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身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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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張DECCA公司于一九六二年出版的著名唱片，一九九三年将它灌制成了CD。
作曲家是個法國人，名叫霍爾德，出生于十八世紀末。
這個作品原先是一出歌劇，講述法國大革命時期的女性向往自由的故事。
标題翻成中文，似乎叫做《女大不中留》。
這部歌劇，後來被一個名叫蘭切貝利的人改編成管弦樂，并由他親自擔任指揮，英國柯文特皇家花園樂隊演奏。
至于霍爾德本人，也許根本算不上什麼像樣的音樂家。
你翻遍所有的音樂辭典，似乎也很難找到他的名字。
但這張唱片，對于很多剛開始聽古典音樂的人來說，無疑是一劑迷藥。
它的音色、空間感和弦樂的密度感，有一種剛柔相濟的美。
事實上，雖然我不太喜歡這個曲子，但也不得不承認，它的演錄水平無與倫比。
就算你從來沒聽過任何一首古典音樂，隻要你把這張碟耐心地聽上五六分鐘，你就很難抵擋它的誘惑。
你會以為自己瘋狂地喜歡上了“古典音樂”。
這當然是一種錯覺。
正是因為它把很多不相幹的人，領進了古典音樂發燒的門檻，并哺育他們成長，故而它又有“奶媽”之稱。
我所結識的發燒友，幾乎人手一張。
而在茶餘飯後，強迫朋友們到地下室欣賞“奶媽碟”，也成了蔣頌平的保留節目。
他之所以這麼做，也不完全是出于替我“釣魚”的考慮。
他本人在讀大學時拉過小提琴，喜歡海菲茲和柯崗，他總愛向他的朋友們炫耀一下自己與衆不同的生活品位。
頌平不僅交友廣泛，賓客衆多，妻子那一頭，親朋故舊，什麼七大姑、八大姨的，也喜歡往他們家紮堆兒。
在我的記憶中，他們家從來就沒有過安靜的時候。
就像俗話說的，座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
似乎不來上十七八個客人，他們家就開不了飯。
任何時候，他們家都像是過節般亂哄哄的。
今天的狀況當然也不會例外。
午餐後的客廳，已恢複了原先的整潔，可房子裡仍彌漫着白酒、花椒油和四川臘腸的味道。
幾個女人圍坐在沙發前，聽一個八九歲女孩拉小提琴。
我一個都不認識。
餐桌邊坐着兩個神态麻木、虛弱不堪的老太太，她們已經老到隻會喘氣的地步了。
其中一個是蔣頌平的姑媽，另一個則是嶽母。
她們不說話，靜默中偶爾朝這邊呆望一兩眼。
小女孩在拉了一段拉赫瑪尼諾夫的《無詞歌》之後，在衆人的慫恿之下，又拉了一首《新疆之春》。
應當說，她拉得實在是很難聽。
我無法長時間裝出饒有興趣的樣子，就直接去了地下室。
頌平也不在那兒。
黑暗中，我隐約看見幾個人，正戴着3D眼鏡，聚在那裡看《加勒比海盜》。
保姆往那兒送果盤，順便告訴我，頌平在樓上的書房裡。
可頌平并不是一個人在那兒。
在書桌的另一側，坐着一個身穿咖啡色中式對襟衫的中年人。
由于不勝酒力，他那張青筋暴突的臉一直紅到脖子裡。
頌平向我介紹說，這位姓杭的大師，是一位道行很深的堪輿家。
頌平打算在大興新建一個服裝廠，請這位“異人”來幫他看看風水。
據說，這位神通廣大的高人不光會看風水，還會替人算命。
頌平執意讓他給我算一卦，我也不好推辭。
杭大師猛然睜開了惺忪的醉眼，使勁地搖晃了一下頭，把自己從醉夢中拽了回來，笑呵呵地問我算什麼。
随後，他又愣愣地看了一眼頌平，嘴裡嗫嚅道： “不好。
要吐。
” “你就替他算算婚姻吧。
”頌平道，“我的這位兄弟，也沒啥别的嗜好，就是老惦記着結婚。
” 杭大師從上衣口袋裡取出三枚銅錢來，那是被磨得油光锃亮的“康熙通寶”。
他把銅錢遞到我手上，讓我打卦。
按照他的吩咐，我在地毯上一連抛了六次。
大師幹嘔了幾下，跟頌平要來了紙和筆，随便在紙上畫了畫，眼睛朝上翻了翻，就對我宣布說： “結過了。
” 随後，他就閉上金口，陷入了莫測高深的沉默之中。
這命，似乎已經算完了。
我低聲下氣地請教他，讓他解釋一下，所謂的“結過了”，到底是個什麼意思。
大師沒有搭理我，而是用一種充滿疑惑的神情，怔怔地看着頌平： “不好。
真的要吐。
” 他扶着桌子，晃晃悠悠地站起身來，接連放了幾個特别婉轉的屁。
頌平面露嫌惡之色，大概是擔心大師的嘔吐，弄髒了他的房間，什麼話都沒說，由他捂着嘴，匆匆跑下樓去了。
“他剛才說，結過了，我有點聽不明白。
”大師走後，我對頌平道。
“沒戲。
”頌平道，“聽他的意思，大概是說，你這輩子就甭想結婚了。
正好，你也不用惦記着那狗娘養的小朱了……” 話沒說完，我們都聽見了樓下花園裡傳來的嘔吐聲。
大師吐得摧腸瀝肝，連頌平都皺起了眉頭。
頌平說的那個“小朱”，原是他們公司裡的一位出納，名叫朱蕊蕊。
我和玉芬離婚後，頌平一直在幫我張羅着再找個人成家。
但他給我介紹的對象，不是職工食堂的胖丫頭，就是笨手笨腳、專管打掃衛生的清潔工，沒有一個讓我能夠稍稍看得上眼的。
頌平把給我介紹對象看成是他分内的事。
我們是從小一塊長大的，平常知根知底。
除了他之外，我還真的想不起來，還有誰可以稱為“朋友”的。
頌平總怪我挑三揀四，我隻得嚴肅地提醒他，我雖然窮，卻也并非饑不擇食。
我倒是對他們公司的出納小朱情有獨鐘，她笑起來傻呵呵的，眉眼有點像玉芬。
有一次喝多了酒，我便委婉地向頌平表露了這個意思。
老蔣似乎吓了一跳，他未置可否地幹笑了兩聲，對我道：“你怎麼會偏偏看中她？” 我告訴他，家母病重之際，曾跟我交代說，人人都會有一個老婆。
她就躲在這個世界的某處，緣分一到，她就會立即現身。
你一旦瞧見她，心裡馬上就會明白，這人就是自己天造地設的婆娘。
不消說，我第一次看見朱蕊蕊的時候，心裡就是這麼想的。
頌平愣了半晌，正色地對我道： “不行。
我廠裡的人，你随便挑，什麼人都行，唯獨她不行。
” 後來，這個朱蕊蕊，很快就被頌平送到了渥太華，辦了移民。
還和他生了一個兒子。
你可以想見，為什麼我每次見到蔣頌平，心裡都像是做賊似的。
最讓我受不了的是，他每次在我面前提到這個朱蕊蕊，都稱她為“你嫂子”。
為此，我曾一度發誓不再跟蔣頌平來往。
可蒼天有眼，這個朱蕊蕊到了加拿大，還不到兩年，就被一個打架子鼓的洋人勾跑了。
辦離婚的時候，頌平連兒子的撫養權都沒争到。
現在，我們終于可以毫無顧忌地談論朱蕊蕊，就像是在談論一個完全不相幹的人。
大師嘔吐完了以後，也沒再到樓上來。
頌平從木盒裡取出一支雪茄，一邊用噴槍燒着，一邊輕輕地甩動着它，然後對我說： “我要跟你說件正經事。
我最近剛認識了一位朋友。
他是做什麼的，什麼來頭，我一概不知。
是真的不知道，不騙你。
可你一見這個人，總覺得他有點，怎麼說，有點他媽的神秘兮兮。
我也不知道那種感覺是從哪兒來的。
按說，他那長相，也沒啥特别的，可臉上那神情，看上去有些他娘的瘆人。
不瞞哥兒們說，在有錢人的俱樂部裡，我不過是一個小角色，這你是知道的。
我問了很多人，也沒弄清他是個什麼來路。
他的名字也很怪，叫做丁采臣。
對了，你看過一部叫做《倩女幽魂》的電影嗎？好，咱們先不說這事兒。
這個人，這個姓丁的，前些日子，托人介紹找到了我，讓我務必幫他弄一套全世界最高檔的音響，越快越好。
錢當然不是問題。
這是個好買賣，對不對？OK，我第一時間就想到了你。
” “他是發燒友嗎？” “看來不太像。
”頌平的神色忽然變得有幾分異樣，似乎一提到這個人，目光就有點畏懼。
“這是一條大魚沒錯兒，可你也得小心一點。
你可以趁機敲他一筆，但我希望，你不要做得太離譜。
這年頭，凡事總要留個餘地為好。
憑我的直覺，這個人有點邪行。
” “有沒有預付款？” “這個呢，你自己跟他聯系。
這是他的名片。
你可以給他一個卡号，讓他先把預付款打過來。
你和這種人打交道，千萬得多留幾個心眼啊。
他看你的目光，不知怎麼搞的，冰冷冰冷的，有點像是魂不附體，屬于那種你一見到他，背脊就不由得一陣陣發涼的人。
” 按頌平的說法，這個名叫丁采臣的人，隻和他見過一次面，給他留下的印象竟然如此令人膽寒，連你聽上去，也多少有點不可思議吧？雖說我對這個未來的客戶也多少有點好奇心，可說真的，也沒怎麼把這件事放在心上。
我餓着肚子來到頌平的住處，也有自己的隐衷。
姐姐崔梨花已經給我下了最後通牒。
她讓我無論如何，得盡快從她家的房子裡搬走。
而我在剛才的電話中，已經答應她了。
在我被姐姐逼得沒辦法的時候，腦子裡猛然就閃現出蔣頌平那張虛胖的臉來，好像這張臉讓我心裡有了底。
我心一橫，就答應了她。
想到自己在這個世界上混了四十八年，眼見得終于混到了無家可歸的地步，心裡就有點控制不住的凄涼和厭倦。
我問頌平，能不能請他在服裝廠裡随便騰個地方出來，讓我暫時落個腳。
車間、倉庫什麼的，都行。
頌平吃驚地看了我一眼，從桌上拿起那隻正在充電的手機，一條條查看短信，嘴角一撇，掠過一絲不太自然的笑容： “我還是有點不太明白。
你老兄，在石景山住得好好的，怎麼忽然就想到要搬家？” “房子是我姐姐的。
他們的境況也不太好。
打算把房子租出去。
” “那個破房子，我記得，北牆裂了那麼大的一個口子，呼呼地往裡灌風，怎麼能租得出去？” “姐姐和姐夫打算搬回到石景山來住，想把椿樹街的那套帶小院的老房子租出去。
一個證券公司的高管不久前找到了他們，打算租下那個小院，開一個酒吧。
” “伯母現在身體還好嗎？”頌平忽然問。
“五年，不，六年前，就已經過世了。
”我也吃驚地看了頌平一眼。
“唉，這話你跟我說過多次了。
你看我這腦子，近來總愛忘事。
這記性說不行，就不行了。
伯母去世的那會兒，我正好在加拿大，沒趕上她的葬禮，因此總覺得她還活着。
小時候，在椿樹街住着的那會兒，我嘴饞，沒少吃她老人家做的粢飯糕，又松又脆。
你們家的房子臨街，還帶個小院，對不對？那種地方，要是開酒吧，生意一定不會差。
” 過了一會兒，頌平輕輕地歎了口氣，又道：“我這裡也沒有多餘的空房子。
這兩年，服裝廠的生意，你是知道的。
我們的襯衫，貼牌銷往國外，說到底，也就掙點手工費。
可不論是美國，還是歐洲，經濟都不景氣，貨物積壓很嚴重。
再說了，如今的工人，胃口越來越大，工資和福利一漲再漲，也有點讓我吃不消了。
” “我不會住很長時間。
少則兩個月，多則半年。
等我找到了合适的房子，就搬出去。
” 頌平沒再接話，而是把目光轉向了朝西的窗戶：“這兩天降了溫，西山一帶的楓葉雖還沒紅透，也有點意思了。
早上一睜眼，朝窗外乍一看，冷不丁地還以為自己是在加拿大呢。
” “他們讓我最好月底前就搬出去。
姐姐還好商量，關鍵是我那姐夫常保國。
他是湖北人，脾氣有點暴躁，要是發起牛脾氣來，能把痰直接吐到你的領子裡。
他是開出租車的，去年在昌平翻車撞死了人，自己也瘸了一條腿。
” “湖北人，是有點難纏。
九頭鳥嘛。
”頌平遞給我一小杯茶，笑道：“昨天有人給我送了點滇紅來，你嘗嘗。
近來金駿眉炒得很厲害，有點離譜。
可要我說，還是滇紅的味道正一些。
” “那個常保國，倒也不常來找我的麻煩，可他成天拿我的姐姐撒氣。
我有點不好意思再賴在他們家了。
今天早上，他還用大頭皮鞋直接踹她的，她的下腹部，害得她尿血了。
” “車到山前必有路。
”頌平陰沉着臉，再次皺了皺眉，“我去一下衛生間。
” 等到他從隔壁卧室的衛生間出來，身上已經換了一套運動服。
他把手裡提着的一個紙袋塞到我手裡，告訴我，他要去香山的一個會所打網球。
然後，又像是忽然想起了一件事似的，對我說： “那個姓丁的，你一定記得給他打電話。
你怎麼和他做生意，這我不管，但有一點，該說的話你可以說，不該問的，一句也不要多問。
” 在這種情況下，我隻能起身告辭。
如果你在那一刻見到我，一定能覺察到我臉上的狼狽和羞慚。
可我剛轉過身去，頌平又把我叫住了。
他讓我再等一下。
他靠在書桌前，手裡轉動着那支早已熄滅的雪茄，似笑非笑地望着我，神情忽然變得有點險谲。
“我要提醒你一件事。
說起來有點詭異啊，不過，你最好别往心裡去。
”頌平輕聲道。
“有什麼事你就說，别這麼裝神弄鬼的好不好？”我有點心煩意亂。
說實話，剛才，蔣頌平故意不接我的話茬，讓我多少有些意外。
“别把你姐姐的什麼最後通牒放在心上。
她也不過就是那麼一說。
” “你到底想說什麼？” “很明顯，你姐姐在撒謊。
” “我不太明白……” “你剛才說，今天早上，你姐夫常保國用大頭皮鞋踢她的小腹，是不是？你想想，這年頭哪來的什麼大頭皮鞋？你是賣過鞋的，應該比我清楚。
再說，既然你姐夫去年在昌平的車禍中瘸了一條腿，不管他用哪隻腳做支撐，”蔣頌平用手比劃了一下自己褲裆的位置，接着道，“他都不可能踢這麼高。
要麼你姐姐在撒謊，要麼……” 蔣頌平說到這兒，朝我莞爾一笑，看上去就像一個表情輕浮的業餘偵探。
坦率地說，他臉上那洋洋自得的神情，讓我有點反感。
我當然知道他話裡潛藏的意思。
他大概是懷疑我在撒謊吧。
到了車上，天空忽然飄起了小雨。
我打開那個紙袋，看了看，裡面有兩件新襯衫，是TOMMY牌的。
頌平送我襯衫，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可不知怎麼，這一次，看着那兩件斜紋條的襯衫，我心裡忽然就有些難過。
她替我包了茴香餡的餃子。
我雖是北京人，可平常不怎麼愛吃餃子，尤其是茴香餡的。
姐姐說，常保國聽說我答應搬家，這兩天心情不錯，一次也沒打過她，也很想和我好好喝兩盅。
我買了一點水果，并把頌平送我的兩件TOMMY牌襯衫帶了去，權作禮物。
我不敢告訴她，襯衫是蔣頌平送的。
多年來，在我們家，“蔣頌平”是一個被禁锢的名字。
同時被禁锢的，還有一段壓在姐姐心頭的秘聞。
常保國是否知道這段隐秘，我不敢肯定。
母親去世後，我從未回過椿樹街的老家。
有一次，我去大紅門，從一個福建人手裡，購買捷克産的KR膽管，恰好從椿樹街經過。
我遠遠看見老家的院門關着，也就沒去打擾他們。
姐姐有一個兒子在深圳，但已經懶得和他們來往。
有一年，姐姐和姐夫大老遠跑去寶安看他，那個與馬來西亞人結了婚的外甥，據說在一家公司擔任高管，竟然拒絕和他們見面。
夫妻倆在世界之窗公園逛了逛，對着按比例仿制的凱旋門和荷蘭風車，胡亂拍了幾張照片，就灰頭土臉地回來了。
可這并不影響姐姐逢人就炫耀她的兒子有出息。
椿樹街在南城，其實隻是一條狹窄的小胡同。
有人叫它椿樹坊，也有人叫它造甲營——大概是過去八旗兵制造铠甲的地方吧，總之比較混亂。
我們家的兩間磚房，又低又矮。
父親還活着的那些年月，又在旁邊的空地上接出了一間房。
居委會的人三天兩頭找上門來，勒令拆除。
父親照例一聲不響。
被逼急了，也隻是用一聲長長的歎息來表明他的态度： 啊！ 可誰都弄不清他這個“啊”到底是個什麼鳥意思。
母親已經有點頂不住了，可父親反而得寸進尺，用造房剩下來的磚瓦，在房前又圍了一個足有三四十平方米的小院。
奇怪的是，小院圍成以後，居委會的人卻再也不上門來了，他們采取了默認的态度。
他們害怕父親的沉默寡言。
父親長得高大白淨，背有點駝，對什麼事情都抱着一種無所謂的态度。
他原先是酒仙橋一家國營電子管廠的正式職工，後來不知出了什麼事，就被打發回家了。
成天圍着一塊白布圍裙，戴着藍咔叽布的袖套，在家對面的胡同裡替人修收音機。
我那時還小。
有一天，我問母親，爸爸為何從來不跟我們說話？母親說，他心裡很苦，性情就變了。
她還說，我剛出生的那些日子，他每次下班回家，進門第一件事趴在床上，在我臉上一頓亂親，連鞋都來不及脫呢。
聽她這麼說，站在一旁仰望着她的崔梨花，臉上就有了迷茫的表情。
“他也親我嗎？”憋了半天，生性膽小的崔梨花終于問道。
“也親。
”母親想了想，笑着摸了摸她的頭。
終于有一天，在那間光線幽暗的修理鋪裡，父親趴在堆滿半導體零件的小桌上，手裡攥着一把綠色的小改錐，死了。
據說是心肌梗塞。
那天傍晚，我到得稍微早了一點。
常保國在鄰居家打牌，還沒回家。
姐姐在砧闆上剁肉。
她本來也可以使用冰箱裡的肉末，可她說機器壓出來的肉泥有股子生鐵味，不好吃。
她隻比我大兩歲，可已經老得不成樣子了。
這麼多年來，我還是第一次這麼認真地打量她。
她笑起來的時候，總有一種故意讨好别人的意味。
雖說一向如此，可我每次看見她這張臉，心裡總有點厭惡。
她問我最近有沒有找到意中人，并馬上提到，她們單位有一個離異的同事，四十歲左右，有一個十三四歲的小男孩，人倒是很實誠，長得“美麗端莊”，就是說話有點大舌頭，問我願不願意見一見。
我告訴她，前幾天剛剛遇到過一位算命先生，聽他的口氣，似乎我這輩子再也結不上婚了。
我沒提是在哪兒見到這位算命先生的，她聽不得“蔣頌平”三個字。
“算命瞎子的話，你也能信？”姐姐說，“這些年，我給你說過的對象，少說也有一打了，高不成低不就的。
要我說，你恐怕心裡頭還是忘不了玉芬那個狐狸精。
” “沒準是吧。
”我笑了笑，胡亂地敷衍了一句，懶得和她再說下去。
“你要不要進裡屋去看會兒電視？保國一會兒就回來。
” 我麻木地望着她，沒有吱聲。
看着她近來染得黑裡透黃的頭發，我的心裡忽然有些傷感。
恍惚之中，我一度出現了錯覺，仿佛站在我面前的這個人，就是母親。
像母親那麼瘦，像母親那樣越長越小。
一陣涼風吹進屋來，老槐樹抖下幾片黃葉，我的鼻子不由得一陣陣發酸。
有點想，怎麼說呢，有點想過去摟摟她。
“要不，你到外面去轉轉？”姐姐對我的失神似乎也有點意外。
于是，我走到了屋子外面，坐在院子的門檻上抽煙。
胡同裡停滿了汽車、平闆車和殘疾人的三輪摩托。
父親當年工作過的那個修理鋪，早已不在了，如今開了一家明爐烤鴨店。
隔壁的國營理發店和一家浙江人開的裁縫鋪子也都不見了蹤影。
隻有公共廁所還在原先的位置，還像原先那樣騷哄哄的，隻是外牆貼上了藍白相間的瓷磚。
胡同裡來來往往的人，我自然是一個都不認得。
人的記憶，确實有點不太可靠。
我明明記得這個胡同，曾經是那麼寬，那麼長，仿佛到處都是樹木的濃蔭，滿地都是白色的槐花，不像如今這般雜亂和逼仄。
小時候，胡同東面的丁字路口，長年都有小販在那兒擺攤。
夏天是搖着扇子、戴着草帽、疊着好幾層肚皮的大爺，照看那一堆碧綠的西瓜。
冬天，占據那個街角的，是烘爆米花的山東人，或是賣冰糖葫蘆和棉花糖的小販。
坐在門檻上，看着夕陽中荒蕪的街道，我心裡有一種浮薄的陌生感。
那些過去生活的吉光片羽，像某種早已衰竭的聲音留下的回響，攪動着遲鈍的記憶。
我并不喜歡懷舊，心中有些沉甸甸的傷感，也許正是因為這個地方曾被稱作“家”吧。
屋頂上的飒飒的樹聲，枝桠上的月亮，蟬鳴和暴雨，以及清晨空氣中剛出爐的煤渣的香氣，曾經日複一日，伴我入睡，也曾在黑夜中輕輕觸摸我的靈魂。
一旦那種特有的幽寂之感壓在心頭，你就會有一種時過境遷，精華已盡的恐懼，就像你全部的好日子都已經被揮霍完畢。
我們家在胡同的東頭，蔣頌平住在街西。
我們兩家之間，隔着一座小四合院和一機部的家屬大院。
那座精緻的小四合院不常有人住，但偶爾也可以看到門口的石獅子前，停着一輛黑色的高級轎車。
到了夜深人靜的時候，樹木掩翼的小院中，有時也會亮起一片迷蒙的燈光，通宵達旦。
直到現在，我仍然不知道當初住在裡面的到底是什麼人。
我時常看見幼年的蔣頌平，踢着一隻髒兮兮的豬尿脬，或者滾着一個當當作響的小鐵環，從街西一路走過來，快到丁字路口，又再折回去。
我們家的位置，恰好處在他神秘而孤獨的旅程的折返點。
有時候，蔣頌平手裡，既無尿脬，也無鐵環和彈弓，而是用一枚棗核劃着牆，在那些布滿“我日”和“打倒”字樣的灰泥牆上，留下一道道白印，直到他把棗核磨出眼睛和嘴，使它變成一張人臉。
幾乎沒有人搭理他。
每當他走過我們家門口，母親總是要多管閑事地探一探身子，朝外面張望，并感慨一句：蔣二麻子家的這根獨苗，大概是她所見過的最孤獨的孩子了。
“蔣二麻子”是誰，他們家大人是幹什麼的，我從未聽人說起，更未見過面，仿佛他們壓根兒就從未存在過。
後來，頌平漸漸就和我姐姐混熟了，并很快加入了女孩子們的遊戲。
踢毽子，跳橡皮筋，抓羊拐，居然樣樣精通。
蔣頌平自甘堕落地在女孩兒堆裡混，大概是那個年代過于寂寞了吧。
我記得有一段時間，姐姐忽然就迷上了抓羊拐遊戲。
她把羊的踝骨磨得像玉石一般玲珑剔透，将它們浸泡在紅墨水中染色。
她還偷偷地用珍貴的綠豆縫制漂亮的沙包，不知道挨了母親多少巴掌。
我從未玩過這種遊戲，也不大知道它的規則，但我似乎聽說，要玩這個遊戲，至少得有四枚羊拐才行。
在那個年月，要弄到這些東西并不容易。
而蔣頌平有一個魔術師的口袋，隻要姐姐想要，他的口袋裡一定會有。
當他把一枚枚不知從哪裡弄來的黑乎乎的油膩之物遞到姐姐手中，傻傻地向她大獻殷勤的時候，姐姐總是對他哈哈大笑： “蔣頌平，莫非，你爸媽是開羊肉店的？” 父親發心髒病猝死之後，有很長一段時間，我幾乎每天都會去他幹活的那家無線電修理店。
在父親生前用過的那個工作台前，靜靜地坐上一會兒，心裡就會好受一點。
店裡另外兩個修理工，隻當看不見我。
他們既不和我說話，也不關心我幹什麼。
甚至就連父親死去的那些日子，我也沒有從他們嘴裡聽到片言隻字的安慰。
我的心裡受不了那份冷漠，就暗暗地懷上了憎恨。
我每天大模大樣地走進修理店，坐在父親的工作台前，看着那台裝了一半的收音機和那把綠色的小改錐發愣，仿佛那是屬于我的權利。
等到天漸漸地黑下來，母親流着淚找到我，一聲不響地把我從那兒領回去。
幾乎每天都是如此。
直到有一天，那個名叫“徐大馬棒”的修理工，默默地走到我跟前，陪我坐了好半天。
他一連抽了兩根煙之後，神情就變得更加肅穆。
他把一隻大手放在我的肩膀上，重重地歎了口氣，忽然對我說： “我們來做個交易怎麼樣？你要是能夠讓你父親留下來的這台半導體發出聲音，你就可以把它帶走。
怎麼樣？” 那時候，我還很小，能夠擁有一台屬于自己的收音機，簡直是一件連想都不敢想的事。
于是，我開始試着擺弄起那台覆滿灰塵的收音機來。
徐大馬棒也開始教我一些簡單的技藝。
比如，把散亂的漆包線均勻地繞在線軸上；用小刮刀刮去電池彈簧上的鐵鏽；如何找到短路的線頭，化開小焊點，用焊槍把線頭重新接上；如何給收音機外接一組容量更大的電池；如何安裝電容和電阻…… 差不多兩個星期之後，父親的那台隻裝了一半的收音機居然出聲了。
我至今還記得，收到的第一個節目，是宋玉慶演唱的現代京劇《奇襲白虎團》。
如果說，在漫長的童年時代，我曾經偷偷地崇拜過什麼人的話，那就要算是宋玉慶了。
我一直固執地認為，他的英武挺拔，絕不是今天的周傑倫之流可以望其項背的，就算玉芬少女時代所暗戀的大衆偶像王心剛，相比之下，也要略遜一籌。
迄今為止，這段《打敗美帝野心狼》，仍是我唯一學會的京劇唱腔。
同志們一番辯論心明亮 識破敵人鬼心腸 美帝野心實狂妄 夢想世界逞霸強 失敗時，它笑裡藏刀把和平講 一旦間，緩過勁來張牙舞爪又發瘋狂 …… 在那個陽光明媚的午後，我聽着這段唱腔，忽然想到，如果父親還在，如果他也能聽見這段唱，知道我已經學會了修收音機，那該多好啊！想着想着，就一個人哭了起來。
一陣涼風吹到我臉上，我心裡忽然一松，那麼多天來堵住我嗓子眼、壓在我心上的石頭，忽然不見了。
我終于接受了父親離去這一事實。
徐大馬棒為我的收音機特地縫制了一個黑皮套。
母親在傍晚找到我的時候，我聽見徐大馬棒對母親笑道： “這孩子，是塊好料，比連昆（我父親）強啊。
” “那将來，就讓他跟你當徒弟吧。
”母親說。
“别呀，”徐大馬棒把收音機裝入皮套，按上搭扣，鄭重其事地交到我手中，笑道，“他要入了這一行，哪還有我們的飯吃？” 聽他這一說，母親就更高興了。
她拽着我的手，踩着吱吱作響的凍雪，沿着空蕩蕩的胡同往家走。
我抱在懷裡的那台收音機，一路上都在唱着《老房東查鋪》。
到了胡同口，忽然看見蔣頌平手裡拿着一隻陀螺，在黑暗中張着嘴，一動不動地望着我們。
他戴着有護耳的皮帽子，眼睛睜得很大。
直到現在，我還記得當時他那驚駭和羞澀的眼神。
第二天，他果斷地将那些成天在一起厮混的女孩子撇在了一邊，從此緊緊地攆上了我。
我們之間的交往，就是從他纏着我借收音機開始的。
一九七六年八月，關于地震的謠傳，開始在胡同的各個角落裡醞釀并發酵。
“七·二八”唐山大地震之後，一機部家屬大院的鍋爐房煙筒被震歪，它那搖搖欲墜的樣子，看上去讓人觸目驚心，無疑也迅速放大了人們心頭的恐懼。
很快，大院裡搭起了防震棚，椿樹街的居民随即開始仿效。
理發店邊的樹林裡，街西護城河邊的空地上，簡陋的防震棚，一座接着一座地繁殖。
還有人用麻繩和床單在樹林裡搭了吊床。
恐慌在靜靜地蔓延。
七八月份的北京，是雨水最多的時節。
最令人不可思議的一幕，出現在八月中旬的暴風雨之夜。
那天晚上，母親帶着我和姐姐，趁着天黑，去護城河邊偷偷地為父親燒紙。
回來的路上，就遇到了突如其來的瓢潑大雨。
深夜的大街上空無一人，可當我們走到向陽照相館的邊上，卻突然發現，鋪着碎磚的街心，居然擱着一張孤零零的行軍床。
一個一米八幾的大漢，身上嚴嚴實實地裹着塑料布，手裡還抱着一把雨傘，在大雨中呼呼大睡。
母親笑着指給我們看，感歎世界上還有這麼怕死的人。
崔梨花這時終于不失時機地接過話頭，哆哆嗦嗦地說了一句： “您還别說，我覺得吧，弟弟好像，也有點怕……” 母親不斷地安慰我們，就算是地震把我們家的那幾間破房子震塌了，屋頂上的那幾片爛瓦，是砸不死人的。
再說了，就算地震是毀滅性的，全北京都震塌了，也沒什麼大不了的。
那些當官的，有錢的，都能死，我們這樣的窮人本來命就不值錢，死就死吧。
聽她這麼說，我和姐姐立刻就驚恐地意識到，她的這種想法根本不合邏輯，也很愚蠢。
我們一緻決定，對她消極悲觀的糊塗思想，進行一番死纏爛打的哭鬧。
後來，母親被我們逼得沒辦法，就請人在院裡搭了一個小棚子，用磚頭壘了一張床鋪，讓我和姐姐睡在裡面。
可她自己呢，堅持睡在老屋裡等死。
那時，我和蔣頌平已成為形影不離的朋友了。
他們家住在一幢五層樓的公寓房裡，房子一倒，可不是鬧着玩的。
因此，他有充足的理由提出在我們家的防震棚中借宿。
母親想都沒想就答應了。
蔣頌平雖說平常形單影隻，一副不遭人待見的可憐樣兒，待人接物卻是八面玲珑，能說會道。
他整天在胡同裡東遊西竄，見多識廣，也很招人喜歡。
他不僅知道安東尼奧尼以拍電影為幌子，喬裝打扮，混入我國境内，伺機謀害偉大領袖毛主席；而且還知道每個石榴裡的石榴籽兒是恒定不變的，不管你怎麼數，都是六百六十五顆。
蔣頌平和我們同吃同住的那些日子，母親還時常和他開玩笑，要他幹脆就待在我們家，給她當兒子得了。
還有一句話，母親時不時挂在嘴邊：“這孩子，太聰明了。
要是有一天，資本主義果真複了辟，唉，你們姐弟倆恐怕隻有替他打工的份兒。
” 我們沒把她的話當回事。
因為，我們心裡都有一個堅定的信念，不管天底下發生什麼事，資本主義是不會複辟的。
我一直不知道蔣頌平他們家出了什麼事，在地震将臨的生死關頭，他的父母和家人依然沒有露面。
問母親，她也不肯說。
最後，隻是淡淡地說了兩個字：很慘。
在恐懼被無限放大的同時，鬧地震的那段日子，也給我們帶來了一種難以抑制的興奮。
學校放了假，我們無所事事，每天都披星戴月地在外面瘋跑。
蔣頌平時常帶我去郊外的野河裡遊泳——我們隻消沿着東街的丁字路口往南走，繞過一家煤球廠和一座荒草叢生的明代團城，穿過一條鐵路橋的橋洞，就來到了野外的河邊。
遊完泳，我們就躺在農民的西瓜地裡，吃飽了西瓜後，再美美地睡上一覺。
醒來後，肚子餓了，還可以再吃。
實在無聊的時候，我們也會到徐大馬棒的修理鋪去逛逛。
那時的店鋪裡，新來了一位修理工，占據了父親原先的那個工作台。
徐大馬棒的鋪子，營業範圍有所擴大，也開始修理錄音機或黑白電視機一類的玩意兒。
徐大馬棒自稱是這個世界上最不怕死的人，他可不願意費事去搭什麼防震棚！什麼二号病啦，什麼美蘇核戰争啊，什麼毀滅性的地震啊，統統不在話下。
他的觀點與母親如出一轍。
他說： “人固有一死。
别人能死，我也能死；别人不死，我也不妨一死……” 在地震鬧得人人自危的那些日子裡，居委會的大媽大嬸成天拿着個鐵皮喇叭，戴着紅袖章，在胡同裡來回巡邏，告誡居民們晚上睡覺時千萬不能脫襪子。
徐大馬棒也許是整個椿樹街上唯一一個氣定神閑的人了吧。
可蔣頌平根本不同意我的看法。
他認為，徐大馬棒是在吹牛。
他對我說： “你糊塗啊！人哪有不怕死的？你看，徐大馬棒好像不把地震當回事，一副不怕死的樣子。
可你有沒有發現，他的工作台的角落裡，有個彈簧，彈簧上還倒豎着一隻空的汽水瓶。
那是他自己研制的簡易地震測報器。
如果真的發生了地震，整個椿樹街上，馬棒就是第一個知道的人。
你要不信，我們就來做個試驗。
” 說罷，蔣頌平從口袋裡摸出一把彈弓，隔着窗戶，把粉紅色的輪胎皮拉得長長的，随後，手一松，隻聽“當”的一聲，被擊落的汽水瓶掉在地上，立刻摔得粉碎。
正在專心緻志地修着收音機的徐大馬棒，像是觸了電似的，不由得就是一哆嗦。
他茫然地朝四周看了看，然後，他彎下腰去，瞅了瞅地上的碎玻璃，随即摘下老花鏡，往桌上一扔，像中了邪似的，在屋裡拍着屁股，跳着腳大叫起來： “地震、地震！乾貴，白菜幫子，快！你們倆，快跑！不好啦，地震啦……” 蔣頌平嘿嘿地笑了兩聲，拉着我，一貓腰，躲在了窗戶底下，壓低了聲音，譏諷道：“你媽屄！老東西！地震了，你倒是趕緊往外跑啊，在屋子裡跳什麼跳？” 馬棒不怕死的神話，當然是不攻自破。
可我沒笑。
不知怎麼，我覺得頌平的玩笑也有點太過殘酷了。
我是一個喜歡讓自己的感覺停留在事情表面的人。
我有點為馬棒感到難過。
因為在我很小的時候，就明白了一個道理，不論是人還是事情，最好的東西往往隻有表面薄薄的一層，這是我們的安身立命之所。
任何東西都有它的底子，但你最好不要去碰它。
隻要你捅破了這層脆弱的窗戶紙，裡面的内容，一多半根本經不起推敲。
地震風波還沒有最後平息，我們的生活就已經被悄然改變。
突然有一天，蔣頌平不再上門。
他沒有留下任何解釋，就從我們的視線中消失了。
我問母親，她就闆起臉來，對我吼道：“你問他做什麼！這種人，以後少跟他來往。
就當他死了。
早死早投胎！” 我又去問姐姐，姐姐的眼睛紅紅的，茫然若失，半天才哭着對我說： “請你以後别再跟我提他，好不好？” 我說過，我是一個不愛尋根究底的人，也就沒再去為難她們。
在蔣頌平和姐姐之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我不知道，也沒什麼興趣，隻是心裡又多了塊
作曲家是個法國人，名叫霍爾德，出生于十八世紀末。
這個作品原先是一出歌劇，講述法國大革命時期的女性向往自由的故事。
标題翻成中文，似乎叫做《女大不中留》。
這部歌劇，後來被一個名叫蘭切貝利的人改編成管弦樂，并由他親自擔任指揮，英國柯文特皇家花園樂隊演奏。
至于霍爾德本人，也許根本算不上什麼像樣的音樂家。
你翻遍所有的音樂辭典，似乎也很難找到他的名字。
但這張唱片，對于很多剛開始聽古典音樂的人來說，無疑是一劑迷藥。
它的音色、空間感和弦樂的密度感，有一種剛柔相濟的美。
事實上，雖然我不太喜歡這個曲子，但也不得不承認，它的演錄水平無與倫比。
就算你從來沒聽過任何一首古典音樂，隻要你把這張碟耐心地聽上五六分鐘，你就很難抵擋它的誘惑。
你會以為自己瘋狂地喜歡上了“古典音樂”。
這當然是一種錯覺。
正是因為它把很多不相幹的人，領進了古典音樂發燒的門檻，并哺育他們成長，故而它又有“奶媽”之稱。
我所結識的發燒友，幾乎人手一張。
而在茶餘飯後，強迫朋友們到地下室欣賞“奶媽碟”，也成了蔣頌平的保留節目。
他之所以這麼做，也不完全是出于替我“釣魚”的考慮。
他本人在讀大學時拉過小提琴，喜歡海菲茲和柯崗，他總愛向他的朋友們炫耀一下自己與衆不同的生活品位。
頌平不僅交友廣泛，賓客衆多，妻子那一頭，親朋故舊，什麼七大姑、八大姨的，也喜歡往他們家紮堆兒。
在我的記憶中，他們家從來就沒有過安靜的時候。
就像俗話說的，座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
似乎不來上十七八個客人，他們家就開不了飯。
任何時候，他們家都像是過節般亂哄哄的。
今天的狀況當然也不會例外。
午餐後的客廳，已恢複了原先的整潔，可房子裡仍彌漫着白酒、花椒油和四川臘腸的味道。
幾個女人圍坐在沙發前，聽一個八九歲女孩拉小提琴。
我一個都不認識。
餐桌邊坐着兩個神态麻木、虛弱不堪的老太太，她們已經老到隻會喘氣的地步了。
其中一個是蔣頌平的姑媽，另一個則是嶽母。
她們不說話，靜默中偶爾朝這邊呆望一兩眼。
小女孩在拉了一段拉赫瑪尼諾夫的《無詞歌》之後，在衆人的慫恿之下，又拉了一首《新疆之春》。
應當說，她拉得實在是很難聽。
我無法長時間裝出饒有興趣的樣子，就直接去了地下室。
頌平也不在那兒。
黑暗中，我隐約看見幾個人，正戴着3D眼鏡，聚在那裡看《加勒比海盜》。
保姆往那兒送果盤，順便告訴我，頌平在樓上的書房裡。
可頌平并不是一個人在那兒。
在書桌的另一側，坐着一個身穿咖啡色中式對襟衫的中年人。
由于不勝酒力，他那張青筋暴突的臉一直紅到脖子裡。
頌平向我介紹說，這位姓杭的大師，是一位道行很深的堪輿家。
頌平打算在大興新建一個服裝廠，請這位“異人”來幫他看看風水。
據說，這位神通廣大的高人不光會看風水，還會替人算命。
頌平執意讓他給我算一卦，我也不好推辭。
杭大師猛然睜開了惺忪的醉眼，使勁地搖晃了一下頭，把自己從醉夢中拽了回來，笑呵呵地問我算什麼。
随後，他又愣愣地看了一眼頌平，嘴裡嗫嚅道： “不好。
要吐。
” “你就替他算算婚姻吧。
”頌平道，“我的這位兄弟，也沒啥别的嗜好，就是老惦記着結婚。
” 杭大師從上衣口袋裡取出三枚銅錢來，那是被磨得油光锃亮的“康熙通寶”。
他把銅錢遞到我手上，讓我打卦。
按照他的吩咐，我在地毯上一連抛了六次。
大師幹嘔了幾下，跟頌平要來了紙和筆，随便在紙上畫了畫，眼睛朝上翻了翻，就對我宣布說： “結過了。
” 随後，他就閉上金口，陷入了莫測高深的沉默之中。
這命，似乎已經算完了。
我低聲下氣地請教他，讓他解釋一下，所謂的“結過了”，到底是個什麼意思。
大師沒有搭理我，而是用一種充滿疑惑的神情，怔怔地看着頌平： “不好。
真的要吐。
” 他扶着桌子，晃晃悠悠地站起身來，接連放了幾個特别婉轉的屁。
頌平面露嫌惡之色，大概是擔心大師的嘔吐，弄髒了他的房間，什麼話都沒說，由他捂着嘴，匆匆跑下樓去了。
“他剛才說，結過了，我有點聽不明白。
”大師走後，我對頌平道。
“沒戲。
”頌平道，“聽他的意思，大概是說，你這輩子就甭想結婚了。
正好，你也不用惦記着那狗娘養的小朱了……” 話沒說完，我們都聽見了樓下花園裡傳來的嘔吐聲。
大師吐得摧腸瀝肝，連頌平都皺起了眉頭。
頌平說的那個“小朱”，原是他們公司裡的一位出納，名叫朱蕊蕊。
我和玉芬離婚後，頌平一直在幫我張羅着再找個人成家。
但他給我介紹的對象，不是職工食堂的胖丫頭，就是笨手笨腳、專管打掃衛生的清潔工，沒有一個讓我能夠稍稍看得上眼的。
頌平把給我介紹對象看成是他分内的事。
我們是從小一塊長大的，平常知根知底。
除了他之外，我還真的想不起來，還有誰可以稱為“朋友”的。
頌平總怪我挑三揀四，我隻得嚴肅地提醒他，我雖然窮，卻也并非饑不擇食。
我倒是對他們公司的出納小朱情有獨鐘，她笑起來傻呵呵的，眉眼有點像玉芬。
有一次喝多了酒，我便委婉地向頌平表露了這個意思。
老蔣似乎吓了一跳，他未置可否地幹笑了兩聲，對我道：“你怎麼會偏偏看中她？” 我告訴他，家母病重之際，曾跟我交代說，人人都會有一個老婆。
她就躲在這個世界的某處，緣分一到，她就會立即現身。
你一旦瞧見她，心裡馬上就會明白，這人就是自己天造地設的婆娘。
不消說，我第一次看見朱蕊蕊的時候，心裡就是這麼想的。
頌平愣了半晌，正色地對我道： “不行。
我廠裡的人，你随便挑，什麼人都行，唯獨她不行。
” 後來，這個朱蕊蕊，很快就被頌平送到了渥太華，辦了移民。
還和他生了一個兒子。
你可以想見，為什麼我每次見到蔣頌平，心裡都像是做賊似的。
最讓我受不了的是，他每次在我面前提到這個朱蕊蕊，都稱她為“你嫂子”。
為此，我曾一度發誓不再跟蔣頌平來往。
可蒼天有眼，這個朱蕊蕊到了加拿大，還不到兩年，就被一個打架子鼓的洋人勾跑了。
辦離婚的時候，頌平連兒子的撫養權都沒争到。
現在，我們終于可以毫無顧忌地談論朱蕊蕊，就像是在談論一個完全不相幹的人。
大師嘔吐完了以後，也沒再到樓上來。
頌平從木盒裡取出一支雪茄，一邊用噴槍燒着，一邊輕輕地甩動着它，然後對我說： “我要跟你說件正經事。
我最近剛認識了一位朋友。
他是做什麼的，什麼來頭，我一概不知。
是真的不知道，不騙你。
可你一見這個人，總覺得他有點，怎麼說，有點他媽的神秘兮兮。
我也不知道那種感覺是從哪兒來的。
按說，他那長相，也沒啥特别的，可臉上那神情，看上去有些他娘的瘆人。
不瞞哥兒們說，在有錢人的俱樂部裡，我不過是一個小角色，這你是知道的。
我問了很多人，也沒弄清他是個什麼來路。
他的名字也很怪，叫做丁采臣。
對了，你看過一部叫做《倩女幽魂》的電影嗎？好，咱們先不說這事兒。
這個人，這個姓丁的，前些日子，托人介紹找到了我，讓我務必幫他弄一套全世界最高檔的音響，越快越好。
錢當然不是問題。
這是個好買賣，對不對？OK，我第一時間就想到了你。
” “他是發燒友嗎？” “看來不太像。
”頌平的神色忽然變得有幾分異樣，似乎一提到這個人，目光就有點畏懼。
“這是一條大魚沒錯兒，可你也得小心一點。
你可以趁機敲他一筆，但我希望，你不要做得太離譜。
這年頭，凡事總要留個餘地為好。
憑我的直覺，這個人有點邪行。
” “有沒有預付款？” “這個呢，你自己跟他聯系。
這是他的名片。
你可以給他一個卡号，讓他先把預付款打過來。
你和這種人打交道，千萬得多留幾個心眼啊。
他看你的目光，不知怎麼搞的，冰冷冰冷的，有點像是魂不附體，屬于那種你一見到他，背脊就不由得一陣陣發涼的人。
” 按頌平的說法，這個名叫丁采臣的人，隻和他見過一次面，給他留下的印象竟然如此令人膽寒，連你聽上去，也多少有點不可思議吧？雖說我對這個未來的客戶也多少有點好奇心，可說真的，也沒怎麼把這件事放在心上。
我餓着肚子來到頌平的住處，也有自己的隐衷。
姐姐崔梨花已經給我下了最後通牒。
她讓我無論如何，得盡快從她家的房子裡搬走。
而我在剛才的電話中，已經答應她了。
在我被姐姐逼得沒辦法的時候，腦子裡猛然就閃現出蔣頌平那張虛胖的臉來，好像這張臉讓我心裡有了底。
我心一橫，就答應了她。
想到自己在這個世界上混了四十八年，眼見得終于混到了無家可歸的地步，心裡就有點控制不住的凄涼和厭倦。
我問頌平，能不能請他在服裝廠裡随便騰個地方出來，讓我暫時落個腳。
車間、倉庫什麼的，都行。
頌平吃驚地看了我一眼，從桌上拿起那隻正在充電的手機，一條條查看短信，嘴角一撇，掠過一絲不太自然的笑容： “我還是有點不太明白。
你老兄，在石景山住得好好的，怎麼忽然就想到要搬家？” “房子是我姐姐的。
他們的境況也不太好。
打算把房子租出去。
” “那個破房子，我記得，北牆裂了那麼大的一個口子，呼呼地往裡灌風，怎麼能租得出去？” “姐姐和姐夫打算搬回到石景山來住，想把椿樹街的那套帶小院的老房子租出去。
一個證券公司的高管不久前找到了他們，打算租下那個小院，開一個酒吧。
” “伯母現在身體還好嗎？”頌平忽然問。
“五年，不，六年前，就已經過世了。
”我也吃驚地看了頌平一眼。
“唉，這話你跟我說過多次了。
你看我這腦子，近來總愛忘事。
這記性說不行，就不行了。
伯母去世的那會兒，我正好在加拿大，沒趕上她的葬禮，因此總覺得她還活着。
小時候，在椿樹街住着的那會兒，我嘴饞，沒少吃她老人家做的粢飯糕，又松又脆。
你們家的房子臨街，還帶個小院，對不對？那種地方，要是開酒吧，生意一定不會差。
” 過了一會兒，頌平輕輕地歎了口氣，又道：“我這裡也沒有多餘的空房子。
這兩年，服裝廠的生意，你是知道的。
我們的襯衫，貼牌銷往國外，說到底，也就掙點手工費。
可不論是美國，還是歐洲，經濟都不景氣，貨物積壓很嚴重。
再說了，如今的工人，胃口越來越大，工資和福利一漲再漲，也有點讓我吃不消了。
” “我不會住很長時間。
少則兩個月，多則半年。
等我找到了合适的房子，就搬出去。
” 頌平沒再接話，而是把目光轉向了朝西的窗戶：“這兩天降了溫，西山一帶的楓葉雖還沒紅透，也有點意思了。
早上一睜眼，朝窗外乍一看，冷不丁地還以為自己是在加拿大呢。
” “他們讓我最好月底前就搬出去。
姐姐還好商量，關鍵是我那姐夫常保國。
他是湖北人，脾氣有點暴躁，要是發起牛脾氣來，能把痰直接吐到你的領子裡。
他是開出租車的，去年在昌平翻車撞死了人，自己也瘸了一條腿。
” “湖北人，是有點難纏。
九頭鳥嘛。
”頌平遞給我一小杯茶，笑道：“昨天有人給我送了點滇紅來，你嘗嘗。
近來金駿眉炒得很厲害，有點離譜。
可要我說，還是滇紅的味道正一些。
” “那個常保國，倒也不常來找我的麻煩，可他成天拿我的姐姐撒氣。
我有點不好意思再賴在他們家了。
今天早上，他還用大頭皮鞋直接踹她的，她的下腹部，害得她尿血了。
” “車到山前必有路。
”頌平陰沉着臉，再次皺了皺眉，“我去一下衛生間。
” 等到他從隔壁卧室的衛生間出來，身上已經換了一套運動服。
他把手裡提着的一個紙袋塞到我手裡，告訴我，他要去香山的一個會所打網球。
然後，又像是忽然想起了一件事似的，對我說： “那個姓丁的，你一定記得給他打電話。
你怎麼和他做生意，這我不管，但有一點，該說的話你可以說，不該問的，一句也不要多問。
” 在這種情況下，我隻能起身告辭。
如果你在那一刻見到我，一定能覺察到我臉上的狼狽和羞慚。
可我剛轉過身去，頌平又把我叫住了。
他讓我再等一下。
他靠在書桌前，手裡轉動着那支早已熄滅的雪茄，似笑非笑地望着我，神情忽然變得有點險谲。
“我要提醒你一件事。
說起來有點詭異啊，不過，你最好别往心裡去。
”頌平輕聲道。
“有什麼事你就說，别這麼裝神弄鬼的好不好？”我有點心煩意亂。
說實話，剛才，蔣頌平故意不接我的話茬，讓我多少有些意外。
“别把你姐姐的什麼最後通牒放在心上。
她也不過就是那麼一說。
” “你到底想說什麼？” “很明顯，你姐姐在撒謊。
” “我不太明白……” “你剛才說，今天早上，你姐夫常保國用大頭皮鞋踢她的小腹，是不是？你想想，這年頭哪來的什麼大頭皮鞋？你是賣過鞋的，應該比我清楚。
再說，既然你姐夫去年在昌平的車禍中瘸了一條腿，不管他用哪隻腳做支撐，”蔣頌平用手比劃了一下自己褲裆的位置，接着道，“他都不可能踢這麼高。
要麼你姐姐在撒謊，要麼……” 蔣頌平說到這兒，朝我莞爾一笑，看上去就像一個表情輕浮的業餘偵探。
坦率地說，他臉上那洋洋自得的神情，讓我有點反感。
我當然知道他話裡潛藏的意思。
他大概是懷疑我在撒謊吧。
到了車上，天空忽然飄起了小雨。
我打開那個紙袋，看了看，裡面有兩件新襯衫，是TOMMY牌的。
頌平送我襯衫，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可不知怎麼，這一次，看着那兩件斜紋條的襯衫，我心裡忽然就有些難過。
短波收音機
星期五早上，姐姐打來一個電話，讓我回一趟椿樹街的老家。她替我包了茴香餡的餃子。
我雖是北京人，可平常不怎麼愛吃餃子，尤其是茴香餡的。
姐姐說，常保國聽說我答應搬家，這兩天心情不錯，一次也沒打過她，也很想和我好好喝兩盅。
我買了一點水果，并把頌平送我的兩件TOMMY牌襯衫帶了去，權作禮物。
我不敢告訴她，襯衫是蔣頌平送的。
多年來，在我們家，“蔣頌平”是一個被禁锢的名字。
同時被禁锢的，還有一段壓在姐姐心頭的秘聞。
常保國是否知道這段隐秘，我不敢肯定。
母親去世後，我從未回過椿樹街的老家。
有一次，我去大紅門，從一個福建人手裡，購買捷克産的KR膽管，恰好從椿樹街經過。
我遠遠看見老家的院門關着，也就沒去打擾他們。
姐姐有一個兒子在深圳，但已經懶得和他們來往。
有一年，姐姐和姐夫大老遠跑去寶安看他，那個與馬來西亞人結了婚的外甥，據說在一家公司擔任高管，竟然拒絕和他們見面。
夫妻倆在世界之窗公園逛了逛，對着按比例仿制的凱旋門和荷蘭風車，胡亂拍了幾張照片，就灰頭土臉地回來了。
可這并不影響姐姐逢人就炫耀她的兒子有出息。
椿樹街在南城，其實隻是一條狹窄的小胡同。
有人叫它椿樹坊，也有人叫它造甲營——大概是過去八旗兵制造铠甲的地方吧，總之比較混亂。
我們家的兩間磚房，又低又矮。
父親還活着的那些年月，又在旁邊的空地上接出了一間房。
居委會的人三天兩頭找上門來，勒令拆除。
父親照例一聲不響。
被逼急了，也隻是用一聲長長的歎息來表明他的态度： 啊！ 可誰都弄不清他這個“啊”到底是個什麼鳥意思。
母親已經有點頂不住了，可父親反而得寸進尺，用造房剩下來的磚瓦，在房前又圍了一個足有三四十平方米的小院。
奇怪的是，小院圍成以後，居委會的人卻再也不上門來了，他們采取了默認的态度。
他們害怕父親的沉默寡言。
父親長得高大白淨，背有點駝，對什麼事情都抱着一種無所謂的态度。
他原先是酒仙橋一家國營電子管廠的正式職工，後來不知出了什麼事，就被打發回家了。
成天圍着一塊白布圍裙，戴着藍咔叽布的袖套，在家對面的胡同裡替人修收音機。
我那時還小。
有一天，我問母親，爸爸為何從來不跟我們說話？母親說，他心裡很苦，性情就變了。
她還說，我剛出生的那些日子，他每次下班回家，進門第一件事趴在床上，在我臉上一頓亂親，連鞋都來不及脫呢。
聽她這麼說，站在一旁仰望着她的崔梨花，臉上就有了迷茫的表情。
“他也親我嗎？”憋了半天，生性膽小的崔梨花終于問道。
“也親。
”母親想了想，笑着摸了摸她的頭。
終于有一天，在那間光線幽暗的修理鋪裡，父親趴在堆滿半導體零件的小桌上，手裡攥着一把綠色的小改錐，死了。
據說是心肌梗塞。
那天傍晚，我到得稍微早了一點。
常保國在鄰居家打牌，還沒回家。
姐姐在砧闆上剁肉。
她本來也可以使用冰箱裡的肉末，可她說機器壓出來的肉泥有股子生鐵味，不好吃。
她隻比我大兩歲，可已經老得不成樣子了。
這麼多年來，我還是第一次這麼認真地打量她。
她笑起來的時候，總有一種故意讨好别人的意味。
雖說一向如此，可我每次看見她這張臉，心裡總有點厭惡。
她問我最近有沒有找到意中人，并馬上提到，她們單位有一個離異的同事，四十歲左右，有一個十三四歲的小男孩，人倒是很實誠，長得“美麗端莊”，就是說話有點大舌頭，問我願不願意見一見。
我告訴她，前幾天剛剛遇到過一位算命先生，聽他的口氣，似乎我這輩子再也結不上婚了。
我沒提是在哪兒見到這位算命先生的，她聽不得“蔣頌平”三個字。
“算命瞎子的話，你也能信？”姐姐說，“這些年，我給你說過的對象，少說也有一打了，高不成低不就的。
要我說，你恐怕心裡頭還是忘不了玉芬那個狐狸精。
” “沒準是吧。
”我笑了笑，胡亂地敷衍了一句，懶得和她再說下去。
“你要不要進裡屋去看會兒電視？保國一會兒就回來。
” 我麻木地望着她，沒有吱聲。
看着她近來染得黑裡透黃的頭發，我的心裡忽然有些傷感。
恍惚之中，我一度出現了錯覺，仿佛站在我面前的這個人，就是母親。
像母親那麼瘦，像母親那樣越長越小。
一陣涼風吹進屋來，老槐樹抖下幾片黃葉，我的鼻子不由得一陣陣發酸。
有點想，怎麼說呢，有點想過去摟摟她。
“要不，你到外面去轉轉？”姐姐對我的失神似乎也有點意外。
于是，我走到了屋子外面，坐在院子的門檻上抽煙。
胡同裡停滿了汽車、平闆車和殘疾人的三輪摩托。
父親當年工作過的那個修理鋪，早已不在了，如今開了一家明爐烤鴨店。
隔壁的國營理發店和一家浙江人開的裁縫鋪子也都不見了蹤影。
隻有公共廁所還在原先的位置，還像原先那樣騷哄哄的，隻是外牆貼上了藍白相間的瓷磚。
胡同裡來來往往的人，我自然是一個都不認得。
人的記憶，确實有點不太可靠。
我明明記得這個胡同，曾經是那麼寬，那麼長，仿佛到處都是樹木的濃蔭，滿地都是白色的槐花，不像如今這般雜亂和逼仄。
小時候，胡同東面的丁字路口，長年都有小販在那兒擺攤。
夏天是搖着扇子、戴着草帽、疊着好幾層肚皮的大爺，照看那一堆碧綠的西瓜。
冬天，占據那個街角的，是烘爆米花的山東人，或是賣冰糖葫蘆和棉花糖的小販。
坐在門檻上，看着夕陽中荒蕪的街道，我心裡有一種浮薄的陌生感。
那些過去生活的吉光片羽，像某種早已衰竭的聲音留下的回響，攪動着遲鈍的記憶。
我并不喜歡懷舊，心中有些沉甸甸的傷感，也許正是因為這個地方曾被稱作“家”吧。
屋頂上的飒飒的樹聲，枝桠上的月亮，蟬鳴和暴雨，以及清晨空氣中剛出爐的煤渣的香氣，曾經日複一日，伴我入睡，也曾在黑夜中輕輕觸摸我的靈魂。
一旦那種特有的幽寂之感壓在心頭，你就會有一種時過境遷，精華已盡的恐懼，就像你全部的好日子都已經被揮霍完畢。
我們家在胡同的東頭，蔣頌平住在街西。
我們兩家之間，隔着一座小四合院和一機部的家屬大院。
那座精緻的小四合院不常有人住，但偶爾也可以看到門口的石獅子前，停着一輛黑色的高級轎車。
到了夜深人靜的時候，樹木掩翼的小院中，有時也會亮起一片迷蒙的燈光，通宵達旦。
直到現在，我仍然不知道當初住在裡面的到底是什麼人。
我時常看見幼年的蔣頌平，踢着一隻髒兮兮的豬尿脬，或者滾着一個當當作響的小鐵環，從街西一路走過來，快到丁字路口，又再折回去。
我們家的位置，恰好處在他神秘而孤獨的旅程的折返點。
有時候，蔣頌平手裡，既無尿脬，也無鐵環和彈弓，而是用一枚棗核劃着牆，在那些布滿“我日”和“打倒”字樣的灰泥牆上，留下一道道白印，直到他把棗核磨出眼睛和嘴，使它變成一張人臉。
幾乎沒有人搭理他。
每當他走過我們家門口，母親總是要多管閑事地探一探身子，朝外面張望，并感慨一句：蔣二麻子家的這根獨苗，大概是她所見過的最孤獨的孩子了。
“蔣二麻子”是誰，他們家大人是幹什麼的，我從未聽人說起，更未見過面，仿佛他們壓根兒就從未存在過。
後來，頌平漸漸就和我姐姐混熟了，并很快加入了女孩子們的遊戲。
踢毽子，跳橡皮筋，抓羊拐，居然樣樣精通。
蔣頌平自甘堕落地在女孩兒堆裡混，大概是那個年代過于寂寞了吧。
我記得有一段時間，姐姐忽然就迷上了抓羊拐遊戲。
她把羊的踝骨磨得像玉石一般玲珑剔透，将它們浸泡在紅墨水中染色。
她還偷偷地用珍貴的綠豆縫制漂亮的沙包，不知道挨了母親多少巴掌。
我從未玩過這種遊戲，也不大知道它的規則，但我似乎聽說，要玩這個遊戲，至少得有四枚羊拐才行。
在那個年月，要弄到這些東西并不容易。
而蔣頌平有一個魔術師的口袋，隻要姐姐想要，他的口袋裡一定會有。
當他把一枚枚不知從哪裡弄來的黑乎乎的油膩之物遞到姐姐手中，傻傻地向她大獻殷勤的時候，姐姐總是對他哈哈大笑： “蔣頌平，莫非，你爸媽是開羊肉店的？” 父親發心髒病猝死之後，有很長一段時間，我幾乎每天都會去他幹活的那家無線電修理店。
在父親生前用過的那個工作台前，靜靜地坐上一會兒，心裡就會好受一點。
店裡另外兩個修理工，隻當看不見我。
他們既不和我說話，也不關心我幹什麼。
甚至就連父親死去的那些日子，我也沒有從他們嘴裡聽到片言隻字的安慰。
我的心裡受不了那份冷漠，就暗暗地懷上了憎恨。
我每天大模大樣地走進修理店，坐在父親的工作台前，看着那台裝了一半的收音機和那把綠色的小改錐發愣，仿佛那是屬于我的權利。
等到天漸漸地黑下來，母親流着淚找到我，一聲不響地把我從那兒領回去。
幾乎每天都是如此。
直到有一天，那個名叫“徐大馬棒”的修理工，默默地走到我跟前，陪我坐了好半天。
他一連抽了兩根煙之後，神情就變得更加肅穆。
他把一隻大手放在我的肩膀上，重重地歎了口氣，忽然對我說： “我們來做個交易怎麼樣？你要是能夠讓你父親留下來的這台半導體發出聲音，你就可以把它帶走。
怎麼樣？” 那時候，我還很小，能夠擁有一台屬于自己的收音機，簡直是一件連想都不敢想的事。
于是，我開始試着擺弄起那台覆滿灰塵的收音機來。
徐大馬棒也開始教我一些簡單的技藝。
比如，把散亂的漆包線均勻地繞在線軸上；用小刮刀刮去電池彈簧上的鐵鏽；如何找到短路的線頭，化開小焊點，用焊槍把線頭重新接上；如何給收音機外接一組容量更大的電池；如何安裝電容和電阻…… 差不多兩個星期之後，父親的那台隻裝了一半的收音機居然出聲了。
我至今還記得，收到的第一個節目，是宋玉慶演唱的現代京劇《奇襲白虎團》。
如果說，在漫長的童年時代，我曾經偷偷地崇拜過什麼人的話，那就要算是宋玉慶了。
我一直固執地認為，他的英武挺拔，絕不是今天的周傑倫之流可以望其項背的，就算玉芬少女時代所暗戀的大衆偶像王心剛，相比之下，也要略遜一籌。
迄今為止，這段《打敗美帝野心狼》，仍是我唯一學會的京劇唱腔。
同志們一番辯論心明亮 識破敵人鬼心腸 美帝野心實狂妄 夢想世界逞霸強 失敗時，它笑裡藏刀把和平講 一旦間，緩過勁來張牙舞爪又發瘋狂 …… 在那個陽光明媚的午後，我聽着這段唱腔，忽然想到，如果父親還在，如果他也能聽見這段唱，知道我已經學會了修收音機，那該多好啊！想着想着，就一個人哭了起來。
一陣涼風吹到我臉上，我心裡忽然一松，那麼多天來堵住我嗓子眼、壓在我心上的石頭，忽然不見了。
我終于接受了父親離去這一事實。
徐大馬棒為我的收音機特地縫制了一個黑皮套。
母親在傍晚找到我的時候，我聽見徐大馬棒對母親笑道： “這孩子，是塊好料，比連昆（我父親）強啊。
” “那将來，就讓他跟你當徒弟吧。
”母親說。
“别呀，”徐大馬棒把收音機裝入皮套，按上搭扣，鄭重其事地交到我手中，笑道，“他要入了這一行，哪還有我們的飯吃？” 聽他這一說，母親就更高興了。
她拽着我的手，踩着吱吱作響的凍雪，沿着空蕩蕩的胡同往家走。
我抱在懷裡的那台收音機，一路上都在唱着《老房東查鋪》。
到了胡同口，忽然看見蔣頌平手裡拿着一隻陀螺，在黑暗中張着嘴，一動不動地望着我們。
他戴着有護耳的皮帽子，眼睛睜得很大。
直到現在，我還記得當時他那驚駭和羞澀的眼神。
第二天，他果斷地将那些成天在一起厮混的女孩子撇在了一邊，從此緊緊地攆上了我。
我們之間的交往，就是從他纏着我借收音機開始的。
一九七六年八月，關于地震的謠傳，開始在胡同的各個角落裡醞釀并發酵。
“七·二八”唐山大地震之後，一機部家屬大院的鍋爐房煙筒被震歪，它那搖搖欲墜的樣子，看上去讓人觸目驚心，無疑也迅速放大了人們心頭的恐懼。
很快，大院裡搭起了防震棚，椿樹街的居民随即開始仿效。
理發店邊的樹林裡，街西護城河邊的空地上，簡陋的防震棚，一座接着一座地繁殖。
還有人用麻繩和床單在樹林裡搭了吊床。
恐慌在靜靜地蔓延。
七八月份的北京，是雨水最多的時節。
最令人不可思議的一幕，出現在八月中旬的暴風雨之夜。
那天晚上，母親帶着我和姐姐，趁着天黑，去護城河邊偷偷地為父親燒紙。
回來的路上，就遇到了突如其來的瓢潑大雨。
深夜的大街上空無一人，可當我們走到向陽照相館的邊上，卻突然發現，鋪着碎磚的街心，居然擱着一張孤零零的行軍床。
一個一米八幾的大漢，身上嚴嚴實實地裹着塑料布，手裡還抱着一把雨傘，在大雨中呼呼大睡。
母親笑着指給我們看，感歎世界上還有這麼怕死的人。
崔梨花這時終于不失時機地接過話頭，哆哆嗦嗦地說了一句： “您還别說，我覺得吧，弟弟好像，也有點怕……” 母親不斷地安慰我們，就算是地震把我們家的那幾間破房子震塌了，屋頂上的那幾片爛瓦，是砸不死人的。
再說了，就算地震是毀滅性的，全北京都震塌了，也沒什麼大不了的。
那些當官的，有錢的，都能死，我們這樣的窮人本來命就不值錢，死就死吧。
聽她這麼說，我和姐姐立刻就驚恐地意識到，她的這種想法根本不合邏輯，也很愚蠢。
我們一緻決定，對她消極悲觀的糊塗思想，進行一番死纏爛打的哭鬧。
後來，母親被我們逼得沒辦法，就請人在院裡搭了一個小棚子，用磚頭壘了一張床鋪，讓我和姐姐睡在裡面。
可她自己呢，堅持睡在老屋裡等死。
那時，我和蔣頌平已成為形影不離的朋友了。
他們家住在一幢五層樓的公寓房裡，房子一倒，可不是鬧着玩的。
因此，他有充足的理由提出在我們家的防震棚中借宿。
母親想都沒想就答應了。
蔣頌平雖說平常形單影隻，一副不遭人待見的可憐樣兒，待人接物卻是八面玲珑，能說會道。
他整天在胡同裡東遊西竄，見多識廣，也很招人喜歡。
他不僅知道安東尼奧尼以拍電影為幌子，喬裝打扮，混入我國境内，伺機謀害偉大領袖毛主席；而且還知道每個石榴裡的石榴籽兒是恒定不變的，不管你怎麼數，都是六百六十五顆。
蔣頌平和我們同吃同住的那些日子，母親還時常和他開玩笑，要他幹脆就待在我們家，給她當兒子得了。
還有一句話，母親時不時挂在嘴邊：“這孩子，太聰明了。
要是有一天，資本主義果真複了辟，唉，你們姐弟倆恐怕隻有替他打工的份兒。
” 我們沒把她的話當回事。
因為，我們心裡都有一個堅定的信念，不管天底下發生什麼事，資本主義是不會複辟的。
我一直不知道蔣頌平他們家出了什麼事，在地震将臨的生死關頭，他的父母和家人依然沒有露面。
問母親，她也不肯說。
最後，隻是淡淡地說了兩個字：很慘。
在恐懼被無限放大的同時，鬧地震的那段日子，也給我們帶來了一種難以抑制的興奮。
學校放了假，我們無所事事，每天都披星戴月地在外面瘋跑。
蔣頌平時常帶我去郊外的野河裡遊泳——我們隻消沿着東街的丁字路口往南走，繞過一家煤球廠和一座荒草叢生的明代團城，穿過一條鐵路橋的橋洞，就來到了野外的河邊。
遊完泳，我們就躺在農民的西瓜地裡，吃飽了西瓜後，再美美地睡上一覺。
醒來後，肚子餓了，還可以再吃。
實在無聊的時候，我們也會到徐大馬棒的修理鋪去逛逛。
那時的店鋪裡，新來了一位修理工，占據了父親原先的那個工作台。
徐大馬棒的鋪子，營業範圍有所擴大，也開始修理錄音機或黑白電視機一類的玩意兒。
徐大馬棒自稱是這個世界上最不怕死的人，他可不願意費事去搭什麼防震棚！什麼二号病啦，什麼美蘇核戰争啊，什麼毀滅性的地震啊，統統不在話下。
他的觀點與母親如出一轍。
他說： “人固有一死。
别人能死，我也能死；别人不死，我也不妨一死……” 在地震鬧得人人自危的那些日子裡，居委會的大媽大嬸成天拿着個鐵皮喇叭，戴着紅袖章，在胡同裡來回巡邏，告誡居民們晚上睡覺時千萬不能脫襪子。
徐大馬棒也許是整個椿樹街上唯一一個氣定神閑的人了吧。
可蔣頌平根本不同意我的看法。
他認為，徐大馬棒是在吹牛。
他對我說： “你糊塗啊！人哪有不怕死的？你看，徐大馬棒好像不把地震當回事，一副不怕死的樣子。
可你有沒有發現，他的工作台的角落裡，有個彈簧，彈簧上還倒豎着一隻空的汽水瓶。
那是他自己研制的簡易地震測報器。
如果真的發生了地震，整個椿樹街上，馬棒就是第一個知道的人。
你要不信，我們就來做個試驗。
” 說罷，蔣頌平從口袋裡摸出一把彈弓，隔着窗戶，把粉紅色的輪胎皮拉得長長的，随後，手一松，隻聽“當”的一聲，被擊落的汽水瓶掉在地上，立刻摔得粉碎。
正在專心緻志地修着收音機的徐大馬棒，像是觸了電似的，不由得就是一哆嗦。
他茫然地朝四周看了看，然後，他彎下腰去，瞅了瞅地上的碎玻璃，随即摘下老花鏡，往桌上一扔，像中了邪似的，在屋裡拍着屁股，跳着腳大叫起來： “地震、地震！乾貴，白菜幫子，快！你們倆，快跑！不好啦，地震啦……” 蔣頌平嘿嘿地笑了兩聲，拉着我，一貓腰，躲在了窗戶底下，壓低了聲音，譏諷道：“你媽屄！老東西！地震了，你倒是趕緊往外跑啊，在屋子裡跳什麼跳？” 馬棒不怕死的神話，當然是不攻自破。
可我沒笑。
不知怎麼，我覺得頌平的玩笑也有點太過殘酷了。
我是一個喜歡讓自己的感覺停留在事情表面的人。
我有點為馬棒感到難過。
因為在我很小的時候，就明白了一個道理，不論是人還是事情，最好的東西往往隻有表面薄薄的一層，這是我們的安身立命之所。
任何東西都有它的底子，但你最好不要去碰它。
隻要你捅破了這層脆弱的窗戶紙，裡面的内容，一多半根本經不起推敲。
地震風波還沒有最後平息，我們的生活就已經被悄然改變。
突然有一天，蔣頌平不再上門。
他沒有留下任何解釋，就從我們的視線中消失了。
我問母親，她就闆起臉來，對我吼道：“你問他做什麼！這種人，以後少跟他來往。
就當他死了。
早死早投胎！” 我又去問姐姐，姐姐的眼睛紅紅的，茫然若失，半天才哭着對我說： “請你以後别再跟我提他，好不好？” 我說過，我是一個不愛尋根究底的人，也就沒再去為難她們。
在蔣頌平和姐姐之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我不知道，也沒什麼興趣，隻是心裡又多了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