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身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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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T88
早上九點，我準時來到了褐石小區的一幢公寓樓前。這個小區就在圓明園的東側，北邊緊挨着五環路的高架橋，因為轟動一時的“周良洛案”，它在此前很長一段時間裡，變得盡人皆知。
不過，我還是第一次到這裡來。
我給八号樓的一個客戶做了一台KT88的電子管功放，用來推他剛買的阿卡佩拉書架箱。
阿卡佩拉帶喇叭花的Campanile，在北京城并不罕見，開聲時高音單元閃着幽藍的弧光，有點神秘莫測；可新出廠的這款書架箱，我隻是在發燒音響雜志上見過照片。
為了制作一台足以與她相匹配的電子管功放，我沒日沒夜地幹了兩個星期。
但說句實話，能不能推出好聲來，我心裡可是一點都沒把握。
秋已漸深，雨後的天空開始放晴。
空氣的能見度很高，仿佛你隻要一伸手，就可以觸摸到圓明園探出院牆外的煙樹和百望山的寶塔。
如果再下一兩場霜，西山一帶的楓葉大概就要紅了吧。
可我的心情，卻不像天氣那麼好。
就在五分鐘之前，我接到了姐姐崔梨花打來的一個電話。
姐夫昨晚喝了太多的酒，他用大頭皮鞋直接踹她的“要害”。
今天早上，姐姐就開始尿血了。
她的哭訴令人厭煩，我照例一聲不吭。
我倒不是不想安慰她，因為我感覺到她的哭訴後面，藏有另外的隐情。
果然，哭到後來，姐姐忽然就對我說出了下面這一段話： “我實在受不了了。
你就行行好吧。
我也不想這樣。
看在姐弟的情分上，你就可憐可憐我吧，算我求你了……” 她在電話中啞啞地向我喊叫，語調中既有哀求，也有憤怒。
就好像用大頭皮鞋踹她“要害”的，不是混蛋常保國，而是我似的。
我剛挂了電話，三單元的那扇防盜門就被推開了。
一個身穿灰色運動衫的女人，從門裡探出半個身子，瞅了瞅我，又瞅了瞅停在門前的那輛泥迹斑斑的金杯車。
最後，她的目光落在了那款KT88上，笑了。
“呵，還挺漂亮！”她随口說道。
你可以把她的這句話理解為一種禮貌的贊歎，也可以當成一種淡淡的揶揄。
她說話的樣子有點像玉芬。
臉型和身材也像。
我忍不住多看了她兩眼，心裡就有些恍惚，也有點傷感。
我費盡心思制作的這台KT88，就擱在門前的水泥台階上，它那銀灰色的機身，在早上清明的陽光下，熠熠發亮。
向我訂購這台膽機的人，是她的丈夫。
我是在去年十月底的國際音響展上認識他的，人很矜持，也有點膩歪。
我隻聽說他是一位教授，具體是研究什麼的，在哪所大學任教，我就說不上來了。
他的主意一變再變。
先是讓我給他做一台EL34，機身差不多已經做出來了，他又打來電話，讓我将它改成功率更為強大的KT88。
此刻，他正坐在光線黯淡的餐廳裡，與一位朋友喝茶聊天。
我抱着那台沉重的KT88，經過他身邊的時候，他并未中止與朋友的談話，隻是嚴肅地沖我微微颔首而已。
據我跟教授們打交道的經曆，我發現凡是有學問的人，總能輕而易舉地讓你自慚形穢。
他的那位朋友呢，看上去也不是一般人。
嘴唇上留着濃密的胡子，看上去有點像恩格斯。
女主人還算熱情，她問我是願意喝茶還是咖啡。
我說随便，她就果然随便了起來。
稍後端來的，竟然是一杯橙汁。
我在擺弄機器的時候，她就趴在長沙發的靠背上，一動不動地看着。
她的樣子，怎麼看都有點像玉芬。
其實，我的工作很簡單：在機身上安上英國GEC的KT88電子管以及美國RCA的5u4整流管，然後測定一下它的工作電壓，再接上訊号線和喇叭線，就算完事了。
我注意到，那對阿卡佩拉書架箱離牆近了一些，就問她能不能調整一下音箱的擺位。
一般來說，揚聲器離牆太近，導向孔形成的反射和駐波，會讓低頻有些發悶，這是常識。
還沒等女主人搭腔，那位教授在餐廳裡忽然扭過頭來，朝我很不友好地喊了一聲： “别亂動！” 女人朝我眨了眨眼睛，吐了下舌頭，笑着說：“就這樣吧。
别管它。
他從不讓人動他的東西。
咱們，放首音樂來聽聽，怎麼樣？” “不急，再等一會兒。
電源剛接上，機器還沒有煲開。
” “呵，這麼複雜！”仍然是那種一半是好奇，一半是揶揄的口吻。
我隻得耐心地向她解釋，為了讓膽機發出好聽的聲音，預熱的時間一般不能少于二十分鐘，這是我的原則。
她也是一位教師，在附近的體育大學教學生打排球。
我簡單地打了個比方，她立刻就理解了“熱身”的重要性。
在等待機器燒熱的這段時間中，我開始一張一張地翻看茶幾上的那摞CD唱片。
都是些過時的流行音樂。
不是梅豔芳，就是張學友，當然還有蔡琴。
其中大部分是盜版。
我對客戶們的音樂趣味沒有什麼意見。
你是喜歡文藝複興、巴洛克，還是浪漫派，抑或是爵士、藍調，甚至是錄音極其誇張的“鬼太鼓”或“打碎玻璃”一類的發燒碟，我一概都無所謂。
可是，說實話，花上将近十五萬元，購置一對小小的阿卡佩拉書架箱，用來聽盜版的梅豔芳，多少有點不可思議。
同時，我也悲哀地意識到，在過去的兩個星期裡，耗費那麼多的心力來使這款功放盡善盡美，簡直有點自作多情。
其實，若要聽這一類的玩意，你隻需花上五百元，到海龍電子市場，配一對廉價的電腦音箱就足夠了。
當然，我什麼話都沒說，隻是委婉地問她用什麼唱片來試音？女人說，她無所謂。
反正他們家全部的“音樂”，都在這茶幾上。
教授和他的朋友仍然在客廳裡小聲地閑聊。
一般來說，知識分子間的談話，你是很難聽得懂的。
你聽不懂也沒啥奇怪的，但他們說話時那種鄭重其事的腔調和口吻，卻不由得你不着迷。
那是一種能夠讓任何荒唐的觀點立刻變得人情人理的腔調。
比如說，那個長得像恩格斯的人，不知怎麼搞的，忽然就誇獎起慈禧太後來。
他說： “幸虧當年，慈禧太後貪污了海軍用來造軍艦的一筆款子，在西山腳下修建了頤和園。
要不然，甲午硝煙一起，還不照樣他媽的灰飛煙滅？由此可見，貪污也不見得是一件壞事。
你不得不佩服慈禧她老人家的遠見。
經她這一折騰，且不說為我們留下了一處世界文化遺産，單單是門票收入，一年下來是多少錢？我就住在頤和園的西南角，隻要不下雨，我每天下午都騎自行車去園子裡轉轉，從南如意門進去，從北宮門出來。
二十年下來，嗨，四季美景，怎麼都看不厭……” 一聽他說起慈禧，我的精神突然為之一振。
我的曾祖父曾進宮給慈禧唱過戲，還得到過她老人家賞賜的兩匹綢緞。
聽他這麼公開為慈禧翻案，我心裡着實挺受用——再說，我也很迷那個園子，尤其是玉帶橋附近的山水風光。
隻是近些年來，門票一漲再漲，屈指一算，我差不多已經有七八年沒進去過了。
關于慈禧，我祖父常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話，聽上去要比“恩格斯”客觀得多。
他說，慈禧的精明過人，自然是不消說的，但這個人，卻沒有大的識見，也就是說，小地方精明，大地方昏聩，不過一庸常婦人罷了。
她沒能把握住朝代更替之際的曆史機遇，在選擇保大清，還是保國家這件事上，她悲劇性地選擇了前者，被人釘上曆史的恥辱柱，一點都不冤枉。
聽罷“恩格斯”的一番高論，對面的那位教授頻頻點頭。
可教授接下來的一番話，聽起來卻多少有點離譜。
他表示很認同對方的看法。
甚至，他認為連抗日戰争也完全沒有必要打。
如果在開戰之初就立刻繳械投降的話，少死幾千萬人不說，中國和日本聯起手來抗衡歐美，世界格局也許會發生重大變化。
而且，他一直認為，和李鴻章、袁世凱一樣，汪精衛這個人，也是位不可多得的民族英雄，應該重新評價，予以徹底平反。
他還引用了一段珍珠港事變爆發時汪精衛所寫的日記。
他很喜歡用“不是嗎？”這樣一個反問句，來強化自己的觀點。
好像一旦用了這個反問句，他那聳人聽聞的陳詞濫調，就會立刻變成真理似的。
雖說我不能算是一個民族主義者，雖說我一直不知道該如何去反駁教授的觀點，雖說我對知識分子一向尊敬，但聽了他剛才的那番論調，我心裡立刻就升起了一股無名火來，怎麼說呢？他的話讓我感到屈辱，就好像别人挖了你家祖墳似的，我很想過去與他争辯一番。
而且，更讓我感到吃驚的是，他在大肆吹噓日本的“神道教”如何了得的時候，把“神祇”的“祇”竟然說成了“抵”。
我雖然隻念過一年電大，我的絕大部分文學知識，都來自于徐中玉先生主編的那本《大學語文》，也還知道那個字不讀“抵”，而應讀作“奇”的。
我拼命地克制住自己的沖動，從茶幾上那堆垃圾中挑出了一盤《紅色娘子軍》，準備試音。
可教授夫人忽然又問我，能不能換一張。
她最喜歡劉德華。
她告訴我，在2004年的工體演唱會上，她差一點就有機會跟劉德華握上手了。
在這種情況下，我也不便固執己見。
但你可以想象，當“給我一杯忘情水”這樣輕佻的哼唱，從珍貴的阿卡佩拉揚聲器中發出來的時候，到底是怎樣的情形。
我渾身上下立刻起了一層雞皮疙瘩，心情也壞到了極點。
當然，我的意思，也不是說劉德華就不能聽。
可如今的情況是，人不分老幼男女，地不分南北東西，幾乎所有的人都在聽劉德華。
我就是把腦子想穿了，也搞不懂究竟是怎麼回事。
這個世界一定是出了什麼問題。
《培爾·金特》
你已經知道了，我是一個專門制作膽機的人。在北京，靠幹這個勾當為生的，加在一起不會超過二十個人。
在目前的中國，這大概要算是最微不足道的行業了。
奇怪的是，我的那些同行們，雖說都知道彼此的存在，卻老死不相往來。
既不互相挖牆腳，也不彼此吹捧，對于同行的技藝從不妄加評論，各自守着有限的一點兒客戶，聊以為生。
這個社會上的絕大部分人，幾乎意識不到我們這夥人的存在。
這倒也挺好。
我們也有足夠的理由來蔑視這個社會，躲在陰暗的角落裡，過着一種自得其樂的隐身人生活。
我不太喜歡“發燒友”這個稱謂。
我不過是一個手藝人。
說實在的，多年來，我心裡一直為此感到自豪。
你知道，現如今，論起手藝人的地位，已經與乞丐沒有多大區别。
那些學問淵博的知識分子，對眼下這個社會的變化，也許能解釋得頭頭是道，可依我粗淺的觀點來看，這個社會的堕落，正是從蓄意踐踏手藝人開始的。
不過，說起我們這個行業，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中後期，也曾火爆過一陣子。
那時候，一年一度的北京國際音像展居然人潮湧動，門庭若市。
你似乎很難理解，那麼多的巴赫迷、瓦格納迷、富特文格勒迷，卡薩爾斯迷，到底是從哪兒鑽出來的。
那時候，你與文人雅士們打交道，人人都以聽流行音樂為恥（坦率地說，這也有點過分）。
即便大家都在談論古典音樂，你若是想要讓别人對你心懷敬意，甚至連貝多芬和莫紮特都羞于出口。
要談就談更為冷僻的泰勒曼、馬勒或者維奧蒂，哪像今天，居然連李宇春也聽得津津有味。
那時候，北京音樂台的97.4調頻立體聲，還專門制作了一檔叫做“發燒門診部”的節目。
每當節目播出時，我都會掩上房門，關掉電燈，讓自己完全浸沒在黑暗之中，用自己組裝的收音機收聽這個節目。
那時，我還住在椿樹街的老房子裡。
當那些奇妙的音樂從夜色中浮現出來的時候，整個世界突然安靜下來，變得異常神秘。
就連養在搪瓷盆裡的那兩條小金魚，居然也會歡快地躍出水面，搖頭甩尾，發出“啵啵”的聲音。
每當那個時候，你就會産生某種幻覺，誤以為自己就處于這個世界最隐秘的核心。
兩年後，我制作的膽機開始有了固定的客戶。
我還被請到了北京音樂台的錄音室，擔任過“硬件醫生”一類的嘉賓。
可是現在呢，不用說“發燒門診部”這檔節目早已無疾而終，假如你在開車時偶爾想從收音機裡聽一點古典音樂，簡直比中彩票還要難！不知為什麼，現在的節目主持人，似乎更熱衷于說話。
他們一刻不停地說着廢話，還人為地弄出一些誇張的笑聲或掌聲來，就像在話筒前自己咯吱自己，真是無聊透頂。
總而言之，九十年代的古典音樂氛圍，是今天的人難以想象的。
我的妻子（當時還是女朋友）在河北職業技術學校讀中專，她曾經不止一次地跟我提到過，在她們學校，每天廣播台播放的第一首曲子，竟然都是挪威作曲家格裡格《培爾·金特》中的“晨曲”。
你可以想象，每天清晨從這樣一個旋律中醒來，是一種什麼樣的感覺？ 好吧，我現在不妨就來說說我的妻子。
和她相識的那會兒，我還不曾進入發燒器材這個行當。
那時，我還在王府井的“同升和”賣鞋呢。
玉芬第一次走進我鞋店的時候，我就注意到她了。
你沒法不注意到她。
她有一張純潔而俏麗的臉，你每看它一眼，心裡都會被鋒利的刀片劃一下。
怎麼說呢，有一種想豁出命去跟她好的沖動。
她一連試了三四雙皮鞋，都覺得不合适。
既不買，也不走，一個人坐在試鞋的小皮凳上，唉聲歎氣。
我暗暗地觀察了她好一陣子，眼看着門外的街道沉沉地黑了下來，遊人逐漸散去，成群的烏鴉在樹枝上不停地哀唳。
到了打烊的時間，我心裡還惦記着去寬街給母親抓藥，隻得朝她走過去，用一種不容置疑的口吻對她說： “能不能讓我看看你的腳？” 大凡人在遇到煩惱的時候，很容易受人暗示，聽人擺布。
她順從地仰起頭，看了我一眼，對我的莽撞和唐突毫不在意，撅着嘴問我道：“你要看哪一隻？” 我說，随便哪一隻都行啊。
她立即脫下了那雙飄馬運動鞋，甚至毫無必要地褪去了絲襪。
我朝她的那隻右腳瞥了一眼，轉身從貨架上取下兩雙鞋，供她挑選。
她試了試，立刻就決定把兩雙都買了。
那天臨走時，她問了我這樣一個問題： 她在西單和王府井的鞋店轉悠了一整天，千挑萬選，沒瞅見一雙中意的；而我呢，居然在短短的幾分鐘之内，随手為她挑了兩雙鞋，都那麼合腳，就像是專門為她定做的一樣。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啊？ 也許是心情比較好的緣故，我一得意，接下來的回答，你還别說，聽上去怎麼都有點格言的味道： “一點都不奇怪。
人總是在挑選不适合自己的東西。
” 其實，從後來的事情來看，這句話根本不是什麼格言，反而有點像谶語。
玉芬第二次來店裡買鞋，我就提出帶她去兒童劇院對面的全聚德吃晚飯。
她居然同意了。
一個星期之後，我又約她一起看了場電影。
她是一個特别随和的人，随和得有點讓人心裡發憷。
關于這一點，我一直搞不懂是怎麼回事，就像是隔着一層霧在看她似的。
在我們開始交往的頭兩年裡，我們從來沒有拌過嘴，她也從沒有為任何事情顯露出厲顔疾色。
她這種人，仿佛就是為了一刻不停地贊同别人而存在的。
我的好朋友蔣頌平曾感慨說，咱北京的姑娘，多少都有點“虎妞”的秉性。
一不高興，随時都會脫下鞋子來砸人。
看來，這句話也不怎麼靠譜。
我也曾帶玉芬去頌平那裡玩過一次。
他對我的“好運氣”感到難以理解，甚至還有些憤怒。
他當着我的面，站着跟玉芬說話時，身體都會不由自主地往前傾。
原來，還真有“為之傾倒”這回事啊。
九十年代末，我靠着給别人定做膽機，慢慢積攢下來一筆錢。
有了一點家底之後，我立即從“同升和”辭了職，在“超音波”租下一間門面，加盟香港的一家音響銷售公司，開始專門代理英國的“天朗”揚聲器。
那時候，在北京的音響市場裡混，你想不賺錢都難。
沒過多久，我就在上地東裡買了一套兩室一廳的房子。
我覺得有足夠的底氣向玉芬求婚了，就帶她回家見我母親。
實際上，是想讓母親為我感到驕傲。
母親當時已經知道自己得了什麼病，但說起話來，仍不乏幽默。
我把玉芬帶到母親房裡晃了晃，就讓她去廚房幫姐姐做飯去了。
我一個人待在母親床邊，有些得意地問她老人家，對我帶回家的這個兒媳婦是否滿意。
老太太想了半天，抓住我的一隻手捏了捏，笑道： “這丫頭，賣相好。
” 這句話我可不愛聽。
什麼叫做“賣相好”？讓人聽上去很不是滋味，就像是在評價剛出欄的一窩小豬似的。
過了半晌，母親喘了喘氣，又說了第二句話： “這丫頭，脾性好。
要說人品呢，倒也還善良仁義。
” 聽母親這麼說，我心裡的一塊石頭落了地，滿心以為她是在誇玉芬呢，心裡的那個高興勁兒，嗨，就别提啦。
可母親歪在床上，披着一件老棉襖，咳了半天之後，忽然用手拍拍床沿兒，示意我坐下來，坐在她的手能夠得到的地方。
誰知道，她把手搭在我的肩上，忽然對我說： “孩子啊，你要是不在乎我的意見，就當我是放屁。
要是真的想讓娘給你拿個主意呢，我勸你，最好不要跟她結婚。
這丫頭，我替她細細地相了面，樣樣都好，可有一件，沒有定星盤。
” 我問她，“定星盤”是什麼意思。
母親是江蘇鹽城人，說話時經常夾雜着一些方言，有點不太好懂。
母親想了想，仍然笑着對我說：“這丫頭，就是有點水性風流。
不好。
說句難聽的話，你這個婆娘，有一多半是為别人娶的。
咱們這樣的人家，消受不起啊。
” 她随後還說了一句諺語：“從頭看到腳，風流往下跑；從腳看到頭，風流往上走。
”愣是把我給逗樂了。
不過，那年國慶節我們成婚時，母親倒也沒說什麼。
既不阻攔，也沒把不痛快挂在臉上。
當姐姐領着新娘子走到她床邊，改口叫媽的時候，母親不僅高聲答應，還笑眯眯地強撐着要坐起來答禮。
她把早就壓在枕頭底下的兩百元禮錢，鄭重其事地遞到玉芬的手中，還順勢摟了她一下。
母親的話被應驗，已經是四年以後的事了。
有一天玉芬下班回家，柔聲細氣地提出跟我離婚。
她要離婚的理由，居然是和她們單位新來的一位主任“好上了”。
我一個人在陽台上抽了兩包煙，還是覺得有點接受不了，便去卧室将她推醒，低聲下氣地請她“再考慮考慮”。
玉芬迷迷糊糊地睜開眼，沒頭沒腦地說了句： “還考慮什麼呀？親愛的，我跟他已經那個了呀。
” 我沒辦法，隻好一個人走到廚房，用水果刀在自己的手背上紮了個窟窿。
和玉芬鬧離婚的那些日子，母親的生命也快要走到了它的盡頭。
左鄰右舍，包括她以前單位的同事，那些老姐妹，都來勸她趕緊去醫院。
母親死活不依，隻是靜靜地望着她們笑。
老太太有她自己的盤算。
她知道，這一次住了院，說什麼也回不來了。
另外，她也舍不得那點錢。
最後，還是舅舅從老家鹽城趕了過來，好說歹說，這才把她送進了醫院。
在她從住院直至去世的十一天中，我偶爾也會到醫院去轉轉，象征性地待個五六分鐘。
玉芬的紅杏出牆，搞得我心緒不佳。
這一點，我姐姐崔梨花是知道的。
“可咱媽就要死了呀！”有一天，梨花跺着腳對我強調說。
我心平氣和地對她道：“我也想死呀，你信不信？” 她見我整天都虎着個臉，拿我也沒啥辦法。
她每天晚上去醫院陪床，白天還要趕到石景山區的一家污水處理廠上班。
那些日子，她眼睛總帶着黑邊兒，把自己弄得像隻烏眼雞似的。
而我那姐夫，混蛋常保國，已經在親戚朋友中到處敗壞我的名聲了。
我也隻好由他去。
我最後一次去醫院看母親，她正處于服藥後的昏睡之中。
我不想驚擾她老人家休息，給姐姐遞了個眼色，在床邊站了一會兒，正要悄悄地拔腳離開，母親忽然睜開眼，把我叫住了。
她執意把姐姐打發回家，讓我一個人留下來陪她一晚。
“就一晚。
好不好？”她嬉皮笑臉地對我說。
我自然也沒什麼話好講。
不過，我在她床邊熬了一宿，似乎沒有多大必要。
她能夠保持清醒的時間，實在是少得可憐。
在她醒來的時候，她總是讓我幫她側過身來，以便她的眼睛能一刻不離地看着我。
說實話，我被她看得很不自在。
母親本來就個子矮小，生了病，身子又瘦了一圈，看上去怪可憐的。
偶爾，她會抓過我的手，在我的手背上摩挲一番，臉色十分沉靜，始終都帶着一絲笑意。
她積攢了一個晚上的力氣，到了天快亮時，終于跟我說了一大堆話。
我記得母親死去的那家醫院，好像緊挨着部隊的一個兵營。
因為天色将曉時，我能清楚地聽到附近營房裡傳來的起床号。
當然不是《培爾·金特》。
母親說，她知道自己就要走了，也許是今天，也許是明天。
現在她不想别的，能多看我一眼是一眼。
經她這麼一說，我心裡也是挺難受的。
她已經從姐姐的口中，得知了我和玉芬離婚的事。
她沒有責怪我當初沒聽她的話，而是淡淡地對我道： “當初我就勸你不要跟她結婚，可是的？你不聽，我也沒多話。
遇到那麼一個從畫上走下來的俏丫頭，你心心念念都在她身上，我不是看不出來。
我要硬是從中阻攔，你這小身子骨，怕也受不了。
我心裡說，也罷，先結了再說吧。
不行咱就離，離了找個人再結就是了。
俗話說，天無絕人之路。
有時候，你眼看着自己熬不過去了，把心一橫，硬着頭皮一頂，也就過去了。
沒什麼大不了的。
我同你說，你也不要不愛聽，這世上，人人都該派有一個老婆，天造地設的，命中注定的。
不是玉芬，而是另一個人。
她在什麼地方呢？我也不曉得，你倒也不用打着燈籠，滿世界地去找她。
緣分不到，找也沒用。
緣分到了，她自己就會走到你的面前，跟你生兒育女。
不是我迷信，你将來看着好了，一定會是這樣。
放寬心，到時候你就知道了。
你一見到她，心裡就馬上會想，哦，就是這個人……” 我打斷了母親的話，對她道：“您還别說，我當年見到玉芬時，心裡就是這麼想的呀。
” 母親笑了笑，伸出舌頭，舔了舔幹裂的嘴唇：“你這是鬼迷心竅！” “萬一我以後遇到命中注定的那個女人，沒把她認出來，怎麼辦呢？”我又問。
母親想了想，忽然就流下了兩行濁淚，半天才道：“你這孩子，真是傻呀！要不要到時候，我托個夢給你？” 在屋外沙沙的雨聲中，母親把一張銀行的定期存單，默默地塞到我手裡，讓我的手攥成一個拳頭。
她雙手抱着我的拳頭，使勁地捏了捏。
她這輩子積攢下來的錢，都在這兒了。
她囑咐我，這事千萬不能叫梨花他們知道。
在母親的葬禮上，我一滴眼淚都沒流。
我心裡也很苦，可就是哭不出來。
我也不知道自己出了什麼問題。
常保國他們在告别廳裡大呼小叫，哭聲震天，可我哭不出來。
我心裡懷着一個鬼胎，一直在琢磨這樣一個問題：要不要将存單的事告訴梨花。
我其實并不十分看重母親留下的那兩萬七千塊錢，而是擔心一旦告訴梨花真相，梨花和保國他們會怎麼想，我有點吃不準。
母親生病後，一直是由梨花負責照料的。
她在臨終前夕，忽然把梨花支走，将這張存單交到我的手中，姐姐和姐夫會不會在葬禮上當場翻臉？我吃不準。
玉芬跟我離婚後，我就從上地東裡搬了出來，暫時借居在姐姐石景山的一套閑置的公寓房中。
房子很新，那是她不久前申請下來的經濟适用房。
搬進去不久，我就發現，客廳的北牆裂開了一個大口子。
夏天倒是挺涼快的，可到了冬天，我用完了三大卷膠帶，也沒能擋住從裂縫中灌進來的風沙。
我和姐姐找到有關部門鬧了一次，人家哈哈一笑，說，地面沉降導緻的牆面裂縫，是世界級難題，就把我們給打發走了。
不過，也許正因為房子裂了口，漏風，姐姐和常保國才會把家搬到椿樹街的老房子裡。
我心裡暗暗地想：你還别說，縱貫客廳牆面的這個大口子，裂得還正是時候。
玉芬後來又上門找過我一次。
原來，她後來的那個對象，那個主任，在負責調試一台剛從德國進口的數控機床時，由于操作不當，機器出了故障，把電路上的一個元件燒了。
這台機床價格不菲，集團領導若要追究下來，他的那個主任多半就當不成了。
多半是因為我在給功放加工機殼時，也曾使用過機床一類的器械，玉芬連夜找到了我，讓我去幫他看看。
我自然一口拒絕。
你知道的，我對發燒音響一類的器材比較在行，若讓我修個家用電腦、空調或電視什麼的，也還算湊手。
至于說進口的大型精密數控機床一類的玩意兒，我是見都沒見過啊。
玉芬見我拒絕她的理由僅僅是膽怯，就對我說了這麼一番話： “嗨，所謂的進口機床，聽上去神秘兮兮的，其實也不見得比你平常搗鼓的那些個膽機或電腦複雜到哪裡去。
再說了，你是天上管機器的星宿下凡，隻要它是機器，就都怕你。
那玩意，就是欺生。
可你一去，情況就不一樣了。
也許它一聽到你的腳步聲，自己就吓得趕緊回複了原狀，也未可知。
” 她這麼一說，我心裡就有些得意。
最後，架不住她假意真心的奉承和苦苦哀求，我隻得答應跟她去瞧瞧。
當然，我也見到了她的那個新任丈夫——那個姓羅的主任。
他手裡抱着一大摞德文說明書，一步不離地跟在我身後，狗屁倒竈地說個不停。
我心裡一煩，隻好請他滾遠點。
他竟然一點都沒生氣，隻是嘿嘿地笑。
畢竟是第一次接觸這玩意兒，我為了弄清楚這台機器的工作原理，就足足花費了四個多小時。
而找出毛病，并加以修複，隻用了不到二十分鐘。
玉芬一定是向那個姓羅的隐瞞了我們之間的關系，因為在稍後招待我吃飯的時候，羅主任還很客氣地問我家住哪裡，孩子多大。
他還說，如果我孩子将來要去德國念書，可以找他。
玉芬兩三天後又專門來到我石景山的家中。
母親說得一點不錯，盡管她跟我離了婚，還算是有情有義。
她一臉壞笑地問我，這些日子，身邊沒個人，是不是憋壞了？她主動提出來，幫我“瀉瀉火”。
對于她的一番好意，我也不便拒絕。
我發現她已經懷了孕，心裡的那個憋屈，可就别提了。
我們在幹那事的時候，玉芬還一個勁兒地誇我，說我在女人身上的那些手段，一點都不亞于修機器。
她現在的丈夫，是從慕尼黑回國的海歸，有點中看不中吃。
你這裡被他弄得火燒火燎，他那邊早已像得了風癱病似的，龜縮成一個軟不滴答的鼻涕蟲了。
他們結婚四個月來，他連一次高潮都沒讓她來過。
聽她這麼說，我真不知道自己應當高興呢，還是傷心。
玉芬瞞着丈夫來看我這樣的事，後來還有過一次。
但我這樣的人，就是命賤。
我和玉芬在一起的時候，那個姓羅的小白臉，一直不停地在我眼前晃悠。
我怎麼也擺脫不掉那種隐隐約約的犯罪感。
于是，我硬起心腸，對玉芬說： “我們已經離了婚，既然你嫁給了那個姓羅的，就應該本本分分地跟他過日子，往後千萬别來找我了。
我受不起。
那個姓羅的，看上去斯文有禮，各方面都比我強。
至于高潮不高潮的，畢竟不太重要。
咱倆一直這麼下去，也不是個事兒。
再說，你的肚子也一天天大了，總這樣，不好。
我這兒，你以後就不必來了。
” 在我送她去地鐵站的路上，玉芬的臉色有些異樣。
憋了半天，最後摟着我，哭了起來。
臨走前說了一句話，卻讓我想了兩個多月。
她說，她第一次着了别人的道，其實并不是這個姓羅的，而是一個下三濫的機修工。
有一天上夜班，那個機修工把她堵在了廁所裡，弄得她七葷八素的。
從那以後，玉芬再也沒到石景山來。
她喜歡的那張《培爾·金特》組曲，我一次也沒再聽過。
去年“五一”節前後，我到東大橋給一位客戶調試LP唱盤，在三裡屯附近的街上看見過她一回。
在濃密的樹蔭裡，有一排撐着太陽傘的咖啡座。
跟她一起喝酒，并把手搭在她光溜溜的肩膀上的，是個黑人。
我沒敢跟她打招呼。
奶媽碟
那天，從北五環邊的褐石小區出來，我去了一趟平安裡電子市場。在那裡買了一些拆機的荷蘭油浸電容和一卷WBT銀焊錫，收了一對音樂絲帶RedDawn訊号線。
這個型号的喇叭線，我已經有了一對，現在總算湊齊了一套。
到了下午，我在返回石景山的途中，順道去了一趟四季青橋的金源廣場，去看望老朋友蔣頌平。
我的客戶大緻可分為以下兩類。
一類，就像你所知道的，主要是一些知識分子。
他們大多集中在海澱一帶。
這些人的優點是彬彬有禮，付錢爽快。
他們幾乎從不拖欠錢款，在我手頭緊的時候，有時也願意先預付一部分貨款。
這類人對膽機的要求比較偏重于情調或色彩，也就是所謂的“音樂味”。
訂貨不怎麼固定，且人數有逐年減少的趨勢。
跟這類人打交道，你得學會忍受他們目中無人的誇誇其談。
客觀地說，有時候，他們的高談闊論也會讓你茅塞頓開，可有時就會讓你受不了。
每個人的臉上，似乎都有一種既神聖又輕佻的勁兒。
仿佛整個世界的命運，都被緊緊地掌握在他們手中。
按照我粗略的觀察，他們的觀點其實也很不一緻。
比如說，有一夥教授，每次見面都愛嚴肅地告誡我，像中國這樣的社會，随時都會有崩潰的危險。
其實我從未主動請教過他們，可他們樂于在飯桌上見縫插針地點撥我一番。
弄得我時常做噩夢。
差不多一二十年前，他們已經在這麼說了。
一年過去了，五年過去了，二十年過去了，太陽還好端端地在天上挂着呢！中國還是好好的，什麼事都沒有發生。
另外一夥人呢，意見剛好相反。
他們認為，中國處在曆史上最好的時期，全世界的人都眼巴巴地看着中國。
全世界都出了問題，都在望眼欲穿地等待着中國人去搭救。
咱手裡捏着數萬億美元的花花票子，簡直不知道應該先去救誰？是冰島、希臘呢，還是意大利和美國？事實到底如何，我不清楚。
這是人家政治家和讀書人的事。
反正，我很快就被他們弄糊塗了。
我的另一類客戶，不用說，自然就是那些大大小小的老闆們了。
乍一看，那些腰纏萬貫、靈魂空虛的家夥，似乎怎麼也無法和純正的古典音樂沾上邊兒。
他們能夠成為我相當穩定的客源，主要得益于蔣頌平的推薦和介紹。
頌平把引誘苦主們上鈎稱為“釣魚”。
他的辦法一成不變。
通常，在家庭聚會或私人茶叙的末尾，蔣頌平照例要強迫那些生意夥伴和合夥人什麼的，去參觀他的地下室。
那是一個接近六十平方米的視聽室。
他所使用的那套音響組合，做工精緻，外觀花哨：音箱是意大利SonusFaber的AmatiAnniversario，箱體那華麗的小提琴漆光可鑒人；功放用的是麥景圖五十周年的紀念版，開機時，面闆上泛着藍綠藍綠的微光；NagraCD機猶如瑞士手表般的精美，外加一款Clearandio的頂級LP唱盤。
從聲音的效果來看，那還算得上是一套注重細節和解析力的重放系統。
每當這個時候（一般是晚上十點鐘以後，頌平很少在晚上十點前聽音樂，因為據他說，隻有到了夜深人靜的時候，穩定的電壓和純淨的電流才會帶來醇美的音樂），頌平總要将食指豎在雙唇之間，發出輕輕的“噓”聲，然後打開牆面上淡藍色背景燈——牆面做過特殊的隔音處理，看上去像倒扣的雞蛋托一般凹凸不平，拉上厚厚的絨布窗簾，戴上雪白的軟布手套，蹑手蹑腳地跨過滿地堆放的器材和引線，從茶幾上那一大堆CD唱片中翻找出一張俗稱“奶媽碟”的發燒盤來，“嗤嗤”地朝碟面上噴灑不明液體，然後用鏡頭布将CD擦幹。
仿佛他不是在讓大家欣賞音樂，而是正在進行某種神秘的祭祀活動。
雖說北京的灰土有點大，但我還是多次建議他不要用清洗劑來擦拭光盤，因為那些化學液體或許會腐蝕這些塑料片，從而影響CD機光頭的循迹。
實際上，最理想的清潔劑莫過于清水。
但頌平從來不聽。
他的理由總是顯得那麼不可理喻： “開玩笑！這可不是什麼普通的清洗劑。
它是英國進口的，你知道嗎？這麼小小的一瓶，他媽的值多少鎊？你丫的猜猜看！用清水？開玩笑！” 當然，我隻得立刻閉嘴。
當“奶媽碟”的樂聲從幽暗的房間裡像綢布般展開的時候，那些酒足飯飽、腦滿腸肥的生意人，往沙發上這麼一靠，一些人很快就會發出鼾聲。
但不要緊，總有那麼幾個家夥會上鈎。
他們抵抗不住“奶媽碟”的魅力，臉上浮現出驚訝之色，就像是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似的，眼睛裡放着綠光，拼命點頭，似乎他們在欣賞的正是天籁之音。
通常還等不到一個樂章結束，就會有人激動地站起身來，用不容置疑的口吻，對蔣頌平嚷嚷道： “怪不得頌平迷上音樂，連女人的屁股都懶得摸了。
有道理啊！老蔣，給我也來這麼一套，一模一樣的。
要快！” 他們這一嚷，就夠我忙活好幾個月的了。
一年中，要是能遇上五六個這樣的“苦主”，我那半死不活的日子就能勉強維持下去了。
我從二手交易市場上或eBay上替他們找箱子、CD機和線材，然後将我自己做的膽機，悄悄搭進去賣給他們。
我隻收膽機的錢。
我為他們配置的系統，不可能和蔣頌平一模一樣。
但你知道，那張讓客戶們念念不忘的“奶媽碟”，自然是必不可少。
說到“奶媽碟”，我這裡不妨再啰唆幾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