯和巴哈，他就謙虛地垂下眼簾，窘得什麼似的。
他覺着難為情，因為在他和我這樣嚴肅的人面前居然有人談起這種無聊的東西。
照我眼前這樣的心境，隻要他在我面前待上五分鐘就足能惹得我厭煩，倒好像我看他，聽他，已經足足有了一萬年似的。
我讨厭這個可憐的家夥。
他那輕柔平穩的嗓音和文绉绉的話語使得我無精打采，他的故事聽得我發呆……他對我存着一片好心，跟我講話純粹是湊我的高興。
我對他的報答卻隻是呆瞪瞪地瞧着他，仿佛要對他使催眠術似的，同時心裡想着：“走吧，走吧，走吧……”可是他對我的心願不理不睬，緊自坐下去，坐下去，坐下去…… 他坐在我面前的時候，我總擺脫不了一種想法：“說不定我一死，他就奉派接替了我的位子。
”于是我那可憐的講堂在我的幻想中就成了一片泉水幹涸的綠洲。
我對彼得·伊格納捷維奇很不客氣，一句話也不說，生氣，倒好像我有這種思想不該怪我自己，卻該怪他不對似的。
每逢他照例開口稱贊德國科學家，我卻不再照往常那樣好意地開一句玩笑，隻沒好氣地嘟哝一句： “您那些德國人都是些蠢驢……” 這很像去世的尼基塔·克雷洛夫教授當初在雷瓦爾跟彼羅戈夫一塊兒洗澡的時候嫌水太涼，生氣了，罵道：“這些混蛋的德國人！”我對彼得·伊格納捷維奇的态度很不好，直到他走了，我從窗口看見他那頂灰色的帽子在花園栅欄外面一閃一閃，我才想叫住他，說：“原諒我，我的好人！” 現在我們吃飯比在冬天還要無聊。
我現在痛恨而且看不起的格涅凱爾差不多天天跟我一塊兒吃飯。
我往常瞧見他在座，總還一聲不響地忍着，現在我卻對他說些挖苦的話，招得我妻子和麗莎臉都紅了。
我壓不住滿腔的惡意，常常說些簡直很愚蠢的話，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會說出那種話來。
比方，有一回，我帶着輕蔑的心情對格涅凱爾凝神瞧了很久，忽然無緣無故地念起來： 有時候老鷹比公雞飛得還低， 可是公雞絕飛不上天去…… 頂氣人的是公雞格涅凱爾卻顯得比老鷹教授還要聰明。
他知道我的妻子和女兒站在他那一邊，就使出一種手段，用傲慢的沉默回答我的譏刺（仿佛在說：“這老家夥昏了頭……何必跟他多費話呢？”），要不然他就好意地拿我開一句玩笑。
真應該奇怪：人會無聊到這種程度！吃飯的時候我居然始終幻想着格涅凱爾會怎樣露出冒險家的真面目，我妻子和麗莎會怎樣看出自己的錯誤，我會怎樣讪笑她們。
到了我這種年紀，一隻腳已經踏進墳墓了，還會有這麼荒唐的幻想！ 近來家裡出了一種誤會，這一類的誤會我從前是隻憑道聽途說才有所體會的。
不管我提起這種事會多麼難為情，我還是要寫出一次這類的争吵，那是在有一天吃過飯後發生的。
我坐在我的房間裡，正在抽煙鬥。
我妻子照例走進來，坐下，開口說道：趁現在天氣暖和，我又空閑，要是我肯到哈爾科夫去走一趟，打聽一下我們的格涅凱爾是個什麼樣的人，那倒挺好。
“好吧，我去就是……”我同意道。
我妻子對我很滿意，站起來，往門口走去，可是立刻回轉身來說： “順便提一下，另外還有一個請求。
我知道你會生氣，可是我有責任忠告你……對不起，尼古拉·斯捷潘内奇，你上卡嘉家裡去得太勤，我們所有的鄰居和熟人已經在紛紛議論了。
我不否認，她聰明，受過教育，跟她在一塊兒也許挺痛快，不過你知道，依你這年紀，照你的社會地位，你跟她在一塊兒會覺着愉快，那就未免奇怪了……再說，她那名聲是那麼……” 所有的血猛然從我的腦子裡湧出來，我的眼睛裡冒出火星。
我跳起來，抱住頭，頓着腳，用一種不像是我自己的聲音嚷道： “躲開我！躲開我！躲開！” 大概我的臉色可怕，嗓音奇怪，因為我妻子忽然臉色發白，用一種也不像是她自己的聲音絕望地高聲尖叫起來。
聽見我們喊叫，麗莎、格涅凱爾、然後葉戈爾……都跑進來了。
“躲開我！”我叫道，“走開！躲開我！” 我的腿發麻，仿佛兩條腿根本沒有了似的。
我覺着自己倒在一個什麼人的懷裡，随後還聽得見哭聲，不過隻聽見一會兒就暈過去了，有兩三個鐘頭不省人事。
現在說一說卡嘉。
每天将近傍晚她總來看我，當然鄰居和熟人都難免注意到。
她來一會兒，就帶我出去坐上馬車遊逛。
她自己有一匹馬，有一輛新馬車，都是今年夏天買下的。
總之，她生活得很闊綽：租下一個華貴的大别墅，外帶一個大花園，把城裡的家具都搬來，用了兩個女仆和一個車夫……我常問她： “卡嘉，你把父親的錢揮霍完了以後怎麼過下去啊？” “到那時候再說吧。
”她回答。
“那筆錢，我的朋友，應當受到比較嚴肅的對待才對。
那是由一個好人靠了正直的勞動掙來的。
” “這話您先前已經跟我說過。
我知道了。
” 起初我們坐車走過原野，随後又走過從我的窗口可以看見的那一片針葉樹林。
在我的眼睛裡，大自然顯得跟往常一樣美麗，隻是有一個魔鬼湊在我的耳邊悄悄說：這些松樹、枞樹、鳥雀、天空的白雲，等我過三四個月死了以後，對我的去世卻不會在意。
卡嘉喜歡趕車。
天氣好，又有我坐在她身旁，她覺着很愉快。
她興緻好，沒說尖刻的話。
“您是個很好的人，尼古拉·斯捷潘内奇，”她說，“您是一個天下少有的人，沒有一個演員會演您的角色。
比方拿我或者米哈依爾·費奧多羅維奇來說，就連壞演員都演得來，可是誰也演不了您。
我羨慕您，非常羨慕您！您看，我算是什麼呢？什麼呢？” 她想了一會兒，然後問我： “尼古拉·斯捷潘内奇，我不是一種否定的現象嗎？對嗎？” “對了。
”我回答。
“嗯！……那我該怎麼辦呢？” 我拿什麼話回答她呢？說一聲“工作吧”，或者“把家财散給窮人吧”，或者“了解一下你自己吧”，那倒是容易的。
惟其說起來容易，我倒不知道該回答什麼話好了。
我的同事們，那些治療學家，在教治療學的時候，總是勸人“分别處理個别的病例”。
人必得聽從這種忠告，才能相信教科書裡做為範例而推薦的最好的、最适宜的治療法在個别病例中往往完全不适用。
在精神的病症方面，情形也是一樣。
可是總得回答一句話才成，我就說： “你的空閑時候太多了，我的朋友。
你總該幹點什麼才好。
真的，如果演戲是你的本行，為什麼你不去重做演員呢？” “我辦不到。
” “聽你那口氣，看你那态度，倒好像你是個遭了難的人似的。
我不喜歡這樣，我的朋友。
這得怪你自己不好。
記住，你開始惱恨一般的人和事了，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