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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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更為深刻的、更為專業的态度來評論我的傑作，就會忽略這些瑕疵，就像一本描寫美麗的書是不會因為一個錯排或寫作時的疏漏而受損一樣。
他們提到手的粗糙，甚至找到具有巨大意義的老繭，注意到所有四肢的指甲修剪得幹幹淨淨；有人——就我所信而言，此人就是那發現屍體的理發師——請偵探注意，指甲是由一位非常職業的專家修剪的，這對一個專業人員（太可愛了）來說是重要的細節——這應該歸咎于他，而不是我！ 雖然我竭力想了解麗迪亞在審問時的态度，但還是不能。
由于沒有人懷疑被謀殺者不是我，她當然成為牽連的對象：這肯定是她的錯——她應該懂得既然現在保險賠償金早已成泡影，用寡婦的眼淚和号哭來頂撞已無濟于事。
從長遠來說，她會精神崩潰的，她永不會對我的無辜産生疑問，總是想拯救我的腦袋，會說出我弟弟的悲劇性故事的；但這也沒有用處，因為很容易就可以查出我從來就沒有什麼弟弟；而那關于自殺的說法，得，不可能想象官方會相信那扳機牽線技巧的細節。
對于我安全目前最具重要意義的是被謀殺者的身份不明，也不可能知曉。
同時，我一直以他的名義在生活，我到處留下了蹤迹，所以，一旦發現我——用一下公認的一個名詞——将誰的腦袋打開了花，我可能很快便會被追查出來。
但要發現也很難，一切都對我夠合适的了，我太困頓了，不想再重新籌劃一次，再重新行動一次。
事實上，我已經以極大的技巧将這一名字變成了我的，他們怎麼可能将它從我這兒剝奪去呢？我看上去就像我的名字，先生們，它适合我就像它曾經适合他一樣。
你們要是再不理解，就是傻瓜了。
至于汽車，它遲早會被發現的——那也幫不了他們多少忙；因為我本來就打算讓人們發現它的。
多好笑！他們以為我乖乖地坐在駕駛盤前，但事實上，他們将發現一個非常普通、受到極大驚吓的賊。
我還沒有提到不負責任的粗制濫造的作家、炮制偵探小說的行家和開鮮血淋漓的診所的歹徒般的江湖醫生認為有必要賞給我的那些恐怖的形容詞；我也不會去記述精神分析的那号人的正兒八經的争論，這隻有寫捧場文章的作家才會感興趣。
所有這些胡說八道在一開始就讓我感到生氣，特别是将我和這個或那個吸血鬼白癡聯系在一起，他們曾經幫助提高了書的銷售量。
比方說，有一個家夥自作聰明地将受害者的腳鋸掉一些，因為屍體的長度超過了車主的高度，他最終把汽車連同受害者一起燒了。
讓他們見鬼去吧！我和他們沒有任何相同的地方。
另一點讓我氣極了的是報紙登載了我的護照照片（在這照片中，我真的看上去像一個犯罪分子，跟我壓根兒不像，他們如此陰險地将照片修飾了），而不是其他的一張什麼照片，比方說，某張我在專心地讀一本書的照片——照片是牛奶巧克力色彩的，相當昂貴；還是同一個攝影家，他拍了我另一個姿勢的照片，手指放在腦門上，嚴峻的眼睛從微皺着的眉宇下往上瞧着你：這是德國小說家喜歡采用的姿勢。
真的，他們本有許多選擇的。
有許多很好的快照——譬如說，那張拍我在阿德利安地皮上穿着遊泳褲的快照。
哦，順便說一句——幾乎忘了這事兒了，警察在仔細調查過程中，察看了每一叢樹叢，甚至于挖土搜查，什麼也沒有發現；什麼也沒有，除了一件明顯的東西，那就是：一隻酒瓶——盛放家釀的伏特加酒的酒瓶。
酒瓶自六月一直躺在那兒了：據我記得，我曾經描寫過麗迪亞怎麼将酒瓶藏起來……真遺憾，我沒有也在哪兒埋藏一把俄國巴拉拉伊卡三弦琴，這樣可以讓他們在碰杯痛飲，在吟唱“Pazhal?yzhemen-?h，dara-g測-ah…”“請憐憫我吧，親愛的……”時去想象一場斯拉夫式的謀殺。
但，夠了，夠了。
所有這一切的混亂都是由于人的惰性、頑固和偏見，不能在與我酷似的人的屍體上認出我來。
懷着酸楚與輕蔑的心情，我接受這赤裸裸、未被承認的事實（難道對事實的把握不會由此而受損嗎？），但我堅信與我酷似的人是無懈可擊的。
我沒有任何可自責的。
我的批評者們在事後将錯誤——虛假的錯誤——強加在我的頭上，貿然而毫無根據地得出結論，我的想法是十分錯誤的，并由此而找出細微的漏洞來，其實我自己對這些漏洞早就意識到了，它們對一個藝術家的總的成就是無傷大雅的。
我認為，在籌劃和執行整個計劃的過程中，已經達到技巧潛力的極限了；從某種意義上說，它完美的結局是定然的；一切都會不以我的意志為轉移，而以創造性的本能圓滿地完成。
正是為了取得認可，拯救我的思想的産物，給它以合法的地位，向全世界解釋我的傑作的深刻性，我創作了這個故事。
在細讀了最後一張報紙，對一切都有所了解，揉皺并扔掉了它後，我心裡充滿了一種熱烈的沖動，一種緊迫的願望，去采取一些隻有我才能欣賞的步驟；這時，也隻是在這種心境下，我坐到桌前，開始寫作。
假如我對我的文學才能毫無把握，對出色的文學技巧毫無所知——那麼起先就是一場如同爬山的艱苦勞作。
我喘息，打住，又繼續寫下去。
我的苦功讓我精疲力竭，但給我一種奇異的快樂。
是的，一種激烈的補贖，一種非人道的中世紀式的清洗；但它證明是有效的。
自從我開始的那一天已經過去一整個星期了；我的工作快接近尾聲了。
我很平靜。
旅館裡每一個人都對我非常友善；友善的甜蜜。
眼下，我在一個靠近窗戶的小桌子上單獨用膳。
醫生贊賞我與别人的分離，他在不顧我能聽見的情況下對人們解釋說，一個神經質的人需要安靜，按一般的規律，音樂家總是神經質的人。
在用餐時，他經常從公共餐桌的一端越過整個房間跟我說話，推薦一樣菜肴，或者開玩笑地問我是否願意就今天和大夥兒在一起吃飯，而他們都以非常友善的眼神望着我。
但我是多麼疲倦，多麼困頓。
一天接着一天，比方說就前天吧——除了兩次短暫的間斷之外，我一口氣寫了十九個小時；難道你以為我在那以後就睡覺嗎？不，我不能睡着，我整個身子繃得緊緊的，快要折斷了，仿佛我被壓在輪子底下一樣。
現在，當我快要寫完我的故事，并沒有什麼東西可加的時候，要與這些舊稿紙分手卻是極大的痛苦；但我必須與它們分手；在重新審讀一遍，修改了之後，我将稿件封進信封，勇敢地寄走了，我想，我随後必須旅行到非洲去，到亞洲去——到哪兒都無所謂——雖然我并不想動，我多麼希冀安靜。
讓讀者去想象一個生活在别人名下的人的處境吧，這并不是因為他不能獲得另一本護照——
他們提到手的粗糙，甚至找到具有巨大意義的老繭，注意到所有四肢的指甲修剪得幹幹淨淨；有人——就我所信而言，此人就是那發現屍體的理發師——請偵探注意，指甲是由一位非常職業的專家修剪的，這對一個專業人員（太可愛了）來說是重要的細節——這應該歸咎于他，而不是我！ 雖然我竭力想了解麗迪亞在審問時的态度，但還是不能。
由于沒有人懷疑被謀殺者不是我，她當然成為牽連的對象：這肯定是她的錯——她應該懂得既然現在保險賠償金早已成泡影，用寡婦的眼淚和号哭來頂撞已無濟于事。
從長遠來說，她會精神崩潰的，她永不會對我的無辜産生疑問，總是想拯救我的腦袋，會說出我弟弟的悲劇性故事的；但這也沒有用處，因為很容易就可以查出我從來就沒有什麼弟弟；而那關于自殺的說法，得，不可能想象官方會相信那扳機牽線技巧的細節。
對于我安全目前最具重要意義的是被謀殺者的身份不明，也不可能知曉。
同時，我一直以他的名義在生活，我到處留下了蹤迹，所以，一旦發現我——用一下公認的一個名詞——将誰的腦袋打開了花，我可能很快便會被追查出來。
但要發現也很難，一切都對我夠合适的了，我太困頓了，不想再重新籌劃一次，再重新行動一次。
事實上，我已經以極大的技巧将這一名字變成了我的，他們怎麼可能将它從我這兒剝奪去呢？我看上去就像我的名字，先生們，它适合我就像它曾經适合他一樣。
你們要是再不理解，就是傻瓜了。
至于汽車，它遲早會被發現的——那也幫不了他們多少忙；因為我本來就打算讓人們發現它的。
多好笑！他們以為我乖乖地坐在駕駛盤前，但事實上，他們将發現一個非常普通、受到極大驚吓的賊。
我還沒有提到不負責任的粗制濫造的作家、炮制偵探小說的行家和開鮮血淋漓的診所的歹徒般的江湖醫生認為有必要賞給我的那些恐怖的形容詞；我也不會去記述精神分析的那号人的正兒八經的争論，這隻有寫捧場文章的作家才會感興趣。
所有這些胡說八道在一開始就讓我感到生氣，特别是将我和這個或那個吸血鬼白癡聯系在一起，他們曾經幫助提高了書的銷售量。
比方說，有一個家夥自作聰明地将受害者的腳鋸掉一些，因為屍體的長度超過了車主的高度，他最終把汽車連同受害者一起燒了。
讓他們見鬼去吧！我和他們沒有任何相同的地方。
另一點讓我氣極了的是報紙登載了我的護照照片（在這照片中，我真的看上去像一個犯罪分子，跟我壓根兒不像，他們如此陰險地将照片修飾了），而不是其他的一張什麼照片，比方說，某張我在專心地讀一本書的照片——照片是牛奶巧克力色彩的，相當昂貴；還是同一個攝影家，他拍了我另一個姿勢的照片，手指放在腦門上，嚴峻的眼睛從微皺着的眉宇下往上瞧着你：這是德國小說家喜歡采用的姿勢。
真的，他們本有許多選擇的。
有許多很好的快照——譬如說，那張拍我在阿德利安地皮上穿着遊泳褲的快照。
哦，順便說一句——幾乎忘了這事兒了，警察在仔細調查過程中，察看了每一叢樹叢，甚至于挖土搜查，什麼也沒有發現；什麼也沒有，除了一件明顯的東西，那就是：一隻酒瓶——盛放家釀的伏特加酒的酒瓶。
酒瓶自六月一直躺在那兒了：據我記得，我曾經描寫過麗迪亞怎麼将酒瓶藏起來……真遺憾，我沒有也在哪兒埋藏一把俄國巴拉拉伊卡三弦琴，這樣可以讓他們在碰杯痛飲，在吟唱“Pazhal?yzhemen-?h，dara-g測-ah…”“請憐憫我吧，親愛的……”時去想象一場斯拉夫式的謀殺。
但，夠了，夠了。
所有這一切的混亂都是由于人的惰性、頑固和偏見，不能在與我酷似的人的屍體上認出我來。
懷着酸楚與輕蔑的心情，我接受這赤裸裸、未被承認的事實（難道對事實的把握不會由此而受損嗎？），但我堅信與我酷似的人是無懈可擊的。
我沒有任何可自責的。
我的批評者們在事後将錯誤——虛假的錯誤——強加在我的頭上，貿然而毫無根據地得出結論，我的想法是十分錯誤的，并由此而找出細微的漏洞來，其實我自己對這些漏洞早就意識到了，它們對一個藝術家的總的成就是無傷大雅的。
我認為，在籌劃和執行整個計劃的過程中，已經達到技巧潛力的極限了；從某種意義上說，它完美的結局是定然的；一切都會不以我的意志為轉移，而以創造性的本能圓滿地完成。
正是為了取得認可，拯救我的思想的産物，給它以合法的地位，向全世界解釋我的傑作的深刻性，我創作了這個故事。
在細讀了最後一張報紙，對一切都有所了解，揉皺并扔掉了它後，我心裡充滿了一種熱烈的沖動，一種緊迫的願望，去采取一些隻有我才能欣賞的步驟；這時，也隻是在這種心境下，我坐到桌前，開始寫作。
假如我對我的文學才能毫無把握，對出色的文學技巧毫無所知——那麼起先就是一場如同爬山的艱苦勞作。
我喘息，打住，又繼續寫下去。
我的苦功讓我精疲力竭，但給我一種奇異的快樂。
是的，一種激烈的補贖，一種非人道的中世紀式的清洗；但它證明是有效的。
自從我開始的那一天已經過去一整個星期了；我的工作快接近尾聲了。
我很平靜。
旅館裡每一個人都對我非常友善；友善的甜蜜。
眼下，我在一個靠近窗戶的小桌子上單獨用膳。
醫生贊賞我與别人的分離，他在不顧我能聽見的情況下對人們解釋說，一個神經質的人需要安靜，按一般的規律，音樂家總是神經質的人。
在用餐時，他經常從公共餐桌的一端越過整個房間跟我說話，推薦一樣菜肴，或者開玩笑地問我是否願意就今天和大夥兒在一起吃飯，而他們都以非常友善的眼神望着我。
但我是多麼疲倦，多麼困頓。
一天接着一天，比方說就前天吧——除了兩次短暫的間斷之外，我一口氣寫了十九個小時；難道你以為我在那以後就睡覺嗎？不，我不能睡着，我整個身子繃得緊緊的，快要折斷了，仿佛我被壓在輪子底下一樣。
現在，當我快要寫完我的故事，并沒有什麼東西可加的時候，要與這些舊稿紙分手卻是極大的痛苦；但我必須與它們分手；在重新審讀一遍，修改了之後，我将稿件封進信封，勇敢地寄走了，我想，我随後必須旅行到非洲去，到亞洲去——到哪兒都無所謂——雖然我并不想動，我多麼希冀安靜。
讓讀者去想象一個生活在别人名下的人的處境吧，這并不是因為他不能獲得另一本護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