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地名：地方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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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勢阻止她，開始自己脫衣裳。
我的手已經碰到上衣和矮靴的頭幾個紐扣上，她用乞求的目光攔住我的手。
“噢，别這樣，”她對我說，“對外祖母來說，這叫她多開心！尤其是你今夜需要什麼時，不要忘了敲牆，我的床就靠着你的床，隔栅非常薄。
等一會你睡下以後，就敲敲試試，看看咱們是不是能互相聽得見。
” 果然，那天晚上，我敲了三下。
一個星期以後，我不舒服時，有幾天我每天早晨都重複這三下，因為外祖母要早早喂我喝牛奶。
當我覺得聽見她已經醒了以後——為了不叫她等待并且能在喂我牛奶之後馬上再度入睡——我鼓起勇氣小聲敲了三下，膽怯地，輕輕地，但不管怎樣卻是清清楚楚地，因為我擔心如果搞錯了，她還在睡，那就會打斷她的覺，可我又不願意她繼續側耳傾聽是否是我呼叫，如果她起先沒有聽清的話。
我不敢再敲了。
我這邊剛一敲三下，立刻就聽到另外三擊。
這三擊音調不同，充滿平靜的威嚴，為了更加清晰，重複兩次，那意思是說：“别着急，我聽見啦！過一會就來！”頃刻，外祖母來到。
我對她說，我真擔心她聽不見我的聲音，或者她以為那是隔壁的什麼人在敲。
她笑了： “将我可憐的小狼敲擊聲與别人混淆起來，怎麼會呢！就是有一千個人敲，外祖母也辨别得出來呀！你以為世界上還有别人這麼傻，這麼激動，這樣又怕吵醒我又怕人家聽不明白他的意思嗎？不管怎樣，這個小老鼠隻要一抓，人家立刻就能認出它來，特别是這個小老鼠跟我的小老鼠一樣是獨自一人，又叫人可憐的時候！我聽見它猶猶豫豫已經有一會了，它在床上折騰，耍各種把戲。
” 她把百葉窗打開一半。
在旅館前突的附屬建築上，陽光已經在屋頂上安身，就像早起的蓋屋頂工人早早就開始幹活，默默地幹完活計以免吵醒還在沉睡的城市，而城市一動不動使他顯得更加心靈手巧一樣。
她告訴我幾點了，天氣會怎樣，說我用不着一直走到窗邊去，說海上有霧，告訴我面包店是否已經開門，對我叙說聽到其聲響從街上走過的那輛車是什麼樣的：這無足輕重的打開窗簾，這可以忽視的、任何人都不在場的清晨“序曲”，隻屬于我們兩個人的一小塊生活。
白天，當我談到早晨六點鐘的漫天大霧時，我會在弗朗索瓦絲或一些陌生人面前高高興興地提起這些，那意圖并不在于顯示我獲得了某種知識，而是要顯示我一個人所得到的疼愛。
這甜蜜的清晨一刻，由我敲三下、另三下作答這富有節奏的對話開始，像一曲交響樂般展開。
柔情和快樂力透隔牆，那牆變成了和諧的、非物質的東西，像天使一般歌唱着。
那為人熱烈期待的三擊回答，重複兩次。
隔牆善于通過這三擊，以天神報喜的輕盈和音樂美的忠誠，将外祖母整個的心靈和就要過來的諾言傳送過來。
但是抵達巴爾貝克當天那一夜，外祖母離開我以後，我又難過起來，就像在巴黎離家時我已經很難過一樣。
構成我們眼前生活中精華的事物，對于我們從精神上以我們的接受能力來賦予其未來的模式，而上述事物并不在這未來模式之中，總是以極大的拼死抗拒來對抗。
我這種對于在陌生房間裡過夜的恐懼——許多人也有這種恐懼——說不定隻是上述這種抗拒最普通、最模糊、最機能性、幾乎最無意識的表現形式。
一想到我的父母有一天可能會死去，我可能為生活所迫不得不遠離希爾貝特而生活，或者隻是不得不在一個永遠再也見不着自己朋友的國度定居，常常使我感到可怕之極，那抗拒就在這恐懼的深處。
我自己的死亡，或者像貝戈特向人們許諾的那種在自己著作中永生，我很難想象。
我無法将我的回憶、我的缺點、我的性格帶到那種雖死猶生中去，這些東西不能接受自己不再存在的概念，也不希望我有一個它們沒有位置的虛無或永生。
在巴黎時，有一天我身體特别不适，斯萬對我說：“你應該動身到大洋洲那些美妙的海島上去。
那時你就會知道，你再也不會回來了。
”那時我真想回答他說：“那我就再也看不見你的女兒了，那我就要在她從未見過的人和物之間生活了。
”然而我的理智卻告訴我：“既然你不再為此苦惱，那又有什麼關系呢？當斯萬先生對你說你将不再回來時，他的意思是你會不想回來；既然你不想回來，這就說明，在那裡，你會幸福。
”因為我的理智知道，習慣——這種習慣現在即将擔負起一項重任，要使我愛上這陌生的住所，愛上改變了位置的大穿衣鏡，愛上改變了顔色的窗簾，愛上停擺的挂鐘——也擔負着使一開始并不讨我們喜歡的夥伴變成親愛的朋友，賦予面龐另一種形狀，使一個人的嗓音變得熱情動聽，改變心中愛戀對象的任務。
自然，對某些地點、某些人新的友情，就是忘記昔日友情的網。
但是我的理智正好認為，我可以毫無恐懼地設想一種生活前景。
在那種前景中，我将永遠與一些人分離，我将忘記他們。
這種生活向我的内心作出了忘卻的承諾，而忘卻隻會使絕望更加瘋狂，這似乎構成一種安慰。
這倒不是說，待習慣了分離之後，我們的心也不會感受到習慣勢力那鎮痛的效用，而是說，至今這顆心仍在痛苦罷了。
懼怕将來我們再也看不見我們喜歡的人，再也不能與他們交談，正是在這種前景下，我們今天才會得到最難得的快樂。
如果我們想，在受到這種剝奪的痛苦之上再加上當前對我們來說似乎更為殘酷的事：并不像感受一種痛苦一樣感到這種擔心，而是對此漠然置之，這種恐懼就不但不會消散，反而會更加增長了。
因為，如果是這樣，我們的“自我”就變了：不僅我們的父母、我們的情婦、我們的各位朋友的魅力再不存在于我們的四周，而且我們對他們的鐘愛，也就完全從我們心中拔除了。
而這種鐘愛是我們今日内心很重要的一部分。
今後我們會喜歡上這種與他們分離的生活，而今日一想到這種生活就叫我們感到恐懼。
倘若如此，那便是我們自己真正的死亡。
死亡繼之以複活，這是真的
我的手已經碰到上衣和矮靴的頭幾個紐扣上，她用乞求的目光攔住我的手。
“噢，别這樣，”她對我說，“對外祖母來說，這叫她多開心！尤其是你今夜需要什麼時，不要忘了敲牆，我的床就靠着你的床，隔栅非常薄。
等一會你睡下以後，就敲敲試試，看看咱們是不是能互相聽得見。
” 果然，那天晚上，我敲了三下。
一個星期以後，我不舒服時，有幾天我每天早晨都重複這三下，因為外祖母要早早喂我喝牛奶。
當我覺得聽見她已經醒了以後——為了不叫她等待并且能在喂我牛奶之後馬上再度入睡——我鼓起勇氣小聲敲了三下，膽怯地，輕輕地，但不管怎樣卻是清清楚楚地，因為我擔心如果搞錯了，她還在睡，那就會打斷她的覺，可我又不願意她繼續側耳傾聽是否是我呼叫，如果她起先沒有聽清的話。
我不敢再敲了。
我這邊剛一敲三下，立刻就聽到另外三擊。
這三擊音調不同，充滿平靜的威嚴，為了更加清晰，重複兩次，那意思是說：“别着急，我聽見啦！過一會就來！”頃刻，外祖母來到。
我對她說，我真擔心她聽不見我的聲音，或者她以為那是隔壁的什麼人在敲。
她笑了： “将我可憐的小狼敲擊聲與别人混淆起來，怎麼會呢！就是有一千個人敲，外祖母也辨别得出來呀！你以為世界上還有别人這麼傻，這麼激動，這樣又怕吵醒我又怕人家聽不明白他的意思嗎？不管怎樣，這個小老鼠隻要一抓，人家立刻就能認出它來，特别是這個小老鼠跟我的小老鼠一樣是獨自一人，又叫人可憐的時候！我聽見它猶猶豫豫已經有一會了，它在床上折騰，耍各種把戲。
” 她把百葉窗打開一半。
在旅館前突的附屬建築上，陽光已經在屋頂上安身，就像早起的蓋屋頂工人早早就開始幹活，默默地幹完活計以免吵醒還在沉睡的城市，而城市一動不動使他顯得更加心靈手巧一樣。
她告訴我幾點了，天氣會怎樣，說我用不着一直走到窗邊去，說海上有霧，告訴我面包店是否已經開門，對我叙說聽到其聲響從街上走過的那輛車是什麼樣的：這無足輕重的打開窗簾，這可以忽視的、任何人都不在場的清晨“序曲”，隻屬于我們兩個人的一小塊生活。
白天，當我談到早晨六點鐘的漫天大霧時，我會在弗朗索瓦絲或一些陌生人面前高高興興地提起這些，那意圖并不在于顯示我獲得了某種知識，而是要顯示我一個人所得到的疼愛。
這甜蜜的清晨一刻，由我敲三下、另三下作答這富有節奏的對話開始，像一曲交響樂般展開。
柔情和快樂力透隔牆，那牆變成了和諧的、非物質的東西，像天使一般歌唱着。
那為人熱烈期待的三擊回答，重複兩次。
隔牆善于通過這三擊，以天神報喜的輕盈和音樂美的忠誠，将外祖母整個的心靈和就要過來的諾言傳送過來。
但是抵達巴爾貝克當天那一夜，外祖母離開我以後，我又難過起來，就像在巴黎離家時我已經很難過一樣。
構成我們眼前生活中精華的事物，對于我們從精神上以我們的接受能力來賦予其未來的模式，而上述事物并不在這未來模式之中，總是以極大的拼死抗拒來對抗。
我這種對于在陌生房間裡過夜的恐懼——許多人也有這種恐懼——說不定隻是上述這種抗拒最普通、最模糊、最機能性、幾乎最無意識的表現形式。
一想到我的父母有一天可能會死去，我可能為生活所迫不得不遠離希爾貝特而生活，或者隻是不得不在一個永遠再也見不着自己朋友的國度定居，常常使我感到可怕之極，那抗拒就在這恐懼的深處。
我自己的死亡，或者像貝戈特向人們許諾的那種在自己著作中永生，我很難想象。
我無法将我的回憶、我的缺點、我的性格帶到那種雖死猶生中去，這些東西不能接受自己不再存在的概念，也不希望我有一個它們沒有位置的虛無或永生。
在巴黎時，有一天我身體特别不适，斯萬對我說：“你應該動身到大洋洲那些美妙的海島上去。
那時你就會知道，你再也不會回來了。
”那時我真想回答他說：“那我就再也看不見你的女兒了，那我就要在她從未見過的人和物之間生活了。
”然而我的理智卻告訴我：“既然你不再為此苦惱，那又有什麼關系呢？當斯萬先生對你說你将不再回來時，他的意思是你會不想回來；既然你不想回來，這就說明，在那裡，你會幸福。
”因為我的理智知道，習慣——這種習慣現在即将擔負起一項重任，要使我愛上這陌生的住所，愛上改變了位置的大穿衣鏡，愛上改變了顔色的窗簾，愛上停擺的挂鐘——也擔負着使一開始并不讨我們喜歡的夥伴變成親愛的朋友，賦予面龐另一種形狀，使一個人的嗓音變得熱情動聽，改變心中愛戀對象的任務。
自然，對某些地點、某些人新的友情，就是忘記昔日友情的網。
但是我的理智正好認為，我可以毫無恐懼地設想一種生活前景。
在那種前景中，我将永遠與一些人分離，我将忘記他們。
這種生活向我的内心作出了忘卻的承諾，而忘卻隻會使絕望更加瘋狂，這似乎構成一種安慰。
這倒不是說，待習慣了分離之後，我們的心也不會感受到習慣勢力那鎮痛的效用，而是說，至今這顆心仍在痛苦罷了。
懼怕将來我們再也看不見我們喜歡的人，再也不能與他們交談，正是在這種前景下，我們今天才會得到最難得的快樂。
如果我們想，在受到這種剝奪的痛苦之上再加上當前對我們來說似乎更為殘酷的事：并不像感受一種痛苦一樣感到這種擔心，而是對此漠然置之，這種恐懼就不但不會消散，反而會更加增長了。
因為，如果是這樣，我們的“自我”就變了：不僅我們的父母、我們的情婦、我們的各位朋友的魅力再不存在于我們的四周，而且我們對他們的鐘愛，也就完全從我們心中拔除了。
而這種鐘愛是我們今日内心很重要的一部分。
今後我們會喜歡上這種與他們分離的生活，而今日一想到這種生活就叫我們感到恐懼。
倘若如此，那便是我們自己真正的死亡。
死亡繼之以複活，這是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