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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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我很想成為您的同仁”時，德·諾布瓦先生用深信不疑的語氣說：“啊！我将會感到很高興！”若是像戈達爾大夫那樣頭腦簡單的人，聽了這話肯定會想：“瞧，他在我家裡，是他自己堅持要來的，因為他覺得我比他重要。
他對我說，我當通訊院士他會感到很高興。
話總有個意思吧，見鬼！他不主動提出來要投我一票，那是因為他想不到。
他一個勁兒地談我的權力如何大，大概以為我穩操勝券，已經掌握需要的票數了，因此他就不提出要投我一票。
我隻要逼他表态，在我們兩人之間達成協議，隻要對他說：那麼投我一票吧，他就不得不投。
”然而，法芬海姆親王可不是一個頭腦簡單的人，戈達爾大夫可能會把他叫作“精明的外交家”。
德國親王深知德·諾布瓦先生也是一個精明的外交家，不會不知道投候選人一票能讨候選人歡心。
親王在充任大使和外交部長的生涯中，為他的國家（不像現在為他自己）進行過多少次這樣的會談，事先就猜到對方的要求和對方不想讓你說的話。
他知道在外交語言中，會談就是給予。
因此他設法讓德·諾布瓦先生獲得了聖安德烈绶帶。
但是，如果他必須向他的政府彙報在這以後他同德·諾布瓦先生會談的情況的話，他可能會在電文中寫明：“我意識到我走錯了路。
”因為當他重提法蘭西學院時，德·諾布瓦先生又一次對他說： “您這樣做我很高興，也為我的同僚感到高興。
我想，您能想着他們，他們一定會感到不勝榮幸。
您參加競選是引人注目的事，有點異乎尋常。
您知道，法蘭西學院非常墨守陳規，稍有新鮮事物出現，他們就如臨大敵。
我個人不贊成這樣。
我在同僚面前不知說過多少次了！有一次，我甚至連‘因循守舊’——求上帝饒恕我——這個詞都用上了。
”他進而又說，氣憤地擠出一絲微笑，聲音很低，就像戲劇中為達到某種效果而說的旁白一樣，他用藍眼睛迅速地瞟了親王一眼，好似一個老演員在判斷演出的效果，“您明白，親王，我不願意讓您這樣的傑出人物陷入一場注定要失敗的賭博中。
隻要我的同僚們堅持陳舊的觀念，我認為您就要慎重一點，不要參加競選。
此外，請您相信，如果有朝一日我在這個快要變成墓地的學院中發現有一種新一點、活躍一點的思想，如果我預計到您能成功，我會第一個跑來告訴您的。
” “我錯了，不該授與他聖安德烈绶帶，”親王暗想，“談判毫無進展，他要的不是這個。
我沒有掌握開鎖的鑰匙。
” 像這樣一種推理方式，德·諾布瓦先生同樣也駕輕就熟，運用自如，因為他和親王都在同一所學校裡受過教育。
我們可以嘲笑諾布瓦這樣的外交官式的迂腐愚蠢，會對一句幾乎毫無意義的官話心醉。
但是他們的幼稚是有補償的：外交官們知道，在确保歐洲或其他地區平衡（有人把平衡叫作和平）的天平上，真摯的感情、娓娓動聽的演說和苦苦的哀求都無足輕重：真正的、有分量的、起決定性作用的砝碼不是這些，而是對方有沒有可能（如果對方比較強大，就有可能）通過交換滿足我們的某個願望。
對于這一類事實，一個毫無私心的人，比如我的外祖母，是很難理解的，可是德·諾布瓦先生和馮·某某親王卻經常面臨這個問題。
德·諾布瓦先生曾在一些同我們關系極其緊張的國家當過代辦，他對事态的發展憂心忡忡，但他心裡很清楚，人家不會明确告訴他要“和平”還是要“戰争”，而是另一個
他對我說，我當通訊院士他會感到很高興。
話總有個意思吧，見鬼！他不主動提出來要投我一票，那是因為他想不到。
他一個勁兒地談我的權力如何大，大概以為我穩操勝券，已經掌握需要的票數了，因此他就不提出要投我一票。
我隻要逼他表态，在我們兩人之間達成協議，隻要對他說：那麼投我一票吧，他就不得不投。
”然而，法芬海姆親王可不是一個頭腦簡單的人，戈達爾大夫可能會把他叫作“精明的外交家”。
德國親王深知德·諾布瓦先生也是一個精明的外交家，不會不知道投候選人一票能讨候選人歡心。
親王在充任大使和外交部長的生涯中，為他的國家（不像現在為他自己）進行過多少次這樣的會談，事先就猜到對方的要求和對方不想讓你說的話。
他知道在外交語言中，會談就是給予。
因此他設法讓德·諾布瓦先生獲得了聖安德烈绶帶。
但是，如果他必須向他的政府彙報在這以後他同德·諾布瓦先生會談的情況的話，他可能會在電文中寫明：“我意識到我走錯了路。
”因為當他重提法蘭西學院時，德·諾布瓦先生又一次對他說： “您這樣做我很高興，也為我的同僚感到高興。
我想，您能想着他們，他們一定會感到不勝榮幸。
您參加競選是引人注目的事，有點異乎尋常。
您知道，法蘭西學院非常墨守陳規，稍有新鮮事物出現，他們就如臨大敵。
我個人不贊成這樣。
我在同僚面前不知說過多少次了！有一次，我甚至連‘因循守舊’——求上帝饒恕我——這個詞都用上了。
”他進而又說，氣憤地擠出一絲微笑，聲音很低，就像戲劇中為達到某種效果而說的旁白一樣，他用藍眼睛迅速地瞟了親王一眼，好似一個老演員在判斷演出的效果，“您明白，親王，我不願意讓您這樣的傑出人物陷入一場注定要失敗的賭博中。
隻要我的同僚們堅持陳舊的觀念，我認為您就要慎重一點，不要參加競選。
此外，請您相信，如果有朝一日我在這個快要變成墓地的學院中發現有一種新一點、活躍一點的思想，如果我預計到您能成功，我會第一個跑來告訴您的。
” “我錯了，不該授與他聖安德烈绶帶，”親王暗想，“談判毫無進展，他要的不是這個。
我沒有掌握開鎖的鑰匙。
” 像這樣一種推理方式，德·諾布瓦先生同樣也駕輕就熟，運用自如，因為他和親王都在同一所學校裡受過教育。
我們可以嘲笑諾布瓦這樣的外交官式的迂腐愚蠢，會對一句幾乎毫無意義的官話心醉。
但是他們的幼稚是有補償的：外交官們知道，在确保歐洲或其他地區平衡（有人把平衡叫作和平）的天平上，真摯的感情、娓娓動聽的演說和苦苦的哀求都無足輕重：真正的、有分量的、起決定性作用的砝碼不是這些，而是對方有沒有可能（如果對方比較強大，就有可能）通過交換滿足我們的某個願望。
對于這一類事實，一個毫無私心的人，比如我的外祖母，是很難理解的，可是德·諾布瓦先生和馮·某某親王卻經常面臨這個問題。
德·諾布瓦先生曾在一些同我們關系極其緊張的國家當過代辦，他對事态的發展憂心忡忡，但他心裡很清楚，人家不會明确告訴他要“和平”還是要“戰争”，而是另一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