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鮮花能使墓外之物增添光彩。

    您要說實話,我親愛的朋友,您曾經對我講過一種理論,說萬物的存在全靠一種不斷重新開始的創造。

    您對我說,世界的創造并非一次完成,而必然是每天都在進行。

    那麼,如果您是真心誠意的話,您就不能把這場戰争排除在這種理論之外。

    我們出色的諾布瓦廢話連篇地寫道(同時拿出一件修辭道具,對他來說,這件道具同‘勝利的曙光’和‘嚴冬将軍’一樣珍貴):‘現在德國要打仗,骰子擲出,大局已定。

    ’而事實是每天早晨都在重新宣戰。

    因此,想繼續進行戰争的人同發動戰争的人同樣應受譴責,也許,更加應受譴責,因為後者可能沒有預見到戰争中的一切慘狀。

    然而,毫無迹象表明,一場如此持久的戰争,即使會有勝利的結局,也并非毫無危險。

    很難談論尚無先例的事情,以及對于人們首次嘗試的行動的機制的影響。

    确實,一般來說,人們感到不安的新事物都進展得十分順利。

    那些最聰明的共和政體擁護者曾認為政教分離是荒謬的行為。

    但政教分離卻像把信扔進郵局的信筒裡那樣輕而易舉。

    德雷福斯恢複了名譽,比卡爾當上陸軍部長,也沒有人喊一聲‘喔唷’。

    然而,對于一場連續幾年的戰争所帶來的那種勞累過度,令人擔心的事卻多的是!士兵們回去後将幹什麼?疲勞是否會使他們渾身無力或神魂颠倒?所有這些都可能朝壞的方向轉化,如果說不涉及法國,至少涉及政府,甚至可能涉及政府的形式。

    您曾讓我看莫拉斯那篇美妙的《埃梅·德·瓜尼》。

    埃梅·德·瓜尼如果不從共和國進行的戰争的進展中期待她在一八一二年從帝國進行的戰争中期待到的東西,我将會感到十分驚訝。

    如果現在埃梅還活着,她的期望是否将會實現?我不希望如此。

    我們再回過來談戰争,那首先發動戰争的人是否是威廉皇帝?我對此十分懷疑。

    如果是他的話,他不是做了同拿破侖一樣的事嗎?這種事我認為十分可惡,但我驚奇地看到,如此的恐怖卻會給拿破侖的阿谀奉承之徒帶來靈感,這種人在戰争爆發之日像博将軍那樣大聲說道:‘我等待這一天已有四十年了。

    這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日子。

    ’當社會上把不相稱的地位賦予民族主義者和軍人時,當任何藝術之友都被指責為從事給祖國帶來嚴重損害的事時,一切并非尚武的文明都是有害的,天曉得有誰曾提出比我更有力的抗議!幾乎沒有一個真正的社交界人士能同一位将軍相提并論。

    一個狂熱的女人差點把我介紹給西夫東先生。

    您一定會對我說,我當時竭力維護的隻是社交界的準則。

    但是,從表面上看它們雖然毫無價值,它們卻也許可以阻止許多過火的事情發生。

    我一貫尊重捍衛語法或邏輯的人們。

    人們在五十年之後會知道,他們曾消除巨大的災禍。

    然而,我們那些民族主義者對德國最為敵視,是最頑固的打到底主義者。

    但在十五年之後,他們的哲學已經完全改變。

    實際上,他們大力促使戰争繼續下去,不過隻是為了消滅一個尚武的民族,隻是出于對和平的熱愛。

    因為尚武的文明,即他們在十五年前認為很美的東西,現在卻使他們感到厭惡;他們不僅指責普魯士把國家的軍事力量放在主導地位,而且始終認為軍事文明曾摧毀他們現在珍視的一切,不僅是藝術,而且甚至是獻殷勤。

    他們的批評者中的一個隻要改信民族主義,就可以同時成為和平之友。

    他确信,在所有尚武的文明中,婦女的地位屈辱、低下。

    人們不敢對他回答說,中世紀騎士的‘夫人’和但丁的貝雅特裡齊,也許曾坐在同貝克先生的女主人公們一樣高的寶座上。

    我預計這幾天中的某一天能在一位俄國革命者之後坐到餐桌旁邊。

    或者隻是在我們的一位将軍之後,他們進行戰争是出于對戰争的厭惡,是為了懲罰一個民族培養一種理想,他們在十五年前認為這種理想是唯一的強壯劑。

    可憐的沙皇在幾個月前還受到尊重,因為他召開了海牙會議。

    但是,現在人們向自由的俄國緻敬,就忘記了曾使他受到頌揚的稱号。

    世界的車輪就是這樣轉的。

    然而,德國使用同法國一樣的詞句是那麼多,以緻使人認為德國在引用法國的話,德國不厭其煩地說,它‘在為生存而鬥争’。

    當我讀到:‘我們為反對殘忍的死敵而鬥争,直至我們取得保障我們将來不受任何侵略的和平,以便使我們英勇的士兵的血不緻白流’時,我不知道這句話是威廉皇帝說的還是普恩加來先生說的,因為他們曾以幾乎相同的說法,把這句話說了二十遍,雖然說實在話,我應該公開承認,這一次皇帝是共和國總統的仿效者。

    如果法國依然弱小,它也許就不會這樣希望延長戰争,但特别是如果德國依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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