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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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表看來普普通通，其實是可怕或可喜的字眼，外交官根據密碼，即刻就可以破譯出來；為了維護法國的尊嚴，他會用另一個也是非常普通的，但敵對國家的部長立即會理解成“戰争”的字眼回答。
甚至會出現這種情況，根據古老的習慣（就像兩個已同意訂婚的男女初次會面時，習慣到體育館劇場觀看演出，裝出偶然邂逅的樣子），雙方由命運決定“戰争”還是“和平”的會談，通常不是在部長的辦公室内進行，而是在某個療養院的長椅上。
部長和德·諾布瓦先生都到療養院的溫泉去，用小杯子喝有治療作用的礦泉水。
好像有一種默契似的，他們在治療的時間相遇，先在一起散一會兒步，但雙方心裡明白，這表面上風平浪靜的散步，具有動員令一樣的嚴重性。
然而，在競選法蘭西學院通訊院士這樣的私事中，德國親王也用上了他在外交生涯中用過的歸納法，即譯讀重疊符号的方法。
當然，不能說不懂得這一類心計的人隻有我的外祖母和少數幾個和她相似的人。
世界上有一半人從事前人規劃好了的不必擔風險的職業，他們中一部分人由于缺乏直覺，也會像我的外祖母那樣對這種心計一竅不通，不過，我外祖母不理解是因為她為人正直，毫無私心。
對于那些被供養的男人或女人，我們常常要鑽到他們的心裡，才能了解他們為了私利和生存而說的話和做的事到底出于什麼動機，盡管表面上看來無可指責。
男人誰不知道，如果一個要他供養的女人對他說：“我們不要談錢。
”這句話如果拿音樂語言來說，應該被看作一個“停唱的一拍”；如果她以後又說：“我很傷心，因為你經常不同我講真話，我已忍無可忍了。
”他就應理解為：“是不是有另外一個男人在供給她更多的錢呢？”何況這還是一個和上流社會的女人相接近的蕩婦使用的語言。
流氓說的話就更令人瞠目結舌了。
但是，德·諾布瓦先生和德國親王盡管不熟悉流氓，卻習慣和國家站在同一個立場上；國家雖然偉大，但也是一個自私和狡詐的東西，隻能用武力和利益把它征服。
為了私利，國家可以殺人。
而殺人也常常是象征性的，因為對于一個國家，在打和不打之間稍有猶豫，就可能意味着“滅亡”。
可是，因為這一切都沒有寫進那些黃皮書或白皮書、藍皮書中，人民通常是和平主義者；如果人民參戰，也是出于本能，出于仇恨和怨憤，不像國家元首，他們作出戰争的決定，是因為得到了諾布瓦的警告。
第二年冬天，親王生了一場重病，病治好了，但他的心髒卻已無可救藥。
“真糟糕！”他暗自思量，“得抓緊時間，再像這樣拖拖拉拉，恐怕等不到當上學院的通訊院士我就嗚呼哀哉了。
要是那樣，可就太慘了。
” 他在《兩個世界》雜志上撰文，探讨近二十年來的政治，多次用最肉麻的語言吹捧德·諾布瓦先生。
德·諾布瓦先生去看他，向他緻謝，還對他說他不知道怎樣表達他的感激。
親王就像試用了另一把鑰匙開過鎖似的自言自語道：“還是沒有找對。
”他送德·諾布瓦先生出門時覺得有點兒喘不過氣來，心裡思量：“他媽的，這些家夥不等我死了是不會讓我當院士的。
得抓緊。
”當晚，他在歌劇院邂逅德·諾布瓦先生： “親愛的大使，”他對德·諾布瓦先生說，“您上午對我說，您不知道怎樣表示您對我的感謝，我可要不揣冒昧地要求您兌現。
” 正如親王對德·諾布瓦先生的機智有高度的評價一樣，德
甚至會出現這種情況，根據古老的習慣（就像兩個已同意訂婚的男女初次會面時，習慣到體育館劇場觀看演出，裝出偶然邂逅的樣子），雙方由命運決定“戰争”還是“和平”的會談，通常不是在部長的辦公室内進行，而是在某個療養院的長椅上。
部長和德·諾布瓦先生都到療養院的溫泉去，用小杯子喝有治療作用的礦泉水。
好像有一種默契似的，他們在治療的時間相遇，先在一起散一會兒步，但雙方心裡明白，這表面上風平浪靜的散步，具有動員令一樣的嚴重性。
然而，在競選法蘭西學院通訊院士這樣的私事中，德國親王也用上了他在外交生涯中用過的歸納法，即譯讀重疊符号的方法。
當然，不能說不懂得這一類心計的人隻有我的外祖母和少數幾個和她相似的人。
世界上有一半人從事前人規劃好了的不必擔風險的職業，他們中一部分人由于缺乏直覺，也會像我的外祖母那樣對這種心計一竅不通，不過，我外祖母不理解是因為她為人正直，毫無私心。
對于那些被供養的男人或女人，我們常常要鑽到他們的心裡，才能了解他們為了私利和生存而說的話和做的事到底出于什麼動機，盡管表面上看來無可指責。
男人誰不知道，如果一個要他供養的女人對他說：“我們不要談錢。
”這句話如果拿音樂語言來說，應該被看作一個“停唱的一拍”；如果她以後又說：“我很傷心，因為你經常不同我講真話，我已忍無可忍了。
”他就應理解為：“是不是有另外一個男人在供給她更多的錢呢？”何況這還是一個和上流社會的女人相接近的蕩婦使用的語言。
流氓說的話就更令人瞠目結舌了。
但是，德·諾布瓦先生和德國親王盡管不熟悉流氓，卻習慣和國家站在同一個立場上；國家雖然偉大，但也是一個自私和狡詐的東西，隻能用武力和利益把它征服。
為了私利，國家可以殺人。
而殺人也常常是象征性的，因為對于一個國家，在打和不打之間稍有猶豫，就可能意味着“滅亡”。
可是，因為這一切都沒有寫進那些黃皮書或白皮書、藍皮書中，人民通常是和平主義者；如果人民參戰，也是出于本能，出于仇恨和怨憤，不像國家元首，他們作出戰争的決定，是因為得到了諾布瓦的警告。
第二年冬天，親王生了一場重病，病治好了，但他的心髒卻已無可救藥。
“真糟糕！”他暗自思量，“得抓緊時間，再像這樣拖拖拉拉，恐怕等不到當上學院的通訊院士我就嗚呼哀哉了。
要是那樣，可就太慘了。
” 他在《兩個世界》雜志上撰文，探讨近二十年來的政治，多次用最肉麻的語言吹捧德·諾布瓦先生。
德·諾布瓦先生去看他，向他緻謝，還對他說他不知道怎樣表達他的感激。
親王就像試用了另一把鑰匙開過鎖似的自言自語道：“還是沒有找對。
”他送德·諾布瓦先生出門時覺得有點兒喘不過氣來，心裡思量：“他媽的，這些家夥不等我死了是不會讓我當院士的。
得抓緊。
”當晚，他在歌劇院邂逅德·諾布瓦先生： “親愛的大使，”他對德·諾布瓦先生說，“您上午對我說，您不知道怎樣表示您對我的感謝，我可要不揣冒昧地要求您兌現。
” 正如親王對德·諾布瓦先生的機智有高度的評價一樣，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