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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了。
我下樓去的時候，幾乎根本沒去想一想這事兒說起來有多奇怪：這位讓我在童年時代感到那麼神秘的德·蓋爾芒特夫人，這會兒我上她家裡去僅僅是出于實用的目的，想派她個用場，就像是在打個電話似的，當年電話曾是個不可思議的東西，它的奇迹曾讓我們感到神乎其神，驚歎不已，可是時至今日，逢到要約裁縫來或者招呼店家送冰淇淋來的時候，我們拿起電話就打，腦子裡壓根兒就沒想着電話這回事。
阿爾貝蒂娜對各種各樣的小玩意兒都有強烈的愛好。
我也禁不住每天都要給她買點新鮮玩意兒。
每當她眉飛色舞地對我說起她那雙一眼就能看出某件衣物是否風雅的眼睛隔着窗戶或是在院子裡瞧見德·蓋爾芒特夫人圍在頸脖裡、披在肩膀上或是拿在手裡的長圍巾、皮披肩或陽傘的時候，我心裡很明白，這位小姐的口味生來難弄（跟埃爾斯蒂爾交談，受了他的趣味的影響之後，越發變得考究了），别說一件隻不過是看上去還過得去的東西，就算它确實很漂亮，在一般人眼裡已經是很雅緻的了，但隻要實際上并非全然如此，它就決不會合她的口味；我悄悄地跑去請教公爵夫人，阿爾貝蒂娜喜歡的那件衣裳是在哪兒定做，怎麼定做，照什麼樣子定做的，我要怎樣才能一模一樣地也弄到這麼一件，還包括制作者的秘密，他的特色（阿爾貝蒂娜把這叫作“風度”、“派頭”），确切的名稱——名頭響亮也至關重要——以及我得讓人選用的料子的質地。
剛到巴爾貝克那會兒，我就告訴阿爾貝蒂娜說德·蓋爾芒特公爵夫人跟我們在同一幢樓裡，就住我們對面，她聽見這個顯赫的頭銜和姓氏時的那副神氣，說它是冷漠、敵對、蔑視都還嫌輕，那是一個生性高傲、感情熾烈的人在無力實現自己願望時的一種情緒流露。
盡管阿爾貝蒂娜的性格可能自有它了不起的地方，但它所包含的那些優點卻隻能在我們的愛好這個框框裡面，在我們對自己不得不放棄的那些愛好（對阿爾貝蒂娜來說就是冒充高雅）的哀悼——這就是平時所說的反感——中間，去求得發展。
阿爾貝蒂娜對社交圈子裡的人的這種反感，僅僅是她性格中很小的一個部分，但它作為其中最具有革命精神的一個側面，使我感到興趣——那就是對貴族的一種飽含怨懑的眷戀——這恰好跟德·蓋爾芒特夫人的貴族氣質所表現出來的法蘭西性格形成一個有趣的對照。
對那種貴族氣質，阿爾貝蒂娜因其無法企及，也許倒并不怎麼放在心上，但她記得埃爾斯蒂爾曾對她說過公爵夫人是巴黎穿着最講究的女人，所以在我這位女友身上，對一個公爵夫人所表現的具有共和色彩的蔑視讓位給了對一位裝束優雅的女人的強烈興趣。
她常常向我打聽德·蓋爾芒特夫人的情況，而且慫恿我上公爵夫人那兒去征詢有關她的衣着打扮的意見。
這些事其實我可以去向斯萬夫人讨教，出于這一目的我也确實給她去過一封信，不過我覺得德·蓋爾芒特夫人在穿着藝術上似乎更勝一籌。
如果我在拿準她沒出門，而且關照好等阿爾貝蒂娜一回家就通知我以後，我下樓去瞧見公爵夫人穿着一襲薄霧也似的灰色中國绉紗長裙，一派飄飄欲仙的樣子，我就會覺得她之所以像這樣子出現在我眼前，是出于一些很複雜的原因，而且是應該這樣而不可能是别的樣子的，我聽憑自己浸潤在這種恬适的氛圍裡，有如置身于某些霧氣、籠罩在珠灰色調中的甯谧的下午；如果反過來，她穿的是一件綴滿朵朵黃的、紅的火苗的中國睡袍，那我就會出神地望着它，猶如望着一輪耀眼的落日；這些衣着，并非一種無所謂的、可以随便更換的裝飾，而是一種确定的、帶有詩意的現實，如同一天的天氣，如同這一天中某個時刻特定的光線。
在德·蓋爾芒特夫人的所有這些長裙和睡袍中間，最能反映一種明确傾向、具有一種特殊意義的，要算是福迪尼仿照威尼斯古圖案制作的那些長裙。
也不知是由于它們的這種曆史淵源，還是由于它們中間的每一件都是獨一無二的緣故，這些長裙被賦予了一種非常特殊的性質，使穿着這些長裙等你前去或是跟你接談的這個女人，變得異乎尋常地重要起來，仿佛這裝束是長時期深思熟慮的成果，仿佛這談話是超脫于日常生活之上，有如小說中的場景似的。
在巴爾紮克的小說中，我們見過其中的女主角在接待某位來客的日子特意穿上這件或那件裝束。
如今的服飾已經不像這般的具有個性了，但福迪尼的長裙算得上是個例外。
寫小說的人在描寫這些長裙時，不會有任何含糊之處，因為這些長裙是确實存在的，它上面的最細微的圖案，也像一件藝術品的真迹那樣可以讓你細細端詳。
面對兩件決非大緻上差不多，而是每件都有鮮明個性，甚至可以分别給它們取個名兒的長裙，究竟是穿這件，還是穿那件，這位夫人的确是得作一番選擇的。
不過，說了長裙，我還得再說說這位夫人。
我覺得這會兒的德·蓋爾芒特夫人，甚至比當初我戀慕着她的時候更可愛了。
因為我在她身上已無所期待（我去她那兒已不是出于看望她的目的），所以當我把腳擱在壁爐柴架上聽她說話，仿佛在讀一本用往昔的語體寫作的書的時候，我幾乎是像獨自一人待在那兒似的無拘無束，心境平和而甯靜。
我的精神境界是超脫的，因而我能夠細細地品味她的談吐中那種法國式的典雅，其韻味的純正，在今天的口頭和書面語言中都已是不可複得了。
我聽着她娓娓而談，猶如聆聽一首風味純正的可愛的法蘭西民歌，甚至覺着依稀能在其中聽出她對梅特林克有所微詞（不過，鑒于女人缺乏主見，易為文學界的時尚所左右，如今她或許已經受了姗姗來遲的褒譽的影響，對這位比利時劇作家贊賞不已了），正如我能覺着梅裡美對波德萊爾，司湯達對巴爾紮克，保爾路易·古裡埃對維克多·雨果，梅拉克對馬拉美都有過微詞一樣。
我知道，這些嘲貶别人者就思想而言都比他們嘲貶的對象有更大的局限性，然而他們的語彙卻是更純正的。
德·蓋爾芒特夫人的語彙幾乎跟聖盧的母親不相上下，簡直到了一種令人贊歎的境界。
今天的那些愛說“實則”（而不說“其實”）、“更有甚者”（而不說“尤其”）、“大驚失色”（而不說“大吃一驚”）等等等等的作家，我可不是從他們的蒼白乏味的語彙中，而是從跟一個叫德·蓋爾芒特夫人或者叫弗朗索瓦絲的女人的交談中學到古風的語體和一個個詞兒的真正讀音的，我在五歲那年就從弗朗索瓦絲那兒知道，大家是不說塔爾納，而說塔爾
我下樓去的時候，幾乎根本沒去想一想這事兒說起來有多奇怪：這位讓我在童年時代感到那麼神秘的德·蓋爾芒特夫人，這會兒我上她家裡去僅僅是出于實用的目的，想派她個用場，就像是在打個電話似的，當年電話曾是個不可思議的東西，它的奇迹曾讓我們感到神乎其神，驚歎不已，可是時至今日，逢到要約裁縫來或者招呼店家送冰淇淋來的時候，我們拿起電話就打，腦子裡壓根兒就沒想着電話這回事。
阿爾貝蒂娜對各種各樣的小玩意兒都有強烈的愛好。
我也禁不住每天都要給她買點新鮮玩意兒。
每當她眉飛色舞地對我說起她那雙一眼就能看出某件衣物是否風雅的眼睛隔着窗戶或是在院子裡瞧見德·蓋爾芒特夫人圍在頸脖裡、披在肩膀上或是拿在手裡的長圍巾、皮披肩或陽傘的時候，我心裡很明白，這位小姐的口味生來難弄（跟埃爾斯蒂爾交談，受了他的趣味的影響之後，越發變得考究了），别說一件隻不過是看上去還過得去的東西，就算它确實很漂亮，在一般人眼裡已經是很雅緻的了，但隻要實際上并非全然如此，它就決不會合她的口味；我悄悄地跑去請教公爵夫人，阿爾貝蒂娜喜歡的那件衣裳是在哪兒定做，怎麼定做，照什麼樣子定做的，我要怎樣才能一模一樣地也弄到這麼一件，還包括制作者的秘密，他的特色（阿爾貝蒂娜把這叫作“風度”、“派頭”），确切的名稱——名頭響亮也至關重要——以及我得讓人選用的料子的質地。
剛到巴爾貝克那會兒，我就告訴阿爾貝蒂娜說德·蓋爾芒特公爵夫人跟我們在同一幢樓裡，就住我們對面，她聽見這個顯赫的頭銜和姓氏時的那副神氣，說它是冷漠、敵對、蔑視都還嫌輕，那是一個生性高傲、感情熾烈的人在無力實現自己願望時的一種情緒流露。
盡管阿爾貝蒂娜的性格可能自有它了不起的地方，但它所包含的那些優點卻隻能在我們的愛好這個框框裡面，在我們對自己不得不放棄的那些愛好（對阿爾貝蒂娜來說就是冒充高雅）的哀悼——這就是平時所說的反感——中間，去求得發展。
阿爾貝蒂娜對社交圈子裡的人的這種反感，僅僅是她性格中很小的一個部分，但它作為其中最具有革命精神的一個側面，使我感到興趣——那就是對貴族的一種飽含怨懑的眷戀——這恰好跟德·蓋爾芒特夫人的貴族氣質所表現出來的法蘭西性格形成一個有趣的對照。
對那種貴族氣質，阿爾貝蒂娜因其無法企及，也許倒并不怎麼放在心上，但她記得埃爾斯蒂爾曾對她說過公爵夫人是巴黎穿着最講究的女人，所以在我這位女友身上，對一個公爵夫人所表現的具有共和色彩的蔑視讓位給了對一位裝束優雅的女人的強烈興趣。
她常常向我打聽德·蓋爾芒特夫人的情況，而且慫恿我上公爵夫人那兒去征詢有關她的衣着打扮的意見。
這些事其實我可以去向斯萬夫人讨教，出于這一目的我也确實給她去過一封信，不過我覺得德·蓋爾芒特夫人在穿着藝術上似乎更勝一籌。
如果我在拿準她沒出門，而且關照好等阿爾貝蒂娜一回家就通知我以後，我下樓去瞧見公爵夫人穿着一襲薄霧也似的灰色中國绉紗長裙，一派飄飄欲仙的樣子，我就會覺得她之所以像這樣子出現在我眼前，是出于一些很複雜的原因，而且是應該這樣而不可能是别的樣子的，我聽憑自己浸潤在這種恬适的氛圍裡，有如置身于某些霧氣、籠罩在珠灰色調中的甯谧的下午；如果反過來，她穿的是一件綴滿朵朵黃的、紅的火苗的中國睡袍，那我就會出神地望着它，猶如望着一輪耀眼的落日；這些衣着，并非一種無所謂的、可以随便更換的裝飾，而是一種确定的、帶有詩意的現實，如同一天的天氣，如同這一天中某個時刻特定的光線。
在德·蓋爾芒特夫人的所有這些長裙和睡袍中間，最能反映一種明确傾向、具有一種特殊意義的，要算是福迪尼仿照威尼斯古圖案制作的那些長裙。
也不知是由于它們的這種曆史淵源，還是由于它們中間的每一件都是獨一無二的緣故，這些長裙被賦予了一種非常特殊的性質，使穿着這些長裙等你前去或是跟你接談的這個女人，變得異乎尋常地重要起來，仿佛這裝束是長時期深思熟慮的成果，仿佛這談話是超脫于日常生活之上，有如小說中的場景似的。
在巴爾紮克的小說中，我們見過其中的女主角在接待某位來客的日子特意穿上這件或那件裝束。
如今的服飾已經不像這般的具有個性了，但福迪尼的長裙算得上是個例外。
寫小說的人在描寫這些長裙時，不會有任何含糊之處，因為這些長裙是确實存在的，它上面的最細微的圖案，也像一件藝術品的真迹那樣可以讓你細細端詳。
面對兩件決非大緻上差不多，而是每件都有鮮明個性，甚至可以分别給它們取個名兒的長裙，究竟是穿這件，還是穿那件，這位夫人的确是得作一番選擇的。
不過，說了長裙，我還得再說說這位夫人。
我覺得這會兒的德·蓋爾芒特夫人，甚至比當初我戀慕着她的時候更可愛了。
因為我在她身上已無所期待（我去她那兒已不是出于看望她的目的），所以當我把腳擱在壁爐柴架上聽她說話，仿佛在讀一本用往昔的語體寫作的書的時候，我幾乎是像獨自一人待在那兒似的無拘無束，心境平和而甯靜。
我的精神境界是超脫的，因而我能夠細細地品味她的談吐中那種法國式的典雅，其韻味的純正，在今天的口頭和書面語言中都已是不可複得了。
我聽着她娓娓而談，猶如聆聽一首風味純正的可愛的法蘭西民歌，甚至覺着依稀能在其中聽出她對梅特林克有所微詞（不過，鑒于女人缺乏主見，易為文學界的時尚所左右，如今她或許已經受了姗姗來遲的褒譽的影響，對這位比利時劇作家贊賞不已了），正如我能覺着梅裡美對波德萊爾，司湯達對巴爾紮克，保爾路易·古裡埃對維克多·雨果，梅拉克對馬拉美都有過微詞一樣。
我知道，這些嘲貶别人者就思想而言都比他們嘲貶的對象有更大的局限性，然而他們的語彙卻是更純正的。
德·蓋爾芒特夫人的語彙幾乎跟聖盧的母親不相上下，簡直到了一種令人贊歎的境界。
今天的那些愛說“實則”（而不說“其實”）、“更有甚者”（而不說“尤其”）、“大驚失色”（而不說“大吃一驚”）等等等等的作家，我可不是從他們的蒼白乏味的語彙中，而是從跟一個叫德·蓋爾芒特夫人或者叫弗朗索瓦絲的女人的交談中學到古風的語體和一個個詞兒的真正讀音的，我在五歲那年就從弗朗索瓦絲那兒知道，大家是不說塔爾納，而說塔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