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第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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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yus,糟糕地嘗試)。

    ” 我們從來不提艾麗斯——這是我們婚姻法典中一項心照不宣的條件——但我馬上明白安妮特所謂“她”就是指艾麗斯,而不是幾周前某機構向我介紹而被我一口回絕的那個笨手笨腳的英國女孩。

    沒來由地(仍是因為勞累過度)我頓時熱淚盈眶,一時無法起身走開,竟毫無顧忌地抽泣起來,還用拳頭狠狠捶打一本不知其名的厚書。

    她鑽進我懷裡,也是淚流滿面,而那天晚上我們去看了一場雷内·克萊爾的新電影,之後去大天鵝絨飯店晚餐。

     在修改和部分重寫《紅禮帽》以及處理另一件事的幾個月裡,我開始經曆一場奇怪轉變所帶來的劇痛。

    雖然我沒有身處中歐沒有一早醒來發現自己變成大甲蟲,比普通甲蟲多出許多腿,但是我的确感到神經組織在極度痛苦地撕裂。

    俄國産打字機就像棺材一樣上了蓋。

    《挑戰》一書的結尾部分已經交給《帕特麗雅》。

    我和安妮特計劃春天去英國(該計劃從未實現),一九三九年夏天去美國(十四年後她在此去世)。

    到一九三八年年中,我覺得自己可以舒舒服服地坐着享受艾倫奧弗頓和洛奇出版社在其來信中給予我的謬獎,以及可笑的評論家在各大報紙周日版上對那兩部小說英文版(我是唯一作者)裡某些段落風格的公然指責,他們批評說這些段落充斥着貴族化的晦澀。

    然而,當我嘗試直接用英語創作小說,就像俄國雜技演員所說的“幹活不拉網”,那就完全是另一碼事了,因為現在根本沒有什麼俄語安全網鋪設在下面,鋪設在我和場内熊熊燃燒的圓環之間。

     我首部英文小說的題目在受孕那一刻就出現在我腦中,遠在真正出生和成長之前,我以後的英文小說(包括目前這個初稿)也都如此。

    我把那題目置于光亮下,分辨出半透明膠囊裡的全部内容。

    這題目别無選擇,不作改變:《見到真相》。

    即使預見到它最終會出現在公共圖書館目錄裡飽受折磨,也不能阻止我。

     這想法源于那兩個蠢貨對我精心之作的侮辱所造成的負面影響。

    一位英國小說家,一位睿智而獨特的藝術家剛剛去世。

    他的人生經曆正由丹麥人哈姆萊特·戈德曼——一個不學無術、思想庸俗、心術不正的牛津大學畢業生草草拼湊,此人在這項荒誕不經的工作中為文學敗筆找到了科瓦列夫斯基式的“出路”,而他本人的平庸之作恰是當之無愧的敗筆。

    傳記正由已故小說家的被激怒的哥哥負責編輯,這真是那位膽大包天的杜撰者的不幸。

    随着傳記首章蛇似的展開第一圈盤繞(帶着“手淫罪惡感”和閹割玩具士兵的暗示),這部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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