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分 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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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發現,在那三年暑假期間,我僅僅見過“親愛的貝爾”四次,僅僅兩次的逗留時間有數周。

    不過我得說明,她堅決不肯回家度假。

    當然,我不該将她扔在歐洲。

    我應該選擇在那個地獄般的家裡,在一個幼稚的女人和一個憂郁的孩子之間痛苦地忍受到最後。

     小說創作也影響了我的婚姻生活,使我變成一個缺乏激情、過于寬容的丈夫:我聽任路易絲可疑地頻繁出城看眼科專家,那些專家的名字電話本上根本找不到,同時也忽略了她對羅絲·布朗的管教,羅絲是我們家聰明伶俐的女傭,一天要用肥皂洗三次澡,還認為帶花邊的黑色内褲“能吸引男人”。

     但是創作造成的最大傷害卻是它對我講課的影響。

    對于它,我就像該隐一般獻出我夏日的鮮花,又像亞伯一般獻出校園裡的綿羊。

    因為創作,我的學術升華過程已達到極緻。

    與人類的最後一線聯系已被切斷,不僅是我的身體完全在講堂上消失,甚至我已錄下整個課程,通過學校閉路系統輸入戴着耳機的學生的房間。

    有謠言說我準備辭職;事實上,一個愛玩文字遊戲的家夥在一九五九年春季号的《奎恩季刊》上發表匿名文章說:“據說他的孟浪已要求在榮退前獲得一次晉升。

    ” 那年夏天,我和第三任妻子最後一次見到貝爾。

    艾倫·加登(栀子花真該以他的名字來命名,瞧他紐孔裡的栀子花是多麼漂亮、多麼神氣)在數年的公開姘居之後,剛和年輕的弗吉尼娅結為夫婦。

    他們将無憂無慮地生活下去,直到兩人年齡相加達到一百七十歲,不過還有殘酷不幸的一章仍待虛構。

    我費盡心機地寫着這一章的開頭幾頁,在一張錯誤的書桌邊、在一家錯誤的旅館裡、在一片錯誤的湖面上,面對着左手肘邊錯誤的小島景緻。

    唯一正确的東西是面前一瓶加蒂納拉紅酒。

    正當我在處理一句支離破碎的句子,路易絲來到我身邊,她剛從比薩回來,我猜——暗自好笑又覺得事不關己——她準是在那兒和某個舊情人鴛夢重溫了。

    她心懷不安而對我言聽計從,我借機帶她到瑞士,對此她簡直恨之入骨。

    和貝爾約定在拉裡夫大酒店晚餐。

    和她一起來的就是那個金發青年,兩人都穿着紫色長褲。

    酒店的司廚長隔着菜單向我妻子低語幾句,她便起身扯下我的舊領帶讓那個年輕鄉巴佬圍在喉結和細脖子上。

    原來他祖母和路易絲祖父——一個并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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