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生——一個内地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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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掙來的錢嗎？”她問。
“是的。
” “幸福的人啊！”她歎口氣說，“依我看來，生活裡的一切壞事都是由閑散，由煩悶無聊，由心靈的空虛來的。
人習慣了靠别人過活的時候，這一切就不可避免了。
您不要以為我是在裝模做樣，我真心對您說：做富人是沒有趣味，也不愉快的。
大家說，人都是靠不義之财去結交朋友，因為一般說來正當的财富是沒有也不可能有的。
” 她用嚴肅冰冷的眼光瞧一眼四周的家具，仿佛想把家具點一點數似的，接着說： “舒适和安樂有一種魔力。
它們能夠逐步吸引那些甚至意志堅強的人。
以前父親和我過得并不富裕，簡簡單單，現在呢，您看見我們在怎樣過活。
說起來駭人聽聞，”她說，聳了聳肩膀，“我們一年要花到兩萬！而且是在外省！” “人們往往把舒适和安樂看做金錢和教育的不可避免的特權，”我說，“我覺得生活的安樂可以跟任什麼東西，甚至跟最繁重肮髒的勞動結合起來。
您父親闊綽，可是照他說來他做過一陣機車司機，當過普通的加油工人。
” 她微微一笑，懷疑地搖搖頭。
“爸爸有時候吃克瓦斯泡的面包渣湯，”她說，“這簡直是尋開心，胡來！” 這時候傳來門鈴聲，她站起來。
“富人和受過教育的人應當跟大家一樣都做工，”她接着說，“要是有安樂的話，那就應當人人有份。
任何特權都不應當有。
哎，算了吧，别談哲學了。
請您跟我講點快活的事吧。
請您談談油漆工人。
他們是什麼樣的人？可笑嗎？” 醫師來了。
我開始講油漆工人，可是因為不習慣而覺得拘束，就跟民族學家那樣講得嚴肅而沒有力量。
醫師也講了幾個工廠工人的生活逸事。
他身子搖搖晃晃，哭起來，跪下去，甚至學醉漢的樣子躺在地闆上。
這簡直是演員的表演，瑪麗亞·維克托羅芙娜瞧着他，笑得流出了眼淚。
後來他在鋼琴那兒坐下來，用他那柔和好聽的男高音唱着，瑪麗亞·維克托羅芙娜站在旁邊，給他挑選歌曲，他唱錯的時候就糾正他。
“我聽說您也會唱歌？”我問。
“這還用問！”醫師吃驚地說，“她是個了不起的歌唱家，演員，您還要問！您說到哪兒去了！” “從前我認真幹過這一行，”她回答我的問題說，“可是現在我把它丢開了。
” 她在一個矮凳上坐下，對我們講起她在彼得堡的生活，模仿一些著名歌唱家的模樣，學她們的聲調和唱歌的姿态。
她在紀念簿上畫醫師的肖像，然後畫我的肖像，畫得不好，結果把我們兩個人畫得很相像。
她笑，胡鬧，做出可愛的鬼臉。
她做起這些事來比談不義之财自然得多，我覺着她剛才對我講财富和安樂仿佛不是認真地在講，而是模仿什麼人的話似的。
她是個出色的喜劇演員。
我暗自把她跟我們的小姐們擺在一起，就連美麗端莊的安紐達·布拉戈沃都比不上她。
這兩個人的區别是很大的，好比人工培育出來的上等玫瑰和野玫瑰之間的區别一樣。
我們三個人一塊兒吃晚飯。
醫師和瑪麗亞·維克托羅芙娜喝紅葡萄酒、香槟、加白蘭地的咖啡。
他們碰杯，為友誼，為智慧，為進步，為自由幹杯。
他們沒有喝醉，隻是臉紅了，常常無緣無故大笑起來，笑到流出眼淚。
為了免得顯出煩悶的樣子，我也喝紅葡萄酒。
“那些有才能的、天資特富的人，”多爾日科娃說，“知道該怎樣生活，順着自己的道路走去。
至于普通人，比方拿我來說，就什麼也不知道，什麼也不會做，他們沒有别的辦法，隻能瞧着深奧的社會潮流，随它把他們帶到什麼地方去。
” “難道人能瞧見根本不存在的東西嗎？”醫師問。
“不對。
這是因為我們看不見。
” “是這樣嗎？所謂社會潮流，那是新文學捏造出來的東西。
我們沒有這種東西。
” 争論開始了。
“任何深奧的社會潮流，不但我們現在沒有，過去也沒有過，”醫師大聲說，“新文學捏造出來的東西多的是！它還捏造過一種在鄉村工作的知識分子，然而您就是找遍我們的村子，恐怕也隻能找到一個穿着短上衣或者黑上衣的村學究，寫起‘也’字來倒會寫錯三筆。
有文化的生活在我們這兒還沒開始呢。
那種野蠻、那種十足的粗鄙、那種渺不足道，跟五百年前一模一樣。
潮流啦，思潮啦，有倒是有過，可是話說回來，那些東西都淺薄渺小，為種種庸俗的、一個錢也不值的利益服務。
難道在這兒看得見什麼嚴肅的東西嗎？要是您以為您發現了深奧的社會潮流，您順應它而把自己的一生獻給那種把昆蟲從奴役裡解放出來或者從此不吃牛肉餅之類合乎當代風氣的工作，那麼我該給您道喜了，小姐。
我們得學習，學習，再學習，至于深奧的社會潮流，我們得等一等：目前我們還沒有長大成人，談不到那種東西，憑良心說那種東西我們一點也不懂。
” “您不懂，我卻懂，”瑪麗亞·維克托羅芙娜說，“上帝才知道您今天是多麼乏味！” “我們的任務是學習再學習，竭力積累盡量多的知識，因為隻有在有知識的地方才會有嚴肅的社會潮流，将來人類的幸福都包藏在知識裡。
為科學幹杯啊！” “有一點是毫無疑問的：必須給我們自己安排另外一種生活了，”瑪麗亞·維克托羅芙娜沉默一陣，想了一陣以後說，“像這種一直過到現在的生活是一個錢也不值的。
我們别再談它了。
” 等到我們從她家裡出來，教堂裡已經敲兩點鐘了。
“您喜歡她嗎？”醫師問，“她挺好，不是嗎？” 聖誕節的頭一天我們在瑪麗亞·維克托羅芙娜家裡吃飯，後來在這段節日裡差不多天天到她家裡去。
她那兒除了我們以外沒有外人，她說得對：她在這個城裡除了我和醫師以外連一個朋友也沒有。
我們把大部分時間都用在談話上。
有時候醫師随身帶來一本書或者雜志，大聲念給我們聽。
事實上他是我生平所遇見的頭一個有學問的人。
我不能判斷他的知識是不是廣博，不過他經常講出他的知識來，因為他希望别人也知道。
每逢他講到有關醫學的事，他的話總是跟我們城裡任何一個醫師都不同，給人留下一種新穎獨特的印象，我覺得隻要他有意，他就會成為一個真正的學者。
他也許是當時唯一對我有重大影響的人。
我跟他見面，不斷讀他拿給我的書，結果我漸漸開始感到需要知識，知識給我的缺乏歡樂的勞動充滿高尚的精神。
我已經覺着奇怪，早先我竟不知道，比方說，全世界是由六十種簡單的物體構成的，不知道幹油是什麼，油漆是什麼，而且好像沒有這些知識也行了。
跟醫師的結交甚至也把我從精神上提高了。
我常跟他争論，雖然我總是保留我自己的看法，可是由于他，我還是漸漸發現我并沒有把一切事情都弄明白，我就極力形成盡量明确的信念，好讓良心的指示明明白白，沒有一點含混的地方。
不過這個全城最有學問最優秀的人仍舊離着完美很遠。
他的風度、他那種喜歡把任何談話都變成争論的習慣、他那好聽的男高音，甚至他那種親熱，都有點粗野，缺乏教養，每逢他脫掉上衣，隻穿一件綢襯衫，或者在酒館裡丢給仆役一點賞錢的時候，我總是覺得文化到底是文化，他的心裡卻仍然有個鞑靼人在活動。
到主顯節他又到彼得堡去了。
他是早晨動身的，午飯以後姐姐來找我。
她沒有脫掉皮襖和帽子，坐在那兒一聲不響，臉色很白，眼睛瞧着一個地方發呆。
她一陣陣發冷，看得出她強忍着病痛。
“你多半感冒了。
”我說。
她的眼睛裡滿是淚水，她站起來，去找卡爾波芙娜，沒有對我說一句話，倒好像我得罪了她似的。
過了一會兒我聽見她用沉痛的責備口氣說： “奶媽，我一直活到現在是為了什麼呢？為了什麼呢？你說說看：我豈不是糟蹋了我的青春嗎？我在一生的最好歲月裡卻隻知道記賬、倒茶、數戈比、招待客人，以為世界上再也沒有比這些更高尚的事了！奶媽，你要明白，我也有人的要求啊！我要生活，可是人家卻把我變成一個帶鑰匙的女管家。
這真可怕，真可怕呀！” 她把一串鑰匙往門外一丢，鑰匙當啷一響掉在我的房間裡。
這些是食器櫥上的鑰匙、廚房櫃子上的鑰匙、地窖的鑰匙、茶葉匣的鑰匙，也就是當年我母親帶過的那些鑰匙。
“啊，哎，天呐！”老太婆害怕地說，“聖徒啊！” 姐姐回家去的時候，到我這兒來撿起鑰匙，說： “你原諒我吧。
近來我起了點古怪的變化。
”
他坐在我的桌子旁邊，正在翻看一本書。
“到底來了！”他說，站起來，伸了個懶腰，“這已經是我第三次來找您了。
省長吩咐您明天早晨九點鐘去見他。
務必要去。
” 他要我寫一個筆據說我一定執行省長大人的命令，然後就拿着它走了。
這位警察分局長的深夜光臨和省長的突然召見對我說來好比晴天霹靂。
我從很小的時候起就怕憲兵、警察、法官，目前我心裡七上八下，好像我真犯了什麼罪似的。
我無論怎樣也睡不着覺。
奶娘和普羅科菲也心不定，睡不着。
此外奶媽耳朵痛，她哼哼唧唧，有好幾回痛得哭起來。
普羅科菲聽見我沒睡着，就舉着一盞小燈小心地走到我房間裡來，在桌子旁邊坐下。
“您得喝點胡椒酒才對……”他沉吟一下說，“在塵世的愁苦生活裡喝上一點酒是沒什麼關系的。
要是媽往耳朵裡倒一點胡椒酒，那也會有大好處。
” 到兩點多鐘他動身到屠宰場去取肉。
我知道這一夜直到天亮也睡不着，為了消磨九點鐘以前這段光陰，就跟他一塊兒去了。
我們提着燈走去。
他的學徒尼科爾卡年紀在十三歲上下，凍得臉上生出青斑，那副神情十足像個強盜，他坐在雪橇上跟着我們走，用嗄啞的喉嚨吆喝馬。
“您在省長那兒大概要受罰，”親愛的普羅科菲對我說，“省長有省長的章法，方丈有方丈的章法，軍官有軍官的章法，醫師有醫師的章法，各行各業有各行各業的章法。
您沒有守住您的章法，人家就不能依您了。
” 屠宰場坐落在墓園後面，以前我隻是遠遠地看見過它。
那是三個陰暗的闆棚，四周圍着一道灰色籬牆，夏天逢到炎熱的日子風從闆棚那邊吹來，就帶出悶人的臭氣。
現在我走進院子，四下裡一片陰暗，看不見那些闆棚，老是撞着馬和那些空的或者已經裝好肉的雪橇。
人們提着燈走來走去，用下流的話互相罵着。
普羅科菲也在罵，尼科爾卡也在罵，而且罵得同樣難聽，空中彌漫着不斷的相罵、咳嗽、馬嘶的嘈雜聲。
到處是獸屍和畜糞的氣味。
這正是解凍的時令，雪已經跟泥土混成一片，在黑暗裡我覺着好像在血泊裡走來走去似的。
我們把肉裝滿雪橇，就動身到市上肉店裡去。
天亮起來了。
拿着筐子的廚娘和穿着大衣的上了年紀的太太一個個來了。
普羅科菲手裡拿着斧子，身上系着濺了血迹的白圍裙，嘴裡惡狠狠地咒罵，面對着教堂在自己胸前畫十字，大聲叫嚷，響得整個市場都聽得見，反複說他照原價給肉，甚至賠了本錢。
他克扣分量，少找零錢，廚娘看出這些毛病，可是給他的喊聲震聾了耳朵，沒有跟他計較，罵他一聲劊子手就算了。
他舉起他那把可怕的斧子，砍下來，架式十分好看，每一次都帶着兇惡的神情發出“嘿！”的一聲吆喝，我深怕他别真的砍掉什麼人的腦袋或者胳膊。
我在肉店裡待了一個早晨，等到我終于去見省長，我的皮大衣上也有了肉和血的氣味。
我的精神狀态好像是我奉了什麼人的命令，拿着矛去獵熊似的。
我至今還記得那道高樓梯，樓梯上鋪着有條紋的地毯，有一個年輕的官員穿着禮服，紐扣發亮，一句話也不說，用兩隻手向門口一指，就跑去通報了。
我走進大廳，那裡面布置得很豪華，然而冷冰冰，引不起一點美感，特别難看刺眼的是在窗子中間牆壁上挂着的那些高而且窄的鏡子和窗上挂着的那些黃得耀眼的窗簾。
看得出來，盡管省長換來換去，這兒的布置卻老是這個樣子。
那個青年官員又用兩隻手向門口一指，我就向一張大綠桌子走去，那邊站着一個将軍，脖子上挂着弗拉基米爾勳章。
“波洛茲涅夫先生，我請您來，”他開口了，手裡拿着一封信，把嘴張得又大又圓，像是字母“O”，“我請您來是為了向您說明一件事。
您那受人尊敬的父親在書面上和口頭上向本省首席貴族提出一個要求，請他召見您，向您指出您的行為跟您所榮幸的具有的貴族稱号互相抵觸。
亞曆山大·巴甫洛維奇大人公正地認為您的行為可能誘惑别人犯罪，覺得光是由他出面對您加以勸告已經不夠，必須采取嚴肅的行政幹涉了，因此在這封信裡把他對您的看法陳述一遍，這種看法我也是贊同的。
” 他說話聲音很低，恭恭敬敬，站得筆直，倒好像我是他的長官似的。
他那瞧着我的眼光一點也不嚴厲。
他的臉憔悴，皮肉松弛，布滿皺紋，下眼泡腫着，他的頭發染過色，總之單憑外貌很難确定他究竟是四十歲還是六十歲。
“我希望，”他接着說，“您會重視可敬的亞曆山大·巴甫洛維奇的謙和，他不是正式的，而是用私人方式向我提出要求的。
我也不是正式地邀請您來，我對您也不是用省長的身份，而是以您父親的真誠崇拜者的資格講話的。
因此我請求您，或者改變您的行為，回到跟您的稱号相稱的職務上去，或者為了避免誘惑别人犯罪，就請搬到人家不認得您的地方去，在那種地方您要做什麼就可以做什麼。
在與此相反的情形下，我就不得不采取極端的措施了。
” 他沉默地站了半分鐘，張着嘴瞧我。
“您是素食主義者吧？”他問。
“不，大人，我吃肉。
” 他坐下，把一份公文拉到自己面前來，我就鞠躬，走出來了。
在吃午飯以前犯不上再去上工了。
我就回家去睡覺，可是睡不着，因為屠宰場和省長的談話在我心裡引起不愉快的、不正常的感覺，到了傍晚我心神恍惚，悶悶不樂地去找瑪麗亞·維克托羅芙娜。
我告訴她我見省長的經過。
她困惑地瞧着我，好像不相信，忽然間她哈哈大笑，聲音那麼快活，響亮，激昂，隻有好心的、愛笑的人才會這樣大笑。
“要是能到彼得堡去把這件事講一講才好！”她說，笑得幾乎跌倒，趕緊倚住桌子，“要是能到彼得堡去把這件事講一講才好！”
她幾乎每天吃過午飯後就坐車到墓園來，一面等我，一面念十字架和墓碑上的題詞。
有時候她走進教堂裡來，站在我身旁，看我怎樣做工。
這裡安安靜靜，畫工和塑金工做着純樸的工作，蘿蔔通情達理，我呢，在外貌上跟别的工人沒有什麼區别，像他們一樣隻穿着背心和破鞋做工。
别人對我講話都說“你”，所有這些在她都是新奇的，感動了她。
有一回她在場，一個在上面畫鴿子的畫工對我叫一聲： “米薩伊爾，把白顔料遞給我！” 我就把白顔料送到他那兒去，等到後來我順着一個單薄的木闆台走下來，她就瞧着我，感動得流出眼淚，微微笑着。
“您多麼可愛啊！”她說。
我從小就記得一件事：我們的一個富翁家裡養着一隻綠色鹦鹉，它從籠子裡飛出來，後來這隻美麗的鳥有整整一個月在我們城裡飛翔，懶散地從這個花園飛到那個花園，孤單單，無家可歸。
瑪麗亞·維克托羅芙娜使我聯想到那隻鳥。
“除了墓園以外，我現在簡直沒地方可去了，”她笑着對我說，“這個城簡直叫人煩悶得要命。
在阿若京家，大家朗誦、唱歌、嬌聲嬌氣地說話，近來她們簡直叫我受不了。
您姐姐是個孤僻的人，布拉戈沃小姐不知什麼緣故恨上了我。
我又不喜歡看話劇。
那麼請教：我該怎麼辦呢？” 我常到她家裡，身上帶着油漆和松節油的氣味，手是黑的，這卻使她喜歡。
她也希望我不要換一個樣子去找她，隻穿着普通的工人裝就好。
可是在客廳裡這身衣服使我覺着拘束，我别别扭扭，仿佛穿着軍裝一樣，因此每次我去找她，總是穿那身新的花呢衣服。
這反而使她不痛快。
“您得承認，您還沒有完全習慣您的新地位，”她有一回對我說，“工人服使您覺着拘束，您穿着它還嫌别扭。
您說說看，這是不是因為您缺乏信念，您不滿意這種地位？您自己選中的這種工作，您的油漆工作，莫非使您不滿意嗎？”她問，笑了，“我知道，油漆使得物件美觀結實些，然而要知道，那些物件是屬于市民和富人的，歸根結蒂造成了奢華。
此外，您不止一回說過，每個人都應當憑自己的雙手掙來自己的面包，可是您掙來的是錢，而不是面包。
為什麼不照您那些話的真正含義去做呢？應當掙來糧食，那就是說應當耕耘，播種，收割，打谷，或者做這一類跟農業直接相關的工作，比方說放牛，墾地，造木房……” 她打開立在她寫字台旁邊的一個好看的櫃子，說： “我跟您講這些話，是因為想讓您知道我的秘密。
Volià！這是我的農業藏書。
這兒有田地，有菜園，有果園，有牲口棚，有養蜂場。
我熱心地讀過這些書，已經在理論上把這一切研究透徹了。
我的夢想，我的美好的幻想是一到三月我就到我們的杜别奇尼亞去。
那兒真好，妙極了！不是嗎？頭一年我要仔細把事情看一看，習慣一下，第二年我就真正親自動手幹活，像俗話所說的那樣，拚命地幹。
父親答應過把杜别奇尼亞送給我，我要在那兒按我的意思幹起來。
” 她漲紅了臉，興奮得流出眼淚，笑着，說着自己的夢想，她說她要在杜别奇尼亞住下，那會是很有趣味的生活。
我羨慕她。
三月快要到了，白晝越來越長，在晴朗的日子裡，到了中午，房檐上往下滴水，空氣中有春天的氣息了，我自己也想下鄉。
她說她要搬到杜别奇尼亞去住下，我就痛切地想到我要一個人留在城裡了，我覺着我羨慕她的書櫃，羨慕農業。
我不懂農業，也不喜歡務農，很想對她說：務農是奴隸的工作，可是想起這類的話我父親說過不止一次，我就沒有說出來。
大齋期到了。
工程師維克托爾·伊萬内奇從彼得堡回來，我卻已經漸漸忘記這個人了。
他出人意外地回來，甚至沒有預先打個電報通知一聲。
一天傍晚我照例到他家去，不料他正在客廳裡走來走去，講着什麼，他剛洗過臉，刮過胡子，年輕了十歲。
他的女兒跪在那兒，從手提箱裡拿出許多盒子、小瓶、書籍，把這些交給仆人巴威爾。
我一看見工程師，不由自主地倒退一步，他卻向我伸出兩隻手，露出又白又結實像馬車夫一樣的牙齒，含笑說道： “他來了，他來了！看見您我很高興，油漆工人先生！瑪霞把事情都跟我講了，她剛才對您大唱贊歌。
我完全了解您，贊成您！”他接着說，挽住我的胳膊。
“做個正派的工人比起消耗公家的紙張和戴上公家的帽徽高明多了，也正直多了。
我自己就用這兩隻手在比利時做過工，後來還當了兩年機車司機……” 他穿着短上衣，按着家常打扮穿着拖鞋，走來走去，好像害了痛風病似的，身子有點搖晃，搓着手。
他小聲哼着一支歌，帶點鼻音，暢快得不住縮起脖子，因為他終于回到家，洗過自己所心愛的淋浴了。
“這是毫無疑問的，”他在吃晚飯時候對我說，“這是毫無疑問的，你們是可愛的、招人喜歡的人，可是不知什麼緣故，先生，你們隻要從事體力勞動，或者開始拯救農民，到頭來總是弄到這一切變成教派活動了事。
難道您不是一個教派信徒嗎？瞧，您不喝白酒。
這不是教派是什麼呢？” 為了使他滿意，我就喝白酒。
我還喝了葡萄酒。
我們品嘗工程師帶回來的奶酪、臘腸、餡餅、酸辣菜、種種的涼菜，另外還有工程師不在家的時候從國外寄來的葡萄酒。
葡萄酒是上等的。
不知什麼緣故工程師常常收到從國外免稅寄來的葡萄酒和雪茄煙，不知什麼人常常免費寄給他魚子和幹魚肉。
他住房子不花錢，因為房主供應鐵路煤油。
總之，他和他的女兒給我留下這樣的印象，仿佛全世界一切好東西都是供他們使用的，他們完全不必出錢就可以拿到手。
我仍舊常上他們家去，可是興緻已經不那麼好了。
工程師使我覺着拘束，有他在場我就覺着自己的手腳仿佛全給捆住了。
我受不了他那兩隻明亮坦率的眼睛，他那些論調使我厭倦，反感。
我想起不久以前我還是這個保養得很好、臉色紅潤的人的部下，想起他待我粗暴得不得了，這些回憶也使我厭煩。
不錯，他摟住我的腰，親熱地拍我的肩膀，贊成我的生活，可是我覺着他照舊看不起我的卑微，隻為博得女兒的歡心才跟我敷衍。
我再也不能照我本心那樣說說笑笑了，我覺着話不投機，老是暗自料着馬上他就要叫我潘捷列，就跟叫他的仆役巴威爾一樣，我那内地的、庸俗的自尊心是怎樣地憤憤不平啊！我這個窮人，油漆工人，每天來找這些被全城看做外國人而且跟我全不相幹的富人，每天在他們家裡喝貴重的葡萄酒，吃不平常的食物，我的良心不肯容忍這些！每逢我到他們家去，總是陰沉地避開路上的行人，皺起眉頭，倒好像我真是個教派信徒似的，每逢我從工程師家裡出來，總因為自己飽餐了一頓而害臊。
最主要的是我擔心自己會入迷。
不管我在街上走着也好，在做工也好，跟同伴談話也好，我時時刻刻隻是想着傍晚我要去找瑪麗亞·維克托羅芙娜，暗自想象她的嗓音、笑聲、步态。
每次我準備去找她，總要在奶娘那面凸凹不平的鏡子前面站上許久，系好領帶，我那身花呢衣服惹得我讨厭。
我一面難過一面又看不起自己，覺得自己那麼淺薄。
遇到她在另一個房間裡向我打招呼，說是她沒穿好衣服，要我等一等，我就聽她換衣服的聲音，這使我激動，覺着我腳底下的地闆好像陷下去了。
我在街上哪怕遠遠地看見一個女人的身材，也一定要比一比，在這種時候我覺着我們所有的女人和姑娘都俗氣，穿得不像樣子，舉動粗俗，這種相比在我心裡挑起一種驕傲的感覺：瑪麗亞·維克托羅芙娜比所有的人都好！夜裡做夢，我總是夢見她和我在一塊兒。
有一天晚飯時候，我們跟工程師一塊兒吃了整整一隻大海蝦。
後來我回到家，想起來晚飯席上工程師有兩次叫我“最可愛的人”，我就暗想：在這個家裡他們待我親熱就像待一隻跟主人失散的、倒黴的大狗一樣，他們在拿我取樂，等到他們厭倦了我，就會把我像狗似的趕出來。
我又害臊又難過，難過到流出眼淚，好像我受了侮辱似的。
我瞧着天空，暗自賭咒要從此把這件事一刀兩斷。
第二天我就沒有到多爾日科夫家裡去。
夜深了，天色已經完全漆黑，又下着雨，我沿大貴族街走着，瞧着窗戶。
阿若京家的人已經睡熟，隻有邊上的一個窗子裡有亮光，那是阿若京家的老太婆在自己房間裡刺繡，點着三支蠟燭，自以為在跟迷信做鬥争。
我家已經黑了，對門多爾日科夫家的窗子卻亮着，可是隔着花和窗簾什麼也看不清。
我不住地在街上走來走去，三月的涼雨澆在我的身上。
我聽見我的父親從俱樂部裡回來，他敲大門，過一分鐘窗子裡透出燈亮，我看見姐姐舉着燈急急忙忙走來，一邊走一邊用一隻手整理頭上濃密的頭發。
後來父親在客室裡走來走去，搓着手講一件什麼事，姐姐坐在一把圈椅上，一動也不動，在想什麼，沒有聽他講話。
可是後來他們走出去，燈就熄了……我回頭看工程師的家，這時候也黑了。
在黑暗中，在雨地裡，我覺着自己孤苦伶仃，聽憑命運擺布，覺得如果跟我這種孤獨相比，跟現在和日後的生活裡還要發生的痛苦相比，那麼我的一切行動、願望、這以前我想過和說過的一切，就都渺小了。
唉，活人的行動和思想遠不及他的悲傷重大！于是我自己也沒有弄明白我自己在做什麼，竟用盡氣力拉一下多爾日科夫家的門鈴，把它拉斷，然後沿着街道跑去，像小孩子一樣，擔驚害怕，以為馬上一定會有人走出來，認出我。
等我跑到街頭站住，喘一口氣，卻隻聽見雨聲嘩嘩地響，守夜人在遠遠的什麼地方敲一塊鐵闆。
我有整整一個星期沒到多爾日科夫家裡去。
那身花呢衣服被我賣掉了。
油漆工作沒有，我就到處去找繁重而不愉快的工作，每天掙一二十個戈比，又半饑半飽地活着。
我在沒膝的冷泥裡蹚來蹚去，累得胸腔隐隐作痛，我想照這樣把種種回憶壓下去，仿佛要為我在工程師家裡吃過幹酪和罐頭食品而懲罰自己似的。
可是話雖如此，等到我又濕又餓地在床上剛剛躺下來，我那有罪的幻想就立刻開始為我畫出美妙誘人的畫面，我就隻好暗暗吃驚地對自己承認說我愛着她，熱烈地愛着她。
随後我就沉酣健康地睡熟了，我覺着我的身體在這苦役般的生活中反而變得更強壯更年輕了。
有一天傍晚，跟時令大相徑庭，天下起雪來，而且刮起了北風，倒好像冬天又來到了。
這天傍晚我下工回家，碰見瑪麗亞·維克托羅芙娜坐在我的房間裡。
她穿着皮大衣坐在那兒，把兩隻手揣在暖手筒裡。
“為什麼您不到我家裡去了？”她問，擡起她那對聰明而發亮的眼睛。
我快活得心亂極了，筆直地站在她面前，就跟父親要打我的時候我站着的姿勢一樣。
她瞧着我的臉，從她的眼神看得出她明白我為什麼這樣心慌意亂。
“為什麼您不到我家裡去了？”她又問一遍，“既然您不肯去，我就自己來了。
” 她站起來，走到我跟前。
“别丢開我，”她說，她的眼睛裡滿是淚水，“我孤單，十分孤單！” 她哭起來，用暖手筒蓋住臉說： “我孤孤單單！對我來說生活是沉重的，沉重得很。
在整個世界上除了您以外我沒有第二個人了。
别丢開我！” 她微微一笑，同時找手絹要擦幹眼淚。
我們沉默了一會兒，随後我就摟住她，吻她，這時候她帽子上别着的佩針把我的臉劃出了血痕。
我們就談起來，談得那麼親熱，仿佛我們早已很親密了似的……
我到車站去的時候，後來坐在火車裡的時候，老是無緣無故地發笑，人們瞧着我，把我看成醉漢了。
天在下雪，早晨很冷，可是道路已經變黑，烏鴉在那上面飛來飛去，呱呱地叫。
起初我打算在切普拉科娃太太家對面那個廂房裡給我們兩個人，我和瑪霞，布置住處，可是那裡原來早已住下許多鴿子和鴨子，要收拾幹淨就不能不毀掉許多鳥巢。
無可奈何，我們隻好搬進那所下着百葉窗的大房子，住在那些不舒适的房間裡。
農民們把這所大房子叫做宮殿。
那裡面有二十多個房間，擺設卻隻有一架鋼琴和一個給孩子坐的、如今放在閣樓上的小圈椅，即使瑪霞把自己的全部家具都從城裡運來，我們也仍舊不能消除這種陰森的空虛和寒冷的印象。
我選出三個不大的房間，它們的窗戶都對着花園。
我從早到晚收拾這幾個房間，安上新玻璃，糊好壁紙，填塞地闆上的隙縫和小洞。
這是輕松愉快的勞動。
我不止一次跑到河邊去，看冰流走沒有，老是覺着好像椋鳥飛來了。
晚上我想着瑪霞，帶着說不出的甜蜜感覺，帶着滿腔的快樂，聽耗子吵鬧，聽風在天花闆上嗚嗚地叫，不住敲打。
好像有個老家神在閣樓上咳嗽似的。
雪很深，到三月末還下了很大的雪，不過，仿佛誰使了魔法似的，雪很快就融化，春天的洪水洶湧而來，于是四月初椋鳥就嘁嘁喳喳地叫，黃色蝴蝶飛進花園裡來了。
天氣好極了。
每天黃昏以前我總要走到城裡去跟瑪霞見面，在那漸漸幹燥、至今還發軟的道路上光着腳走路是多麼痛快啊！我走到半路上坐下來，瞧着那座城，下不了決心再往前走了。
一看見那座城，我就心慌意亂。
我不住地想：我的熟人聽到我的戀愛以後會怎樣對待我呢？父親會說什麼呢？特别使我心慌的，是我想到我的生活複雜起來，我完全失去糾正它的能力，它像氣球似的把我帶到不知什麼地方去了。
我不再想怎樣掙來每天的食物，不再想怎樣生活，而隻是想，說真的，我不記得我想什麼了。
瑪霞坐着馬車來了。
我就在她旁邊坐下，我們一塊兒高高興興，自由自在地到杜别奇尼亞去。
或者我等到太陽下山，獨自一個人煩悶無聊，滿腔不滿意地走回家來，不明白瑪霞為什麼沒有來，不料在莊園門口或者在花園裡，出人意外，有個可愛的影子迎着我走來，那就是她！原來她是坐火車來的，她出了火車站就步行到這兒來了。
這是什麼樣的喜慶啊！她穿一件樸素的毛料連衣裙，圍一條三角圍巾，拿一把平常的陽傘，然而腰身束緊，身段苗條，穿着外國的貴重皮靴，這是一個有才能的女演員在扮演一個小市民姑娘。
我們就在我們的莊園上巡視一遍，決定誰的房間應該在什麼地方，什麼地方應該是我們的林蔭道、菜園、養蜂場。
我們已經有了雞、鴨、鵝，我們喜愛這些東西，因為它們是屬于我們的。
它們已經為播種準備下燕麥、三葉草、貓尾草、荞麥、蔬菜種子，我們每一回都要把這些東西檢查一遍，花很多的工夫讨論收成會怎樣，凡是瑪霞對我說的話依我看來都非常聰明美妙。
這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一段時期。
聖多馬周過後不久，我們在距離杜别奇尼亞三俄裡遠的庫裡洛夫卡村我們教區的教堂裡結了婚。
瑪霞希望一切都安排得平平常常，按照她的心意，我們的傧相是農村裡的青年，唱歌的隻有教堂誦經士一個人，我們從教堂回來的時候坐着一輛不大的、颠簸的馬車，由她親自趕車。
從城裡來的客人隻有我姐姐克麗奧佩特拉一個人，瑪霞在舉行婚禮的前三天寫給她一封信。
姐姐穿着白色連衣裙，戴着手套。
在舉行婚禮的時候，她由于感動和快樂而輕聲哭着，她臉上的表情像是慈母，無限的善良。
她由于我們的幸福而陶醉，微微笑着，仿佛吸進一種甜美的空氣似的。
在舉行婚禮的時候我瞧着她，這才明白對她來說世界上再也沒有比愛情，人間的愛情更高尚的東西，她正在渴望這種愛情，這渴望雖是暗藏着的，膽怯的，然而它持久而且熱烈。
她摟住瑪霞，吻她，不知道怎樣表白她的快樂才好，就對她講到我： “他好！他好得很！” 在她動身離開我們以前，她換上平時的衣服，把我帶到花園裡去好跟我單獨談一談。
“父親很傷心，因為你沒有寫信告訴他，”她說，“應當請求他給你的婚禮祝福才對。
不過實際上他很滿意。
他說在整個社會的眼睛裡這段婚事把你擡高了，又說在瑪麗亞·維克托羅芙娜的影響下你會比較嚴肅地對待生活了。
現在我們一到傍晚就隻談你的事，昨天他甚至這樣說：‘我們的米薩伊爾。
’這真叫我高興。
看起來，他正在暗自盤算什麼，我覺着他仿佛打算對你做出寬宏大量的榜樣，先跟你講和。
很可能過幾天他會親自到這兒來看你。
” 她有好幾回匆匆忙忙在我胸前畫十字，說： “好，求上帝跟你同在，祝你幸福。
安紐達·布拉戈沃是個很聰明的姑娘，她談起你的婚事，說這是上帝賜給你的一個新的考驗。
可不是！在家庭生活裡不光是有快樂，也有痛苦。
不會沒有痛苦的。
” 我和瑪霞陪着她步行三俄裡光景，然後我們慢慢走回來，一句話也不說，仿佛在養神。
瑪霞挽住我的胳膊，我們心裡輕飄飄的，不再想談情說愛。
舉行婚禮以後，我們彼此之間變得更親近更密切，我們覺得再也不會有什麼東西能夠把我們拆開了。
“你姐姐是個可愛的人，”瑪霞說，“不過看上去她好像長時期在受苦似的。
你父親一定是個可怕的人。
” 我就對她講起我和姐姐一向受着什麼樣的教育，實際上我們的童年多麼痛苦，多麼荒唐。
她聽到不久以前父親還打過我，就打了個冷顫，緊緊地依偎着我。
“别說下去了，”她說，“這真可怕。
” 現在她再也不離開我了。
我們住在那所大廈的三個房間裡，每到傍晚就關緊那道通到這所房子裡沒有人住的地方去的門，仿佛那邊住着一個我們不認識的和害怕的人似的。
我很早就起床，天一亮就起來，然後我立刻找點活兒幹起來。
我修理好大車，在花園裡開辟道路，挖掘苗床，油漆房頂。
臨到播種燕麥的時候，我試着把地重耕一遍，耙一耙松，撒下種子，這些事我做得很認真，不下于雇工；我幹得很累，受着雨淋，迎着刺骨的冷風，我的臉和腿長久地發燒，每天夜裡我都夢見一片墾松的土地。
可是田間工作不能吸引我。
我不懂農業，也不喜歡它，這可能是因為我的祖先不是農夫，我的血管裡流着的純粹是城裡人的血。
大自然我是深深喜愛的，我喜愛田野，喜愛草場，喜愛菜園，可是用犁耕地、吆喝着瘦馬的農民卻穿得破破爛爛，渾身濕透，伸長了脖子，依我看來他們是一種粗暴的、野蠻的、醜惡的力量的表現，每逢我瞧着他們的笨拙的動作，我總是不由自主地想起早已成為過去的、人類還不會用火的時代的、傳奇般的生活。
常有一頭兇猛的公牛跟農民的成群的牲口一塊兒走着，或者一匹馬在村子裡跑來跑去，響起一片馬蹄聲，這種事總是弄得我滿心害怕。
凡是略略大一點、強壯一點、兇猛一點的東西，不管它是長着犄角的公羊也好，鵝也好，拴着鍊子的狗也好，總使我覺得就是那種粗暴野蠻的力量的表現。
遇到惡劣的天氣，在耕耘過的黑土上空懸挂着沉重的烏雲，這種成見就特别強烈地在我心裡擡頭。
尤其是我耕地或者播種的時候，總有兩三個人站在一旁看我幹活，我就體會不到這種勞動是無法避免，理所當做的，反而覺着自己好像在玩樂似的。
我比較喜歡做院子裡的工作，再也沒有比油漆房頂更使我喜歡的工作了。
我常常穿過花園，穿過草場，到我們的磨坊去。
這個磨坊已經由一個庫裡洛夫卡村的農民斯捷潘承租下來，他長得漂亮，皮膚發黑，留一把濃密的黑色大胡子，從外貌看來像是一個大力士。
他不喜歡磨坊的生意，認為這種生意枯燥乏味，無利可圖，他隻是為了免得住在家裡才到磨坊來住的。
他是個馬具匠，周圍總有一股好聞的松香和皮革的氣味。
他不喜歡談話，為人疲疲沓沓，不愛活動，老是坐在岸邊或者門檻上，嘴裡哼着“烏——溜——溜——溜”。
有時候他妻子和嶽母從庫裡洛夫卡村來找他，她倆都長着白白的臉，身子很瘦，性情溫柔。
她們對他深深地鞠躬，稱呼他“您，斯捷潘·彼得羅維奇”。
他呢，既不說一句話也不動一下來回答她們，反而躲到一旁去，在岸邊上坐下，輕聲哼着“烏——溜——溜——溜”。
他的嶽母和妻子在沉默中過了一兩個鐘頭，然後交頭接耳地說幾句話，站起來，對他看一陣，等他回過頭來，然後她們深深地鞠躬，用嬌滴滴的唱歌聲音說： “再見，斯捷潘·彼得羅維奇！” 她們就走了。
這以後，斯捷潘就把她們留下的包着小面包圈或者襯衫的包袱收拾起來，歎口氣，對她們那邊??一下眼，說： “娘們兒！” 這個有兩盤磨的磨坊晝夜不停地工作。
我幫斯捷潘做工，我喜歡這種活兒。
每逢他因事出外，我總是很願意留下來替他幹活。
整個五月下着雨，天氣很涼。
磨盤的鬧聲和雨聲使人發懶和犯困。
地闆顫搖，空中
“是的。
” “幸福的人啊！”她歎口氣說，“依我看來，生活裡的一切壞事都是由閑散，由煩悶無聊，由心靈的空虛來的。
人習慣了靠别人過活的時候，這一切就不可避免了。
您不要以為我是在裝模做樣，我真心對您說：做富人是沒有趣味，也不愉快的。
大家說，人都是靠不義之财去結交朋友，因為一般說來正當的财富是沒有也不可能有的。
” 她用嚴肅冰冷的眼光瞧一眼四周的家具，仿佛想把家具點一點數似的，接着說： “舒适和安樂有一種魔力。
它們能夠逐步吸引那些甚至意志堅強的人。
以前父親和我過得并不富裕，簡簡單單，現在呢，您看見我們在怎樣過活。
說起來駭人聽聞，”她說，聳了聳肩膀，“我們一年要花到兩萬！而且是在外省！” “人們往往把舒适和安樂看做金錢和教育的不可避免的特權，”我說，“我覺得生活的安樂可以跟任什麼東西，甚至跟最繁重肮髒的勞動結合起來。
您父親闊綽，可是照他說來他做過一陣機車司機，當過普通的加油工人。
” 她微微一笑，懷疑地搖搖頭。
“爸爸有時候吃克瓦斯泡的面包渣湯，”她說，“這簡直是尋開心，胡來！” 這時候傳來門鈴聲，她站起來。
“富人和受過教育的人應當跟大家一樣都做工，”她接着說，“要是有安樂的話，那就應當人人有份。
任何特權都不應當有。
哎，算了吧，别談哲學了。
請您跟我講點快活的事吧。
請您談談油漆工人。
他們是什麼樣的人？可笑嗎？” 醫師來了。
我開始講油漆工人，可是因為不習慣而覺得拘束，就跟民族學家那樣講得嚴肅而沒有力量。
醫師也講了幾個工廠工人的生活逸事。
他身子搖搖晃晃，哭起來，跪下去，甚至學醉漢的樣子躺在地闆上。
這簡直是演員的表演，瑪麗亞·維克托羅芙娜瞧着他，笑得流出了眼淚。
後來他在鋼琴那兒坐下來，用他那柔和好聽的男高音唱着，瑪麗亞·維克托羅芙娜站在旁邊，給他挑選歌曲，他唱錯的時候就糾正他。
“我聽說您也會唱歌？”我問。
“這還用問！”醫師吃驚地說，“她是個了不起的歌唱家，演員，您還要問！您說到哪兒去了！” “從前我認真幹過這一行，”她回答我的問題說，“可是現在我把它丢開了。
” 她在一個矮凳上坐下，對我們講起她在彼得堡的生活，模仿一些著名歌唱家的模樣，學她們的聲調和唱歌的姿态。
她在紀念簿上畫醫師的肖像，然後畫我的肖像，畫得不好，結果把我們兩個人畫得很相像。
她笑，胡鬧，做出可愛的鬼臉。
她做起這些事來比談不義之财自然得多，我覺着她剛才對我講财富和安樂仿佛不是認真地在講，而是模仿什麼人的話似的。
她是個出色的喜劇演員。
我暗自把她跟我們的小姐們擺在一起，就連美麗端莊的安紐達·布拉戈沃都比不上她。
這兩個人的區别是很大的，好比人工培育出來的上等玫瑰和野玫瑰之間的區别一樣。
我們三個人一塊兒吃晚飯。
醫師和瑪麗亞·維克托羅芙娜喝紅葡萄酒、香槟、加白蘭地的咖啡。
他們碰杯，為友誼，為智慧，為進步，為自由幹杯。
他們沒有喝醉，隻是臉紅了，常常無緣無故大笑起來，笑到流出眼淚。
為了免得顯出煩悶的樣子，我也喝紅葡萄酒。
“那些有才能的、天資特富的人，”多爾日科娃說，“知道該怎樣生活，順着自己的道路走去。
至于普通人，比方拿我來說，就什麼也不知道，什麼也不會做，他們沒有别的辦法，隻能瞧着深奧的社會潮流，随它把他們帶到什麼地方去。
” “難道人能瞧見根本不存在的東西嗎？”醫師問。
“不對。
這是因為我們看不見。
” “是這樣嗎？所謂社會潮流，那是新文學捏造出來的東西。
我們沒有這種東西。
” 争論開始了。
“任何深奧的社會潮流，不但我們現在沒有，過去也沒有過，”醫師大聲說，“新文學捏造出來的東西多的是！它還捏造過一種在鄉村工作的知識分子，然而您就是找遍我們的村子，恐怕也隻能找到一個穿着短上衣或者黑上衣的村學究，寫起‘也’字來倒會寫錯三筆。
有文化的生活在我們這兒還沒開始呢。
那種野蠻、那種十足的粗鄙、那種渺不足道，跟五百年前一模一樣。
潮流啦，思潮啦，有倒是有過，可是話說回來，那些東西都淺薄渺小，為種種庸俗的、一個錢也不值的利益服務。
難道在這兒看得見什麼嚴肅的東西嗎？要是您以為您發現了深奧的社會潮流，您順應它而把自己的一生獻給那種把昆蟲從奴役裡解放出來或者從此不吃牛肉餅之類合乎當代風氣的工作，那麼我該給您道喜了，小姐。
我們得學習，學習，再學習，至于深奧的社會潮流，我們得等一等：目前我們還沒有長大成人，談不到那種東西，憑良心說那種東西我們一點也不懂。
” “您不懂，我卻懂，”瑪麗亞·維克托羅芙娜說，“上帝才知道您今天是多麼乏味！” “我們的任務是學習再學習，竭力積累盡量多的知識，因為隻有在有知識的地方才會有嚴肅的社會潮流，将來人類的幸福都包藏在知識裡。
為科學幹杯啊！” “有一點是毫無疑問的：必須給我們自己安排另外一種生活了，”瑪麗亞·維克托羅芙娜沉默一陣，想了一陣以後說，“像這種一直過到現在的生活是一個錢也不值的。
我們别再談它了。
” 等到我們從她家裡出來，教堂裡已經敲兩點鐘了。
“您喜歡她嗎？”醫師問，“她挺好，不是嗎？” 聖誕節的頭一天我們在瑪麗亞·維克托羅芙娜家裡吃飯，後來在這段節日裡差不多天天到她家裡去。
她那兒除了我們以外沒有外人，她說得對：她在這個城裡除了我和醫師以外連一個朋友也沒有。
我們把大部分時間都用在談話上。
有時候醫師随身帶來一本書或者雜志，大聲念給我們聽。
事實上他是我生平所遇見的頭一個有學問的人。
我不能判斷他的知識是不是廣博，不過他經常講出他的知識來，因為他希望别人也知道。
每逢他講到有關醫學的事，他的話總是跟我們城裡任何一個醫師都不同，給人留下一種新穎獨特的印象，我覺得隻要他有意，他就會成為一個真正的學者。
他也許是當時唯一對我有重大影響的人。
我跟他見面，不斷讀他拿給我的書，結果我漸漸開始感到需要知識，知識給我的缺乏歡樂的勞動充滿高尚的精神。
我已經覺着奇怪，早先我竟不知道，比方說，全世界是由六十種簡單的物體構成的，不知道幹油是什麼，油漆是什麼，而且好像沒有這些知識也行了。
跟醫師的結交甚至也把我從精神上提高了。
我常跟他争論，雖然我總是保留我自己的看法，可是由于他，我還是漸漸發現我并沒有把一切事情都弄明白，我就極力形成盡量明确的信念，好讓良心的指示明明白白，沒有一點含混的地方。
不過這個全城最有學問最優秀的人仍舊離着完美很遠。
他的風度、他那種喜歡把任何談話都變成争論的習慣、他那好聽的男高音，甚至他那種親熱，都有點粗野，缺乏教養，每逢他脫掉上衣，隻穿一件綢襯衫，或者在酒館裡丢給仆役一點賞錢的時候，我總是覺得文化到底是文化，他的心裡卻仍然有個鞑靼人在活動。
到主顯節他又到彼得堡去了。
他是早晨動身的，午飯以後姐姐來找我。
她沒有脫掉皮襖和帽子，坐在那兒一聲不響，臉色很白，眼睛瞧着一個地方發呆。
她一陣陣發冷，看得出她強忍着病痛。
“你多半感冒了。
”我說。
她的眼睛裡滿是淚水，她站起來，去找卡爾波芙娜，沒有對我說一句話，倒好像我得罪了她似的。
過了一會兒我聽見她用沉痛的責備口氣說： “奶媽，我一直活到現在是為了什麼呢？為了什麼呢？你說說看：我豈不是糟蹋了我的青春嗎？我在一生的最好歲月裡卻隻知道記賬、倒茶、數戈比、招待客人，以為世界上再也沒有比這些更高尚的事了！奶媽，你要明白，我也有人的要求啊！我要生活，可是人家卻把我變成一個帶鑰匙的女管家。
這真可怕，真可怕呀！” 她把一串鑰匙往門外一丢，鑰匙當啷一響掉在我的房間裡。
這些是食器櫥上的鑰匙、廚房櫃子上的鑰匙、地窖的鑰匙、茶葉匣的鑰匙，也就是當年我母親帶過的那些鑰匙。
“啊，哎，天呐！”老太婆害怕地說，“聖徒啊！” 姐姐回家去的時候，到我這兒來撿起鑰匙，說： “你原諒我吧。
近來我起了點古怪的變化。
”
八
有一回夜色很深了，我從瑪麗亞·維克托羅芙娜家裡回來，在我的房間裡碰見一個年輕的警察分局長，穿着一身新制服。他坐在我的桌子旁邊，正在翻看一本書。
“到底來了！”他說，站起來，伸了個懶腰，“這已經是我第三次來找您了。
省長吩咐您明天早晨九點鐘去見他。
務必要去。
” 他要我寫一個筆據說我一定執行省長大人的命令，然後就拿着它走了。
這位警察分局長的深夜光臨和省長的突然召見對我說來好比晴天霹靂。
我從很小的時候起就怕憲兵、警察、法官，目前我心裡七上八下，好像我真犯了什麼罪似的。
我無論怎樣也睡不着覺。
奶娘和普羅科菲也心不定，睡不着。
此外奶媽耳朵痛，她哼哼唧唧，有好幾回痛得哭起來。
普羅科菲聽見我沒睡着，就舉着一盞小燈小心地走到我房間裡來，在桌子旁邊坐下。
“您得喝點胡椒酒才對……”他沉吟一下說，“在塵世的愁苦生活裡喝上一點酒是沒什麼關系的。
要是媽往耳朵裡倒一點胡椒酒，那也會有大好處。
” 到兩點多鐘他動身到屠宰場去取肉。
我知道這一夜直到天亮也睡不着，為了消磨九點鐘以前這段光陰，就跟他一塊兒去了。
我們提着燈走去。
他的學徒尼科爾卡年紀在十三歲上下，凍得臉上生出青斑，那副神情十足像個強盜，他坐在雪橇上跟着我們走，用嗄啞的喉嚨吆喝馬。
“您在省長那兒大概要受罰，”親愛的普羅科菲對我說，“省長有省長的章法，方丈有方丈的章法，軍官有軍官的章法，醫師有醫師的章法，各行各業有各行各業的章法。
您沒有守住您的章法，人家就不能依您了。
” 屠宰場坐落在墓園後面，以前我隻是遠遠地看見過它。
那是三個陰暗的闆棚，四周圍着一道灰色籬牆，夏天逢到炎熱的日子風從闆棚那邊吹來，就帶出悶人的臭氣。
現在我走進院子，四下裡一片陰暗，看不見那些闆棚，老是撞着馬和那些空的或者已經裝好肉的雪橇。
人們提着燈走來走去，用下流的話互相罵着。
普羅科菲也在罵，尼科爾卡也在罵，而且罵得同樣難聽，空中彌漫着不斷的相罵、咳嗽、馬嘶的嘈雜聲。
到處是獸屍和畜糞的氣味。
這正是解凍的時令，雪已經跟泥土混成一片，在黑暗裡我覺着好像在血泊裡走來走去似的。
我們把肉裝滿雪橇，就動身到市上肉店裡去。
天亮起來了。
拿着筐子的廚娘和穿着大衣的上了年紀的太太一個個來了。
普羅科菲手裡拿着斧子，身上系着濺了血迹的白圍裙，嘴裡惡狠狠地咒罵，面對着教堂在自己胸前畫十字，大聲叫嚷，響得整個市場都聽得見，反複說他照原價給肉，甚至賠了本錢。
他克扣分量，少找零錢，廚娘看出這些毛病，可是給他的喊聲震聾了耳朵，沒有跟他計較，罵他一聲劊子手就算了。
他舉起他那把可怕的斧子，砍下來，架式十分好看，每一次都帶着兇惡的神情發出“嘿！”的一聲吆喝，我深怕他别真的砍掉什麼人的腦袋或者胳膊。
我在肉店裡待了一個早晨，等到我終于去見省長，我的皮大衣上也有了肉和血的氣味。
我的精神狀态好像是我奉了什麼人的命令，拿着矛去獵熊似的。
我至今還記得那道高樓梯，樓梯上鋪着有條紋的地毯，有一個年輕的官員穿着禮服，紐扣發亮，一句話也不說，用兩隻手向門口一指，就跑去通報了。
我走進大廳，那裡面布置得很豪華，然而冷冰冰，引不起一點美感，特别難看刺眼的是在窗子中間牆壁上挂着的那些高而且窄的鏡子和窗上挂着的那些黃得耀眼的窗簾。
看得出來，盡管省長換來換去，這兒的布置卻老是這個樣子。
那個青年官員又用兩隻手向門口一指，我就向一張大綠桌子走去，那邊站着一個将軍，脖子上挂着弗拉基米爾勳章。
“波洛茲涅夫先生，我請您來，”他開口了，手裡拿着一封信，把嘴張得又大又圓，像是字母“O”，“我請您來是為了向您說明一件事。
您那受人尊敬的父親在書面上和口頭上向本省首席貴族提出一個要求，請他召見您，向您指出您的行為跟您所榮幸的具有的貴族稱号互相抵觸。
亞曆山大·巴甫洛維奇大人公正地認為您的行為可能誘惑别人犯罪，覺得光是由他出面對您加以勸告已經不夠，必須采取嚴肅的行政幹涉了，因此在這封信裡把他對您的看法陳述一遍，這種看法我也是贊同的。
” 他說話聲音很低，恭恭敬敬，站得筆直，倒好像我是他的長官似的。
他那瞧着我的眼光一點也不嚴厲。
他的臉憔悴，皮肉松弛，布滿皺紋，下眼泡腫着，他的頭發染過色，總之單憑外貌很難确定他究竟是四十歲還是六十歲。
“我希望，”他接着說，“您會重視可敬的亞曆山大·巴甫洛維奇的謙和，他不是正式的，而是用私人方式向我提出要求的。
我也不是正式地邀請您來，我對您也不是用省長的身份，而是以您父親的真誠崇拜者的資格講話的。
因此我請求您，或者改變您的行為，回到跟您的稱号相稱的職務上去，或者為了避免誘惑别人犯罪，就請搬到人家不認得您的地方去，在那種地方您要做什麼就可以做什麼。
在與此相反的情形下，我就不得不采取極端的措施了。
” 他沉默地站了半分鐘，張着嘴瞧我。
“您是素食主義者吧？”他問。
“不，大人，我吃肉。
” 他坐下，把一份公文拉到自己面前來，我就鞠躬，走出來了。
在吃午飯以前犯不上再去上工了。
我就回家去睡覺，可是睡不着，因為屠宰場和省長的談話在我心裡引起不愉快的、不正常的感覺，到了傍晚我心神恍惚，悶悶不樂地去找瑪麗亞·維克托羅芙娜。
我告訴她我見省長的經過。
她困惑地瞧着我，好像不相信，忽然間她哈哈大笑，聲音那麼快活，響亮，激昂，隻有好心的、愛笑的人才會這樣大笑。
“要是能到彼得堡去把這件事講一講才好！”她說，笑得幾乎跌倒，趕緊倚住桌子，“要是能到彼得堡去把這件事講一講才好！”
九
現在我們常常見面，差不多一天見兩次面了。她幾乎每天吃過午飯後就坐車到墓園來，一面等我，一面念十字架和墓碑上的題詞。
有時候她走進教堂裡來，站在我身旁，看我怎樣做工。
這裡安安靜靜，畫工和塑金工做着純樸的工作，蘿蔔通情達理，我呢，在外貌上跟别的工人沒有什麼區别，像他們一樣隻穿着背心和破鞋做工。
别人對我講話都說“你”，所有這些在她都是新奇的，感動了她。
有一回她在場，一個在上面畫鴿子的畫工對我叫一聲： “米薩伊爾，把白顔料遞給我！” 我就把白顔料送到他那兒去，等到後來我順着一個單薄的木闆台走下來，她就瞧着我，感動得流出眼淚，微微笑着。
“您多麼可愛啊！”她說。
我從小就記得一件事：我們的一個富翁家裡養着一隻綠色鹦鹉，它從籠子裡飛出來，後來這隻美麗的鳥有整整一個月在我們城裡飛翔，懶散地從這個花園飛到那個花園，孤單單，無家可歸。
瑪麗亞·維克托羅芙娜使我聯想到那隻鳥。
“除了墓園以外，我現在簡直沒地方可去了，”她笑着對我說，“這個城簡直叫人煩悶得要命。
在阿若京家，大家朗誦、唱歌、嬌聲嬌氣地說話，近來她們簡直叫我受不了。
您姐姐是個孤僻的人，布拉戈沃小姐不知什麼緣故恨上了我。
我又不喜歡看話劇。
那麼請教：我該怎麼辦呢？” 我常到她家裡，身上帶着油漆和松節油的氣味，手是黑的，這卻使她喜歡。
她也希望我不要換一個樣子去找她，隻穿着普通的工人裝就好。
可是在客廳裡這身衣服使我覺着拘束，我别别扭扭，仿佛穿着軍裝一樣，因此每次我去找她，總是穿那身新的花呢衣服。
這反而使她不痛快。
“您得承認，您還沒有完全習慣您的新地位，”她有一回對我說，“工人服使您覺着拘束，您穿着它還嫌别扭。
您說說看，這是不是因為您缺乏信念，您不滿意這種地位？您自己選中的這種工作，您的油漆工作，莫非使您不滿意嗎？”她問，笑了，“我知道，油漆使得物件美觀結實些，然而要知道，那些物件是屬于市民和富人的，歸根結蒂造成了奢華。
此外，您不止一回說過，每個人都應當憑自己的雙手掙來自己的面包，可是您掙來的是錢，而不是面包。
為什麼不照您那些話的真正含義去做呢？應當掙來糧食，那就是說應當耕耘，播種，收割，打谷，或者做這一類跟農業直接相關的工作，比方說放牛，墾地，造木房……” 她打開立在她寫字台旁邊的一個好看的櫃子，說： “我跟您講這些話，是因為想讓您知道我的秘密。
Volià！這是我的農業藏書。
這兒有田地，有菜園，有果園，有牲口棚，有養蜂場。
我熱心地讀過這些書，已經在理論上把這一切研究透徹了。
我的夢想，我的美好的幻想是一到三月我就到我們的杜别奇尼亞去。
那兒真好，妙極了！不是嗎？頭一年我要仔細把事情看一看，習慣一下，第二年我就真正親自動手幹活，像俗話所說的那樣，拚命地幹。
父親答應過把杜别奇尼亞送給我，我要在那兒按我的意思幹起來。
” 她漲紅了臉，興奮得流出眼淚，笑着，說着自己的夢想，她說她要在杜别奇尼亞住下，那會是很有趣味的生活。
我羨慕她。
三月快要到了，白晝越來越長，在晴朗的日子裡，到了中午，房檐上往下滴水，空氣中有春天的氣息了，我自己也想下鄉。
她說她要搬到杜别奇尼亞去住下，我就痛切地想到我要一個人留在城裡了，我覺着我羨慕她的書櫃，羨慕農業。
我不懂農業，也不喜歡務農，很想對她說：務農是奴隸的工作，可是想起這類的話我父親說過不止一次，我就沒有說出來。
大齋期到了。
工程師維克托爾·伊萬内奇從彼得堡回來，我卻已經漸漸忘記這個人了。
他出人意外地回來，甚至沒有預先打個電報通知一聲。
一天傍晚我照例到他家去，不料他正在客廳裡走來走去，講着什麼，他剛洗過臉，刮過胡子，年輕了十歲。
他的女兒跪在那兒，從手提箱裡拿出許多盒子、小瓶、書籍，把這些交給仆人巴威爾。
我一看見工程師，不由自主地倒退一步，他卻向我伸出兩隻手，露出又白又結實像馬車夫一樣的牙齒，含笑說道： “他來了，他來了！看見您我很高興，油漆工人先生！瑪霞把事情都跟我講了，她剛才對您大唱贊歌。
我完全了解您，贊成您！”他接着說，挽住我的胳膊。
“做個正派的工人比起消耗公家的紙張和戴上公家的帽徽高明多了，也正直多了。
我自己就用這兩隻手在比利時做過工，後來還當了兩年機車司機……” 他穿着短上衣，按着家常打扮穿着拖鞋，走來走去，好像害了痛風病似的，身子有點搖晃，搓着手。
他小聲哼着一支歌，帶點鼻音，暢快得不住縮起脖子，因為他終于回到家，洗過自己所心愛的淋浴了。
“這是毫無疑問的，”他在吃晚飯時候對我說，“這是毫無疑問的，你們是可愛的、招人喜歡的人，可是不知什麼緣故，先生，你們隻要從事體力勞動，或者開始拯救農民，到頭來總是弄到這一切變成教派活動了事。
難道您不是一個教派信徒嗎？瞧，您不喝白酒。
這不是教派是什麼呢？” 為了使他滿意，我就喝白酒。
我還喝了葡萄酒。
我們品嘗工程師帶回來的奶酪、臘腸、餡餅、酸辣菜、種種的涼菜，另外還有工程師不在家的時候從國外寄來的葡萄酒。
葡萄酒是上等的。
不知什麼緣故工程師常常收到從國外免稅寄來的葡萄酒和雪茄煙，不知什麼人常常免費寄給他魚子和幹魚肉。
他住房子不花錢，因為房主供應鐵路煤油。
總之，他和他的女兒給我留下這樣的印象，仿佛全世界一切好東西都是供他們使用的，他們完全不必出錢就可以拿到手。
我仍舊常上他們家去，可是興緻已經不那麼好了。
工程師使我覺着拘束，有他在場我就覺着自己的手腳仿佛全給捆住了。
我受不了他那兩隻明亮坦率的眼睛，他那些論調使我厭倦，反感。
我想起不久以前我還是這個保養得很好、臉色紅潤的人的部下，想起他待我粗暴得不得了，這些回憶也使我厭煩。
不錯，他摟住我的腰，親熱地拍我的肩膀，贊成我的生活，可是我覺着他照舊看不起我的卑微，隻為博得女兒的歡心才跟我敷衍。
我再也不能照我本心那樣說說笑笑了，我覺着話不投機，老是暗自料着馬上他就要叫我潘捷列，就跟叫他的仆役巴威爾一樣，我那内地的、庸俗的自尊心是怎樣地憤憤不平啊！我這個窮人，油漆工人，每天來找這些被全城看做外國人而且跟我全不相幹的富人，每天在他們家裡喝貴重的葡萄酒，吃不平常的食物，我的良心不肯容忍這些！每逢我到他們家去，總是陰沉地避開路上的行人，皺起眉頭，倒好像我真是個教派信徒似的，每逢我從工程師家裡出來，總因為自己飽餐了一頓而害臊。
最主要的是我擔心自己會入迷。
不管我在街上走着也好，在做工也好，跟同伴談話也好，我時時刻刻隻是想着傍晚我要去找瑪麗亞·維克托羅芙娜，暗自想象她的嗓音、笑聲、步态。
每次我準備去找她，總要在奶娘那面凸凹不平的鏡子前面站上許久，系好領帶，我那身花呢衣服惹得我讨厭。
我一面難過一面又看不起自己，覺得自己那麼淺薄。
遇到她在另一個房間裡向我打招呼，說是她沒穿好衣服，要我等一等，我就聽她換衣服的聲音，這使我激動，覺着我腳底下的地闆好像陷下去了。
我在街上哪怕遠遠地看見一個女人的身材，也一定要比一比，在這種時候我覺着我們所有的女人和姑娘都俗氣，穿得不像樣子，舉動粗俗，這種相比在我心裡挑起一種驕傲的感覺：瑪麗亞·維克托羅芙娜比所有的人都好！夜裡做夢，我總是夢見她和我在一塊兒。
有一天晚飯時候，我們跟工程師一塊兒吃了整整一隻大海蝦。
後來我回到家，想起來晚飯席上工程師有兩次叫我“最可愛的人”，我就暗想：在這個家裡他們待我親熱就像待一隻跟主人失散的、倒黴的大狗一樣，他們在拿我取樂，等到他們厭倦了我，就會把我像狗似的趕出來。
我又害臊又難過，難過到流出眼淚，好像我受了侮辱似的。
我瞧着天空，暗自賭咒要從此把這件事一刀兩斷。
第二天我就沒有到多爾日科夫家裡去。
夜深了，天色已經完全漆黑，又下着雨，我沿大貴族街走着，瞧着窗戶。
阿若京家的人已經睡熟，隻有邊上的一個窗子裡有亮光，那是阿若京家的老太婆在自己房間裡刺繡，點着三支蠟燭，自以為在跟迷信做鬥争。
我家已經黑了，對門多爾日科夫家的窗子卻亮着，可是隔着花和窗簾什麼也看不清。
我不住地在街上走來走去，三月的涼雨澆在我的身上。
我聽見我的父親從俱樂部裡回來，他敲大門，過一分鐘窗子裡透出燈亮，我看見姐姐舉着燈急急忙忙走來，一邊走一邊用一隻手整理頭上濃密的頭發。
後來父親在客室裡走來走去，搓着手講一件什麼事，姐姐坐在一把圈椅上，一動也不動，在想什麼，沒有聽他講話。
可是後來他們走出去，燈就熄了……我回頭看工程師的家，這時候也黑了。
在黑暗中，在雨地裡，我覺着自己孤苦伶仃，聽憑命運擺布，覺得如果跟我這種孤獨相比，跟現在和日後的生活裡還要發生的痛苦相比，那麼我的一切行動、願望、這以前我想過和說過的一切，就都渺小了。
唉，活人的行動和思想遠不及他的悲傷重大！于是我自己也沒有弄明白我自己在做什麼，竟用盡氣力拉一下多爾日科夫家的門鈴，把它拉斷，然後沿着街道跑去，像小孩子一樣，擔驚害怕，以為馬上一定會有人走出來，認出我。
等我跑到街頭站住，喘一口氣，卻隻聽見雨聲嘩嘩地響，守夜人在遠遠的什麼地方敲一塊鐵闆。
我有整整一個星期沒到多爾日科夫家裡去。
那身花呢衣服被我賣掉了。
油漆工作沒有，我就到處去找繁重而不愉快的工作，每天掙一二十個戈比，又半饑半飽地活着。
我在沒膝的冷泥裡蹚來蹚去，累得胸腔隐隐作痛，我想照這樣把種種回憶壓下去，仿佛要為我在工程師家裡吃過幹酪和罐頭食品而懲罰自己似的。
可是話雖如此，等到我又濕又餓地在床上剛剛躺下來，我那有罪的幻想就立刻開始為我畫出美妙誘人的畫面，我就隻好暗暗吃驚地對自己承認說我愛着她，熱烈地愛着她。
随後我就沉酣健康地睡熟了，我覺着我的身體在這苦役般的生活中反而變得更強壯更年輕了。
有一天傍晚，跟時令大相徑庭，天下起雪來，而且刮起了北風，倒好像冬天又來到了。
這天傍晚我下工回家，碰見瑪麗亞·維克托羅芙娜坐在我的房間裡。
她穿着皮大衣坐在那兒，把兩隻手揣在暖手筒裡。
“為什麼您不到我家裡去了？”她問，擡起她那對聰明而發亮的眼睛。
我快活得心亂極了，筆直地站在她面前，就跟父親要打我的時候我站着的姿勢一樣。
她瞧着我的臉，從她的眼神看得出她明白我為什麼這樣心慌意亂。
“為什麼您不到我家裡去了？”她又問一遍，“既然您不肯去，我就自己來了。
” 她站起來，走到我跟前。
“别丢開我，”她說，她的眼睛裡滿是淚水，“我孤單，十分孤單！” 她哭起來，用暖手筒蓋住臉說： “我孤孤單單！對我來說生活是沉重的，沉重得很。
在整個世界上除了您以外我沒有第二個人了。
别丢開我！” 她微微一笑，同時找手絹要擦幹眼淚。
我們沉默了一會兒，随後我就摟住她，吻她，這時候她帽子上别着的佩針把我的臉劃出了血痕。
我們就談起來，談得那麼親熱，仿佛我們早已很親密了似的……
十
大約過了兩天她就打發我到杜别奇尼亞去，我說不出的高興。我到車站去的時候，後來坐在火車裡的時候，老是無緣無故地發笑，人們瞧着我，把我看成醉漢了。
天在下雪，早晨很冷，可是道路已經變黑，烏鴉在那上面飛來飛去，呱呱地叫。
起初我打算在切普拉科娃太太家對面那個廂房裡給我們兩個人，我和瑪霞，布置住處，可是那裡原來早已住下許多鴿子和鴨子，要收拾幹淨就不能不毀掉許多鳥巢。
無可奈何，我們隻好搬進那所下着百葉窗的大房子，住在那些不舒适的房間裡。
農民們把這所大房子叫做宮殿。
那裡面有二十多個房間，擺設卻隻有一架鋼琴和一個給孩子坐的、如今放在閣樓上的小圈椅，即使瑪霞把自己的全部家具都從城裡運來，我們也仍舊不能消除這種陰森的空虛和寒冷的印象。
我選出三個不大的房間，它們的窗戶都對着花園。
我從早到晚收拾這幾個房間，安上新玻璃，糊好壁紙，填塞地闆上的隙縫和小洞。
這是輕松愉快的勞動。
我不止一次跑到河邊去，看冰流走沒有，老是覺着好像椋鳥飛來了。
晚上我想着瑪霞，帶着說不出的甜蜜感覺，帶着滿腔的快樂，聽耗子吵鬧，聽風在天花闆上嗚嗚地叫，不住敲打。
好像有個老家神在閣樓上咳嗽似的。
雪很深，到三月末還下了很大的雪，不過，仿佛誰使了魔法似的，雪很快就融化，春天的洪水洶湧而來，于是四月初椋鳥就嘁嘁喳喳地叫，黃色蝴蝶飛進花園裡來了。
天氣好極了。
每天黃昏以前我總要走到城裡去跟瑪霞見面，在那漸漸幹燥、至今還發軟的道路上光着腳走路是多麼痛快啊！我走到半路上坐下來，瞧着那座城，下不了決心再往前走了。
一看見那座城，我就心慌意亂。
我不住地想：我的熟人聽到我的戀愛以後會怎樣對待我呢？父親會說什麼呢？特别使我心慌的，是我想到我的生活複雜起來，我完全失去糾正它的能力，它像氣球似的把我帶到不知什麼地方去了。
我不再想怎樣掙來每天的食物，不再想怎樣生活，而隻是想，說真的，我不記得我想什麼了。
瑪霞坐着馬車來了。
我就在她旁邊坐下，我們一塊兒高高興興，自由自在地到杜别奇尼亞去。
或者我等到太陽下山，獨自一個人煩悶無聊，滿腔不滿意地走回家來，不明白瑪霞為什麼沒有來，不料在莊園門口或者在花園裡，出人意外，有個可愛的影子迎着我走來，那就是她！原來她是坐火車來的，她出了火車站就步行到這兒來了。
這是什麼樣的喜慶啊！她穿一件樸素的毛料連衣裙，圍一條三角圍巾，拿一把平常的陽傘，然而腰身束緊，身段苗條，穿着外國的貴重皮靴，這是一個有才能的女演員在扮演一個小市民姑娘。
我們就在我們的莊園上巡視一遍，決定誰的房間應該在什麼地方，什麼地方應該是我們的林蔭道、菜園、養蜂場。
我們已經有了雞、鴨、鵝，我們喜愛這些東西，因為它們是屬于我們的。
它們已經為播種準備下燕麥、三葉草、貓尾草、荞麥、蔬菜種子，我們每一回都要把這些東西檢查一遍，花很多的工夫讨論收成會怎樣，凡是瑪霞對我說的話依我看來都非常聰明美妙。
這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一段時期。
聖多馬周過後不久，我們在距離杜别奇尼亞三俄裡遠的庫裡洛夫卡村我們教區的教堂裡結了婚。
瑪霞希望一切都安排得平平常常，按照她的心意，我們的傧相是農村裡的青年，唱歌的隻有教堂誦經士一個人，我們從教堂回來的時候坐着一輛不大的、颠簸的馬車，由她親自趕車。
從城裡來的客人隻有我姐姐克麗奧佩特拉一個人，瑪霞在舉行婚禮的前三天寫給她一封信。
姐姐穿着白色連衣裙，戴着手套。
在舉行婚禮的時候，她由于感動和快樂而輕聲哭着，她臉上的表情像是慈母，無限的善良。
她由于我們的幸福而陶醉，微微笑着，仿佛吸進一種甜美的空氣似的。
在舉行婚禮的時候我瞧着她，這才明白對她來說世界上再也沒有比愛情，人間的愛情更高尚的東西，她正在渴望這種愛情，這渴望雖是暗藏着的，膽怯的，然而它持久而且熱烈。
她摟住瑪霞，吻她，不知道怎樣表白她的快樂才好，就對她講到我： “他好！他好得很！” 在她動身離開我們以前，她換上平時的衣服，把我帶到花園裡去好跟我單獨談一談。
“父親很傷心，因為你沒有寫信告訴他，”她說，“應當請求他給你的婚禮祝福才對。
不過實際上他很滿意。
他說在整個社會的眼睛裡這段婚事把你擡高了，又說在瑪麗亞·維克托羅芙娜的影響下你會比較嚴肅地對待生活了。
現在我們一到傍晚就隻談你的事，昨天他甚至這樣說：‘我們的米薩伊爾。
’這真叫我高興。
看起來，他正在暗自盤算什麼，我覺着他仿佛打算對你做出寬宏大量的榜樣，先跟你講和。
很可能過幾天他會親自到這兒來看你。
” 她有好幾回匆匆忙忙在我胸前畫十字，說： “好，求上帝跟你同在，祝你幸福。
安紐達·布拉戈沃是個很聰明的姑娘，她談起你的婚事，說這是上帝賜給你的一個新的考驗。
可不是！在家庭生活裡不光是有快樂，也有痛苦。
不會沒有痛苦的。
” 我和瑪霞陪着她步行三俄裡光景，然後我們慢慢走回來，一句話也不說，仿佛在養神。
瑪霞挽住我的胳膊，我們心裡輕飄飄的，不再想談情說愛。
舉行婚禮以後，我們彼此之間變得更親近更密切，我們覺得再也不會有什麼東西能夠把我們拆開了。
“你姐姐是個可愛的人，”瑪霞說，“不過看上去她好像長時期在受苦似的。
你父親一定是個可怕的人。
” 我就對她講起我和姐姐一向受着什麼樣的教育，實際上我們的童年多麼痛苦，多麼荒唐。
她聽到不久以前父親還打過我，就打了個冷顫，緊緊地依偎着我。
“别說下去了，”她說，“這真可怕。
” 現在她再也不離開我了。
我們住在那所大廈的三個房間裡，每到傍晚就關緊那道通到這所房子裡沒有人住的地方去的門，仿佛那邊住着一個我們不認識的和害怕的人似的。
我很早就起床，天一亮就起來，然後我立刻找點活兒幹起來。
我修理好大車，在花園裡開辟道路，挖掘苗床，油漆房頂。
臨到播種燕麥的時候，我試着把地重耕一遍，耙一耙松，撒下種子，這些事我做得很認真，不下于雇工；我幹得很累，受着雨淋，迎着刺骨的冷風，我的臉和腿長久地發燒，每天夜裡我都夢見一片墾松的土地。
可是田間工作不能吸引我。
我不懂農業，也不喜歡它，這可能是因為我的祖先不是農夫，我的血管裡流着的純粹是城裡人的血。
大自然我是深深喜愛的，我喜愛田野，喜愛草場，喜愛菜園，可是用犁耕地、吆喝着瘦馬的農民卻穿得破破爛爛，渾身濕透，伸長了脖子，依我看來他們是一種粗暴的、野蠻的、醜惡的力量的表現，每逢我瞧着他們的笨拙的動作，我總是不由自主地想起早已成為過去的、人類還不會用火的時代的、傳奇般的生活。
常有一頭兇猛的公牛跟農民的成群的牲口一塊兒走着，或者一匹馬在村子裡跑來跑去，響起一片馬蹄聲，這種事總是弄得我滿心害怕。
凡是略略大一點、強壯一點、兇猛一點的東西，不管它是長着犄角的公羊也好，鵝也好，拴着鍊子的狗也好，總使我覺得就是那種粗暴野蠻的力量的表現。
遇到惡劣的天氣，在耕耘過的黑土上空懸挂着沉重的烏雲，這種成見就特别強烈地在我心裡擡頭。
尤其是我耕地或者播種的時候，總有兩三個人站在一旁看我幹活，我就體會不到這種勞動是無法避免，理所當做的，反而覺着自己好像在玩樂似的。
我比較喜歡做院子裡的工作，再也沒有比油漆房頂更使我喜歡的工作了。
我常常穿過花園，穿過草場，到我們的磨坊去。
這個磨坊已經由一個庫裡洛夫卡村的農民斯捷潘承租下來，他長得漂亮，皮膚發黑，留一把濃密的黑色大胡子，從外貌看來像是一個大力士。
他不喜歡磨坊的生意，認為這種生意枯燥乏味，無利可圖，他隻是為了免得住在家裡才到磨坊來住的。
他是個馬具匠，周圍總有一股好聞的松香和皮革的氣味。
他不喜歡談話，為人疲疲沓沓，不愛活動，老是坐在岸邊或者門檻上，嘴裡哼着“烏——溜——溜——溜”。
有時候他妻子和嶽母從庫裡洛夫卡村來找他，她倆都長着白白的臉，身子很瘦，性情溫柔。
她們對他深深地鞠躬，稱呼他“您，斯捷潘·彼得羅維奇”。
他呢，既不說一句話也不動一下來回答她們，反而躲到一旁去，在岸邊上坐下，輕聲哼着“烏——溜——溜——溜”。
他的嶽母和妻子在沉默中過了一兩個鐘頭，然後交頭接耳地說幾句話，站起來，對他看一陣，等他回過頭來，然後她們深深地鞠躬，用嬌滴滴的唱歌聲音說： “再見，斯捷潘·彼得羅維奇！” 她們就走了。
這以後，斯捷潘就把她們留下的包着小面包圈或者襯衫的包袱收拾起來，歎口氣，對她們那邊??一下眼，說： “娘們兒！” 這個有兩盤磨的磨坊晝夜不停地工作。
我幫斯捷潘做工，我喜歡這種活兒。
每逢他因事出外，我總是很願意留下來替他幹活。
十一
溫暖晴朗的天氣過去以後，來了道路泥濘的季節。整個五月下着雨，天氣很涼。
磨盤的鬧聲和雨聲使人發懶和犯困。
地闆顫搖，空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