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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花了很長時間——有一個多星期，這在她來說是很長的時間——才得以恢複。
當我得知這種痛苦時，我被感動了。
這種痛苦使所有的人都會說，我也會肯定地說，在他們之間曾有過深厚的友誼。
但是，當我想起這種友誼包含着這麼多惡言中傷，為朋友幫忙又如此缺乏誠意時，我心裡就想，社交界的這種深厚友誼實在算不了什麼。
此外，在不久之後，在一個曆史上更為重要的情況下，不過這種情況并不能使我的心更受感動，德·蓋爾芒特夫人的表現更能博得别人的好感。
大家還記得，她在當姑娘時，曾對俄國皇室說過許多大膽放肆的話，在出嫁之後，也一直毫無拘束地同他們談話，這種無拘無束，有時被人指責為不知輕重。
在俄國革命之後，也許隻有她一人對那些大公夫人和大公表現出無限的忠心。
她在戰争爆發前的那一年，曾使符拉季米爾大公夫人非常惱火，因為她總是把保羅大公平民出身的妻子霍亨費爾森伯爵夫人稱為“保羅大公夫人”。
盡管俄國革命沒有真正爆發，我們在彼得堡的大使巴萊奧洛格先生（在外交界是“巴萊奧”，外交界和社交界一樣，有着自以為風趣的縮略語），還是不斷收到蓋爾芒特公爵夫人發來的電報，因為公爵夫人想得到瑪麗·帕夫洛芙娜女大公的消息。
在很長時間裡，這位公主不斷得到的同情和尊敬的唯一表示，隻是來自德·蓋爾芒特夫人一人。
聖盧如果說不是因為他的死，至少是由于他去世前的幾個星期裡所做的事，引起的悲傷比公爵夫人的悲傷還要大。
其實，在我看到他的那個晚上的第二天，即男爵對莫雷爾說“我是要報仇的”之後過了兩天，聖盧為找到莫雷爾而進行的活動有了結果，就是說他活動的結果是莫雷爾應該服役的那個部隊的将軍得知莫雷爾是逃兵，就派人尋找并逮捕了莫雷爾，将軍為了對聖盧感興趣的人即将受到的處罰向聖盧表示歉意，就寫信給聖盧以便把這件事告訴他。
莫雷爾相信他被捕的原因是德·夏呂斯先生懷恨在心。
他想起了“我是要報仇的”這句話，認為這就是報仇，就表示希望揭出真相。
他說：“我是開了小差。
但我走上了邪路，這難道全是我的錯？”他叙述了有關德·夏呂斯先生以及和他同樣鬧翻的德·阿爾讓古爾先生的一些故事，老實說這些故事和他并沒有直接的關系，但是這兩人是通過情人和性欲倒錯者的雙重媒介對他叙說的，這就使德·夏呂斯先生和德·阿爾讓古爾先生都被逮捕。
這一逮捕給他們倆帶來的痛苦，也許要小于他們各自得知對方是自己的情敵這個一直不知道的事實時的痛苦，預審結果表明，他們有大量默默無聞、平平常常和街上找來的情人。
不過他們很快就被釋放。
莫雷爾也是如此，因為将軍寫給聖盧的信退了回來，上面批了“已去世，死于戰場”。
将軍想為死者做些事，就隻是把莫雷爾送到前線，莫雷爾在那裡表現勇敢，逃脫了所有的危險，戰争結束後戴着十字軍功章回來，為了這枚十字軍功章，德·夏呂斯先生以前曾徒勞地為他求情，聖盧則間接地為此付出了生命。
從此之後，當我回想起那枚丢失在絮比安那兒的十字軍功章時，我經常在想，要是聖盧還活着，他一定會輕而易舉地在戰後舉行的選舉中被選為議員。
戰争留下了愚蠢的泡沫和榮譽的光輝，如果消除幾個世紀的偏見，在戰争中失去一個手指的人可以通過出色的婚姻進入一個貴族家庭。
如果十字軍功章是在參謀部的處室裡獲得的，就足以使人通過勝利的選舉進入衆議院，甚至法蘭西學院。
聖盧由于有“神聖的”家族，他的當選就會使阿蒂爾·梅耶先生的眼淚和墨水如泉水一般湧出。
但是，也許他對人民的愛過于真摯，不會去奪取人民的選票，而人民也一定會因貴族居住區的利益而原諒他的民主思想。
當然，那些英雄是會理解他的，幾位罕見的商人也是如此。
但是，由于國民聯盟的幼稚輕信，政界的那些老混蛋也被找了回來，并且總是再次當選。
那些未能進入飛行員議院的老混蛋，至少得進入法蘭西學院，就哀求元帥們、共和國總統、衆議院議長等人的選票。
那些老混蛋是不會贊成聖盧的，但他們贊成絮比安的另一位常客，即自由行動黨的衆議員，此人在無競争對手的情況下再次當選。
雖然戰争早已結束，他卻仍然穿着本土保衛軍軍官的軍裝。
對他的當選表示高興的有一緻提他的名的所有報紙，有貴族夫人和富裕的女士，她們隻穿破舊的衣服是出于禮節和害怕捐稅，而交易所人士則不斷購買鑽石，這并不是為了他們的妻子，而是因為他們失去了對任何人民的信任，就把這種摸得着的财産當作自己的避難所，這樣就使戴比爾斯股票上漲了一千法郎。
這麼多的蠢事使人感到有點不快，但人們對國民聯盟的抱怨反而減少，因為人們突然看到了布爾什維主義的犧牲品，一些大公夫人衣衫褴褛，她們的丈夫被殺死在兩輪車裡，她們的兒子沒有吃的，還要挨别人扔來的石塊，他們在嘲罵聲中被迫勞動，被人扔到井裡，因為人們認為他們染上了鼠疫，會傳染給别人。
那些得以逃脫的人突然重新露面…… 我新住進的那家療養院給我治病的療效，并不比第一家療養院好，過了許多年之後我才離開這家療養院。
我在乘火車回巴黎的途中，想到自己沒有文學才能，我過去在蓋爾芒特那邊曾以為發現自己有這種才能，但我在天黑前好多時間，在回當松維爾吃晚飯之前，每天同希爾貝特一起散步時，更加傷心地認識到沒有文學才能，在離開這塊領地的前夕，我在閱讀龔古爾兄弟的幾頁日記時，幾乎把這種想法同虛榮心和文學的欺騙性等同起來，這種想法也許不大痛苦，但更為憂郁，如果我賦予它的客體不是我自身的病弱，而是我曾相信的理想并不存在，這種想法已有很久沒有在我的腦中再現，現在卻重又使我激動，而且帶有一種從未有過的悲哀的力量。
我記得那
當我得知這種痛苦時，我被感動了。
這種痛苦使所有的人都會說，我也會肯定地說，在他們之間曾有過深厚的友誼。
但是，當我想起這種友誼包含着這麼多惡言中傷，為朋友幫忙又如此缺乏誠意時，我心裡就想，社交界的這種深厚友誼實在算不了什麼。
此外，在不久之後，在一個曆史上更為重要的情況下，不過這種情況并不能使我的心更受感動，德·蓋爾芒特夫人的表現更能博得别人的好感。
大家還記得，她在當姑娘時，曾對俄國皇室說過許多大膽放肆的話，在出嫁之後，也一直毫無拘束地同他們談話，這種無拘無束，有時被人指責為不知輕重。
在俄國革命之後，也許隻有她一人對那些大公夫人和大公表現出無限的忠心。
她在戰争爆發前的那一年，曾使符拉季米爾大公夫人非常惱火，因為她總是把保羅大公平民出身的妻子霍亨費爾森伯爵夫人稱為“保羅大公夫人”。
盡管俄國革命沒有真正爆發，我們在彼得堡的大使巴萊奧洛格先生（在外交界是“巴萊奧”，外交界和社交界一樣，有着自以為風趣的縮略語），還是不斷收到蓋爾芒特公爵夫人發來的電報，因為公爵夫人想得到瑪麗·帕夫洛芙娜女大公的消息。
在很長時間裡，這位公主不斷得到的同情和尊敬的唯一表示，隻是來自德·蓋爾芒特夫人一人。
聖盧如果說不是因為他的死，至少是由于他去世前的幾個星期裡所做的事，引起的悲傷比公爵夫人的悲傷還要大。
其實，在我看到他的那個晚上的第二天，即男爵對莫雷爾說“我是要報仇的”之後過了兩天，聖盧為找到莫雷爾而進行的活動有了結果，就是說他活動的結果是莫雷爾應該服役的那個部隊的将軍得知莫雷爾是逃兵，就派人尋找并逮捕了莫雷爾，将軍為了對聖盧感興趣的人即将受到的處罰向聖盧表示歉意，就寫信給聖盧以便把這件事告訴他。
莫雷爾相信他被捕的原因是德·夏呂斯先生懷恨在心。
他想起了“我是要報仇的”這句話，認為這就是報仇，就表示希望揭出真相。
他說：“我是開了小差。
但我走上了邪路，這難道全是我的錯？”他叙述了有關德·夏呂斯先生以及和他同樣鬧翻的德·阿爾讓古爾先生的一些故事，老實說這些故事和他并沒有直接的關系，但是這兩人是通過情人和性欲倒錯者的雙重媒介對他叙說的，這就使德·夏呂斯先生和德·阿爾讓古爾先生都被逮捕。
這一逮捕給他們倆帶來的痛苦，也許要小于他們各自得知對方是自己的情敵這個一直不知道的事實時的痛苦，預審結果表明，他們有大量默默無聞、平平常常和街上找來的情人。
不過他們很快就被釋放。
莫雷爾也是如此，因為将軍寫給聖盧的信退了回來，上面批了“已去世，死于戰場”。
将軍想為死者做些事，就隻是把莫雷爾送到前線，莫雷爾在那裡表現勇敢，逃脫了所有的危險，戰争結束後戴着十字軍功章回來，為了這枚十字軍功章，德·夏呂斯先生以前曾徒勞地為他求情，聖盧則間接地為此付出了生命。
從此之後，當我回想起那枚丢失在絮比安那兒的十字軍功章時，我經常在想，要是聖盧還活着，他一定會輕而易舉地在戰後舉行的選舉中被選為議員。
戰争留下了愚蠢的泡沫和榮譽的光輝，如果消除幾個世紀的偏見，在戰争中失去一個手指的人可以通過出色的婚姻進入一個貴族家庭。
如果十字軍功章是在參謀部的處室裡獲得的，就足以使人通過勝利的選舉進入衆議院，甚至法蘭西學院。
聖盧由于有“神聖的”家族，他的當選就會使阿蒂爾·梅耶先生的眼淚和墨水如泉水一般湧出。
但是，也許他對人民的愛過于真摯，不會去奪取人民的選票，而人民也一定會因貴族居住區的利益而原諒他的民主思想。
當然，那些英雄是會理解他的，幾位罕見的商人也是如此。
但是，由于國民聯盟的幼稚輕信，政界的那些老混蛋也被找了回來，并且總是再次當選。
那些未能進入飛行員議院的老混蛋，至少得進入法蘭西學院，就哀求元帥們、共和國總統、衆議院議長等人的選票。
那些老混蛋是不會贊成聖盧的，但他們贊成絮比安的另一位常客，即自由行動黨的衆議員，此人在無競争對手的情況下再次當選。
雖然戰争早已結束，他卻仍然穿着本土保衛軍軍官的軍裝。
對他的當選表示高興的有一緻提他的名的所有報紙，有貴族夫人和富裕的女士，她們隻穿破舊的衣服是出于禮節和害怕捐稅，而交易所人士則不斷購買鑽石，這并不是為了他們的妻子，而是因為他們失去了對任何人民的信任，就把這種摸得着的财産當作自己的避難所，這樣就使戴比爾斯股票上漲了一千法郎。
這麼多的蠢事使人感到有點不快，但人們對國民聯盟的抱怨反而減少，因為人們突然看到了布爾什維主義的犧牲品，一些大公夫人衣衫褴褛，她們的丈夫被殺死在兩輪車裡，她們的兒子沒有吃的，還要挨别人扔來的石塊，他們在嘲罵聲中被迫勞動，被人扔到井裡，因為人們認為他們染上了鼠疫，會傳染給别人。
那些得以逃脫的人突然重新露面…… 我新住進的那家療養院給我治病的療效，并不比第一家療養院好，過了許多年之後我才離開這家療養院。
我在乘火車回巴黎的途中，想到自己沒有文學才能，我過去在蓋爾芒特那邊曾以為發現自己有這種才能，但我在天黑前好多時間，在回當松維爾吃晚飯之前，每天同希爾貝特一起散步時，更加傷心地認識到沒有文學才能，在離開這塊領地的前夕，我在閱讀龔古爾兄弟的幾頁日記時，幾乎把這種想法同虛榮心和文學的欺騙性等同起來，這種想法也許不大痛苦，但更為憂郁，如果我賦予它的客體不是我自身的病弱，而是我曾相信的理想并不存在，這種想法已有很久沒有在我的腦中再現，現在卻重又使我激動，而且帶有一種從未有過的悲哀的力量。
我記得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