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秋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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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諾福克，
七月下旬下午過去了一半
“諾福克，美國中部一座幽僻的小鎮。
屬衣阿華州。
盛産煙草、棉花和甘蔗……” 寫到這裡，李惟翰多少有點不着邊際的感覺。
事實上他對諾福克在美國确切的地理位置一無所知。
管他的呢，他想，寫作就是杜撰。
人們總不至于為了一首詩評而特地去美國考察一番吧。
于是，他接下去寫道： 諾福克的居民多為印度支那人、馬來亞人雜交的後裔。
在拉丁語系中，諾福克一詞的詞根含有“幸福”之意。
這是理解這首詩的關鍵所在…… 飛機正在下降。
氣流掠過機翼，發出一連串均勻的蜂鳴音。
透過機艙的窗戶，他仍然可以看到那輪漂浮在昏暗雲團之上的圓月。
它随着機身的颠簸而跳躍。
他知道自己就要抵達目的地了。
他熟悉這裡的幾乎每一條街道。
而當城市晦暗的燈火突然從灰蒙蒙的雲層中閃現出來，躍入他的眼簾，李惟翰還是感到了一陣隐隐的刺痛。
他看着遠處的那輪圓月。
它曾經在他童年搖籃的扶手上投下桂樹的陰影，使小巷深處爬滿常春藤的牆壁變得一片幽藍，似乎每一扇窗戶中都暗藏着一個鮮為人知的秘密。
在他去黑龍江插隊的列車上，它一路跟随着他，像一尾在水底遊來遊去的魚，又像是一隻啁啾不已的小鳥，在車窗外深黛色的樹林中閃閃爍爍。
它曾經照亮過農場遙遠的地平線、他的簡陋而甜蜜的婚床，他一生中許許多多個寂靜的時刻。
現在，它成了一塊呆闆的、褪了色的、褪了又褪的織物。
很快，烏雲的陰霾遮住了它。
空姐朝他走了過來，讓他系上安全帶。
随着機身的陡然下沉，持續不斷的眩暈感湧上了他的額頭。
他打開記事本，在上面飛快地寫道： 亨利·泰勒在這首題為《打秋千》的詩中所要表達的中心意象正是眩暈。
秋千，類似于卡夫卡筆下的鐘擺，兩者都暗示了生存的不真實感…… 随後，他合上了記事本，閉上了眼睛，等待着飛機的起落架接觸地面的一刹那。
這一次，報社派他去武漢采訪水災，允許他在上海停留三天。
有許多棘手的事等着他去處理。
他必須去醫院與他的前妻作最後的告别。
姐姐在不久前的一封來信中告知了他這一消息。
她的腹部長了一個腫瘤。
醫生們替她打開腹腔，僅僅是為了有機會可以将它重新縫上。
她的日子不多了，但也不至于很快。
她好像有什麼重要的話要對他說，希望臨終前能夠與他見上一面。
他還得去看望他讀博士時的導師。
這些日子，師母每天都要給他打電話。
據說是先生的神經有點不太正常。
實際上，他的神經系統一直有毛病，時好時壞，它集中反映在導師眼珠的轉動上。
李惟翰又想起了師母在電話中幽默的語調：老頭子眼珠子是世道人心的晴雨表。
五七年被打成“右派”時，他的眼珠每分鐘還能轉動十七八下；六六年“文化大革命”，銳減到十二三下：到了如今，你猜怎麼着？它幾乎不轉了。
另外，假如他沒有記錯的話，兩天之後，也就是七月二十六日，他的一個好朋友要結婚。
豆豆是他的中學同學，後來又一起去了黑龍江。
李惟翰喜歡朋友，也喜歡儀式，喜歡婚禮中混合着狂歡與憂傷的氛圍。
當然，他真正願意做的事隻有一件。
那就是去看看他的女兒，帶她們去公園或者兒童遊樂場。
當年，他與妻子辦完離婚手續去南方時，她們還在搖床裡熟睡。
她們是雙胞胎，一個叫李動，一個叫李靜。
現在已經五歲了。
他記不清她們的臉，隻是保留着一絲模糊的印象：李動好靜，恨不得把一天二十四小時全部用來睡覺；李靜好動，小胳膊小腿從早到晚踢個不停。
他擔心與女兒見面時能否将她們區分開來。
一想到這對雙胞胎的女兒，李惟翰的心情頓時就變得複雜起來。
她們的降生涉及到深藏在他心底的一段隐秘。
時間的消逝沒有幫上他什麼忙。
遺忘反而使記憶更加牢固、堅實，曆曆在目。
在上海逗留的這三天中，他還得抽出時間，寫完亨利·泰勒的這篇詩評。
他給南方的一家雜志社開了一個專欄，介紹當代詩歌。
截稿日期快要臨近了。
泰勒的這首詩他已經讀過無數遍了，它仿佛是專門為他寫的，李惟翰覺得自己的生活正像鼓點一樣追逐着這首詩的節奏。
有時，他感到自己就是亨利·泰勒，或者說他變成了兩個人：一個正在通過虹橋機場的出口，走向熱浪逼人的茫茫人海；另一個安坐在諾福克小鎮幽靜的木屋中，寫下那些溫暖而傷感的文字。
她的體力吃不消 醫院用來對付癌症的 射線和放療藥劑 肝膽外科的病房在住院大樓的六層。
李惟翰來到那裡的時候，正好趕上早餐時間。
病人們手裡拿着飯盆伫立在各自病室的門口，等着餐車從走廊的另一端推過來。
一位年輕的值班主任帶他來到妻子的病房門前。
盡管李惟翰有了充分的心理準備，妻子容貌的衰變還是讓他吓了一跳。
那是一段蠶食後纖維畢露的桑葉，一段白蟻蛀空的朽木。
“真是讓人難以置信……”李惟翰自語道，眼睛不敢朝妻子那邊看。
她服了鎮定藥，還在昏睡之中。
她的弟弟坐在床邊看書。
“這就是病魔創造的奇迹！”值班主任雙手插在寬大的衣兜裡，不時搖晃着身體。
他的語調中既有無奈，也有贊歎。
“到了這個地步，我們所能使用的維持生命的藥物與病魔的進攻相比，微不足道。
” “她知道自己的病情嗎？”李惟翰問道。
醫生笑了一下。
臉上的表情顯示出回答這個問題的複雜程度。
他說： “我們沒有告訴她。
但據我們看來，她應該有所察覺。
所謂的不知道，不過是假裝不知道而已，這是一種保護性的幻覺，來自于巨大的求生本能。
我們（他再次強調了這兩個字）認為，事到如今，應當明确地告訴她實情。
畢竟，她神志清醒的時間屈指可數。
至少她可以自己決定如何安排剩下的這點時間。
這是出于對病人的尊重。
當然啰，有些人就是願意不明不白地死掉，那就另當别論了。
” 看到李惟翰走進來，她弟弟合上那本《四大名捕會京師》，從床邊的椅子上站起身來，伸了一個懶腰。
他告訴李惟翰，醫生們也許預料到了4床的病人昨晚要咽氣，給她服用了大劑量的安眠藥，大概是怕吓着她。
那人是一個出租車司機，天沒亮就蹬腿走了。
屍體是早上拉走的，暫時還沒有新的病人補充進來。
“這本書你就留着看吧，”他将溫瑞安的那本小說遞給他，“我走了。
” 他讓李惟翰至少待到下午三點，姐姐單位工會的人來了之後才能離開。
她的臉上像是塗了一層蠟。
灰灰的，但很亮。
下巴尖利，如刀削的一般。
頭頂秃了一塊，連眉毛都掉光了。
她的嘴唇不安地抖動着，仿佛在夢中喃喃自語。
十二年前的一天，時間也是早晨。
李惟翰剛下火車，他身上的雪片還沒有完全融化掉。
他輕輕地打開門，走到了她的床邊。
陽光透過光秃秃的杉樹林，照亮了窗台上的積雪。
她的臉深埋在松軟的枕頭裡，一隻手平放在床側，一隻上舉，像一個凫遊在水面上的仰泳者。
那時，她的時光還是一堆色彩鮮豔的積木，怎麼拼都能拼出一個有生氣的未來，那時，新買的結婚家具上的油漆味尚未散盡，花瓶中還沒有來得及插滿芬芳馥郁的百合，他的身上還殘留着黑龍江農場的幹草味。
他就這樣坐在床邊，一動不動地看着她，舍不得将她喚醒。
她醒來的第一件事就是笑。
無聲的，帶着驕傲，驚訝與羞怯，沒完沒了地笑。
終于，她睜開了眼睛。
像看着一個陌生人似的打量着他。
“你是什麼時候到的？”她問道。
“剛來。
” “我弟弟呢？” “走了。
” 李惟翰提到了他姐姐寫給他的那封信。
妻子點點頭。
她說她現在連喘口氣都覺得吃力。
護士小姐拎着輸液瓶朝她走過來。
妻子下意識地舉起兩隻手，反複比較着，猶豫着該用哪隻手輸液。
護士費了很大的勁才把針頭紮進去。
另有兩個護士一邊說着什麼，一邊給4床換床單。
妻子把頭側過來，問她們： “4床是不是出院了？” “出院了。
”護士愣了一下，然後飛快地交換了一個眼神，說道。
“要是今天沒有新的病人進來，”等護士們走了之後，妻子低聲對他說，“晚上你就睡在這裡。
” 李惟翰未置可否地看了她一眼。
“孩子呢？”他問道。
“你姐姐把她們領走了。
” 他姐姐在市郊開了一家成衣店。
生意不好也不壞。
妻子說，他姐姐常常來醫院陪她，不過從不帶孩子們來。
“我現在看上去是不是挺吓人的？他們不讓我照鏡子，不過我從别人的眼睛裡能看見自己。
” 她還提到了他的兩個師弟。
他們每個周末都來看她。
她指的也許是常知辛和唐金。
除了豆豆之外，他們兩個人就算是他在上海最好的朋友了。
“人有時隻要走錯了一步，甚至隻是稍稍猶豫一下，噩運就會抓住你緊緊不放。
”她的眼淚又流出來了。
“事情已經過去了。
”李惟翰說，“别再想它了。
” 事實上他們
屬衣阿華州。
盛産煙草、棉花和甘蔗……” 寫到這裡，李惟翰多少有點不着邊際的感覺。
事實上他對諾福克在美國确切的地理位置一無所知。
管他的呢，他想，寫作就是杜撰。
人們總不至于為了一首詩評而特地去美國考察一番吧。
于是，他接下去寫道： 諾福克的居民多為印度支那人、馬來亞人雜交的後裔。
在拉丁語系中，諾福克一詞的詞根含有“幸福”之意。
這是理解這首詩的關鍵所在…… 飛機正在下降。
氣流掠過機翼，發出一連串均勻的蜂鳴音。
透過機艙的窗戶，他仍然可以看到那輪漂浮在昏暗雲團之上的圓月。
它随着機身的颠簸而跳躍。
他知道自己就要抵達目的地了。
他熟悉這裡的幾乎每一條街道。
而當城市晦暗的燈火突然從灰蒙蒙的雲層中閃現出來，躍入他的眼簾，李惟翰還是感到了一陣隐隐的刺痛。
他看着遠處的那輪圓月。
它曾經在他童年搖籃的扶手上投下桂樹的陰影，使小巷深處爬滿常春藤的牆壁變得一片幽藍，似乎每一扇窗戶中都暗藏着一個鮮為人知的秘密。
在他去黑龍江插隊的列車上，它一路跟随着他，像一尾在水底遊來遊去的魚，又像是一隻啁啾不已的小鳥，在車窗外深黛色的樹林中閃閃爍爍。
它曾經照亮過農場遙遠的地平線、他的簡陋而甜蜜的婚床，他一生中許許多多個寂靜的時刻。
現在，它成了一塊呆闆的、褪了色的、褪了又褪的織物。
很快，烏雲的陰霾遮住了它。
空姐朝他走了過來，讓他系上安全帶。
随着機身的陡然下沉，持續不斷的眩暈感湧上了他的額頭。
他打開記事本，在上面飛快地寫道： 亨利·泰勒在這首題為《打秋千》的詩中所要表達的中心意象正是眩暈。
秋千，類似于卡夫卡筆下的鐘擺，兩者都暗示了生存的不真實感…… 随後，他合上了記事本，閉上了眼睛，等待着飛機的起落架接觸地面的一刹那。
這一次，報社派他去武漢采訪水災，允許他在上海停留三天。
有許多棘手的事等着他去處理。
他必須去醫院與他的前妻作最後的告别。
姐姐在不久前的一封來信中告知了他這一消息。
她的腹部長了一個腫瘤。
醫生們替她打開腹腔，僅僅是為了有機會可以将它重新縫上。
她的日子不多了，但也不至于很快。
她好像有什麼重要的話要對他說，希望臨終前能夠與他見上一面。
他還得去看望他讀博士時的導師。
這些日子，師母每天都要給他打電話。
據說是先生的神經有點不太正常。
實際上，他的神經系統一直有毛病，時好時壞，它集中反映在導師眼珠的轉動上。
李惟翰又想起了師母在電話中幽默的語調：老頭子眼珠子是世道人心的晴雨表。
五七年被打成“右派”時，他的眼珠每分鐘還能轉動十七八下；六六年“文化大革命”，銳減到十二三下：到了如今，你猜怎麼着？它幾乎不轉了。
另外，假如他沒有記錯的話，兩天之後，也就是七月二十六日，他的一個好朋友要結婚。
豆豆是他的中學同學，後來又一起去了黑龍江。
李惟翰喜歡朋友，也喜歡儀式，喜歡婚禮中混合着狂歡與憂傷的氛圍。
當然，他真正願意做的事隻有一件。
那就是去看看他的女兒，帶她們去公園或者兒童遊樂場。
當年，他與妻子辦完離婚手續去南方時，她們還在搖床裡熟睡。
她們是雙胞胎，一個叫李動，一個叫李靜。
現在已經五歲了。
他記不清她們的臉，隻是保留着一絲模糊的印象：李動好靜，恨不得把一天二十四小時全部用來睡覺；李靜好動，小胳膊小腿從早到晚踢個不停。
他擔心與女兒見面時能否将她們區分開來。
一想到這對雙胞胎的女兒，李惟翰的心情頓時就變得複雜起來。
她們的降生涉及到深藏在他心底的一段隐秘。
時間的消逝沒有幫上他什麼忙。
遺忘反而使記憶更加牢固、堅實，曆曆在目。
在上海逗留的這三天中，他還得抽出時間，寫完亨利·泰勒的這篇詩評。
他給南方的一家雜志社開了一個專欄，介紹當代詩歌。
截稿日期快要臨近了。
泰勒的這首詩他已經讀過無數遍了，它仿佛是專門為他寫的，李惟翰覺得自己的生活正像鼓點一樣追逐着這首詩的節奏。
有時，他感到自己就是亨利·泰勒，或者說他變成了兩個人：一個正在通過虹橋機場的出口，走向熱浪逼人的茫茫人海；另一個安坐在諾福克小鎮幽靜的木屋中，寫下那些溫暖而傷感的文字。
她的體力吃不消 醫院用來對付癌症的 射線和放療藥劑 肝膽外科的病房在住院大樓的六層。
李惟翰來到那裡的時候，正好趕上早餐時間。
病人們手裡拿着飯盆伫立在各自病室的門口，等着餐車從走廊的另一端推過來。
一位年輕的值班主任帶他來到妻子的病房門前。
盡管李惟翰有了充分的心理準備，妻子容貌的衰變還是讓他吓了一跳。
那是一段蠶食後纖維畢露的桑葉，一段白蟻蛀空的朽木。
“真是讓人難以置信……”李惟翰自語道，眼睛不敢朝妻子那邊看。
她服了鎮定藥，還在昏睡之中。
她的弟弟坐在床邊看書。
“這就是病魔創造的奇迹！”值班主任雙手插在寬大的衣兜裡，不時搖晃着身體。
他的語調中既有無奈，也有贊歎。
“到了這個地步，我們所能使用的維持生命的藥物與病魔的進攻相比，微不足道。
” “她知道自己的病情嗎？”李惟翰問道。
醫生笑了一下。
臉上的表情顯示出回答這個問題的複雜程度。
他說： “我們沒有告訴她。
但據我們看來，她應該有所察覺。
所謂的不知道，不過是假裝不知道而已，這是一種保護性的幻覺，來自于巨大的求生本能。
我們（他再次強調了這兩個字）認為，事到如今，應當明确地告訴她實情。
畢竟，她神志清醒的時間屈指可數。
至少她可以自己決定如何安排剩下的這點時間。
這是出于對病人的尊重。
當然啰，有些人就是願意不明不白地死掉，那就另當别論了。
” 看到李惟翰走進來，她弟弟合上那本《四大名捕會京師》，從床邊的椅子上站起身來，伸了一個懶腰。
他告訴李惟翰，醫生們也許預料到了4床的病人昨晚要咽氣，給她服用了大劑量的安眠藥，大概是怕吓着她。
那人是一個出租車司機，天沒亮就蹬腿走了。
屍體是早上拉走的，暫時還沒有新的病人補充進來。
“這本書你就留着看吧，”他将溫瑞安的那本小說遞給他，“我走了。
” 他讓李惟翰至少待到下午三點，姐姐單位工會的人來了之後才能離開。
她的臉上像是塗了一層蠟。
灰灰的，但很亮。
下巴尖利，如刀削的一般。
頭頂秃了一塊，連眉毛都掉光了。
她的嘴唇不安地抖動着，仿佛在夢中喃喃自語。
十二年前的一天，時間也是早晨。
李惟翰剛下火車，他身上的雪片還沒有完全融化掉。
他輕輕地打開門，走到了她的床邊。
陽光透過光秃秃的杉樹林，照亮了窗台上的積雪。
她的臉深埋在松軟的枕頭裡，一隻手平放在床側，一隻上舉，像一個凫遊在水面上的仰泳者。
那時，她的時光還是一堆色彩鮮豔的積木，怎麼拼都能拼出一個有生氣的未來，那時，新買的結婚家具上的油漆味尚未散盡，花瓶中還沒有來得及插滿芬芳馥郁的百合，他的身上還殘留着黑龍江農場的幹草味。
他就這樣坐在床邊，一動不動地看着她，舍不得将她喚醒。
她醒來的第一件事就是笑。
無聲的，帶着驕傲，驚訝與羞怯，沒完沒了地笑。
終于，她睜開了眼睛。
像看着一個陌生人似的打量着他。
“你是什麼時候到的？”她問道。
“剛來。
” “我弟弟呢？” “走了。
” 李惟翰提到了他姐姐寫給他的那封信。
妻子點點頭。
她說她現在連喘口氣都覺得吃力。
護士小姐拎着輸液瓶朝她走過來。
妻子下意識地舉起兩隻手，反複比較着，猶豫着該用哪隻手輸液。
護士費了很大的勁才把針頭紮進去。
另有兩個護士一邊說着什麼，一邊給4床換床單。
妻子把頭側過來，問她們： “4床是不是出院了？” “出院了。
”護士愣了一下，然後飛快地交換了一個眼神，說道。
“要是今天沒有新的病人進來，”等護士們走了之後，妻子低聲對他說，“晚上你就睡在這裡。
” 李惟翰未置可否地看了她一眼。
“孩子呢？”他問道。
“你姐姐把她們領走了。
” 他姐姐在市郊開了一家成衣店。
生意不好也不壞。
妻子說，他姐姐常常來醫院陪她，不過從不帶孩子們來。
“我現在看上去是不是挺吓人的？他們不讓我照鏡子，不過我從别人的眼睛裡能看見自己。
” 她還提到了他的兩個師弟。
他們每個周末都來看她。
她指的也許是常知辛和唐金。
除了豆豆之外，他們兩個人就算是他在上海最好的朋友了。
“人有時隻要走錯了一步，甚至隻是稍稍猶豫一下，噩運就會抓住你緊緊不放。
”她的眼淚又流出來了。
“事情已經過去了。
”李惟翰說，“别再想它了。
” 事實上他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