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全國形勢 第03章 中共決定“将革命進行到底”，解放軍進行全軍整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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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育中，各部隊還普遍采取了算血債、挖苦根，憶曆史、看前途，比力量、談勝負，講任務、說責任等群衆路線的教育方法，引導幹部戰士自己教育自己。
通過認真的學習、讨論和深入細緻的思想教育，進一步提高了廣大指戰員的階級覺悟和思想認識，使全軍廣大指戰員初步樹立了将革命進行到底的思想，為向全國進軍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礎。
首先，使廣大指戰員明确了人民軍隊所肩負的曆史重任和向全國進軍應采取的方針，增強了革命鬥志。
一是使廣大幹部戰士特别是解放戰士和翻身農民入伍的新戰士進一步認清了兩種軍隊的區别，明确了人民軍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明白了個人利益與革命利益的關系。
認識到雖然現在自己和江北的勞動人民已經獲得了解放，但江南和西北、西南各族勞動人民還在國民黨反動政府的統治之下，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人民軍隊的宗旨要求每個指戰員要繼續戰鬥，要以解放全國勞苦大衆為己任。
隻有徹底推翻國民黨政府的反動統治，建立新中國，才能使全國各族勞動人民獲得翻身解放，個人也才能永遠過上自由幸福的新生活。
二是使廣大幹部戰士認清了戰争即将取得全國勝利的大好形勢，明确了今後解決殘餘國民黨軍隊的“天津”、“北平”、“綏遠”。
三種方式，以及人民解放軍永遠是一個戰鬥隊，同時又是一個工作隊的雙重任務。
第二，使廣大指戰員認清了國民黨政府“和平談判”的虛僞性和反動性，樹立了以戰鬥方式向全國進軍的思想。
通過學習毛澤東撰寫的《評戰犯求和》、《關于時局的聲明》、《四分五裂的反動派為什麼還要空喊“全面和平”？》、《南京政府向何處去？》等評論文章，回憶中國革命的鬥争曆程，聯系國民黨政府繼續進行戰争準備、派飛機轟炸解放區、鎮壓要求和平的愛國人士等事實，使廣大幹部戰士進一步認清了國民黨政府反動的階級本性，認識到在中國革命即将在全國取得勝利的形勢下，蔣介石提出願意與中國共産黨進行和平談判，目的是為了保持其殘餘力量，取得喘息的時間，重整軍備，以便卷土重來，撲滅革命力量。
李宗仁任代總統後，雖然表示願意以中國共産黨提出的“八項條件”為基礎進行和談，但其根本目的是為了阻止人民解放軍南渡長江，确保長江以南各省，實現“劃江而治”。
雖然在向全國進軍過程中，南方各省的某些地方政府和實力派可能會接受中國共産黨提出的和平條件，按照北平、綏遠方式解放某些省份和地區的可能性增加了，但國民黨政府中的大多數反動分子決不會輕易放下武器，他們必然會作垂死掙紮。
因此，人民解放軍的每一個指戰員必須樹立以戰鬥方式向全國進軍的思想，認真做好進軍的各項準備，這樣才能勝利完成解放全中國的光榮任務。
第三，使廣大指戰員明确了進軍過程中的各種有利條件和困難，增強了奪取勝利的決心和信心。
一是使大家認識到國民黨軍隊的主力已基本被消滅。
人民解放軍在質量上和數量上均已超過國民黨軍，完全有把握消滅殘餘的國民黨軍。
那種過高估計國民黨軍事力量，缺乏必勝信心的思想情緒是錯誤的。
同時，國民黨還有200餘萬軍隊，其中有的部隊還有較強的戰鬥力，人民解放軍還必須經過多次、艱苦、激烈的戰鬥才能全部消滅殘餘的國民黨軍，取得最後的勝利，輕敵的觀念也是不對的。
二是使大家認識到由于南方各省還在國民黨政府的統治之下，尚未建立人民政權，群衆尚未發動，加之風土民情與北方有較大差别，語言不通，水土不服，又是水網地區或山地，這都給人民解放軍的行軍作戰和生活帶來許多的困難。
每個指戰員都要有艱苦鬥争的思想準備。
但南方各省大部分地區曾經是土地革命戰争時期中國共産黨和中國工農紅軍創建的老根據地，廣大人民群衆對中國共産黨和人民軍隊有深厚的感情，又有長期堅持鬥争的、由中國共産黨領導的遊擊武裝的活動，人民解放軍在進軍過程中必能得到人民群衆的支持、支援和遊擊隊的幫助配合，進軍中的困難是可以克服的。
三是使大家認識到有中共中央、中央軍委的正确領導和指揮，有幾百萬久經考驗的人民軍隊，帝國主義的武裝幹涉并不可怕。
中央軍委對帝國主義可能的武裝幹涉已作了充分估計，已計算在作戰計劃之内，作了周密的部署。
同時，隻要堅決消滅國民黨殘餘軍事力量，消除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代理勢力，帝國主義進行直接武裝幹涉的可能性就将愈減少。
作為人民軍隊的每一個指戰員，要有迎接最大困難、粉碎帝國主義武裝幹涉的思想準備，一旦帝國主義實施武裝幹涉，就堅決鬥争，徹底打敗侵略者。
在教育中，全軍各部隊在提高認識，分清是非的基礎上；召開民主生活會、黨支部委員會和黨小組會，積極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嚴肅認真的檢查和糾正了一部分幹部戰士存在的與形勢任務不相适應的錯誤的思想情緒和行為，提高了廣大幹部戰士為解放全中國而繼續戰鬥的自覺性。
大家紛紛表示： “堅決打過長江去，解放全中國，不滅蔣匪誓不收兵”，“我們要做将革命進行到底的堅強戰士，不做憐憫毒蛇的農夫”，“請毛主席下命令吧，我一定放棄個人打算，指到哪裡就打到哪裡”，“為了全國人民的徹底解放，願做勝利前夕的最後一批犧牲者”，“我們要做堅定的革命戰士，不做資産階級‘糖彈’的俘虜”。
思想認識提高後，行動也就自覺了。
如第二野戰軍第15軍經過整訓，在由整訓地向長江北岸開進過程中，爬高山，風餐路宿，肅清沿途國民黨軍保安團隊；克服不少困難，行程23天，長驅750餘公裡，于3月23日按時到達長江北岸指定位置，湧現出無減員、無逃亡連隊57個，機關23個，“鞏固部隊模範營”4個。
随着戰争形勢的不斷發展，這一原則與向全國進軍和大兵團機動作戰，及軍隊的正規化建設已不相适應，急需實現全軍集中統一的後勤供應體制。
1948年12月26日至1949年1月13日，在朱德總司令的親自領導下，中央軍委後勤部在河北省西柏坡村召開了全軍兵工、軍械會議和全軍後勤(供給及兵站)會議。
各大區後勤負責人出席了會議。
會議總結了解放戰争以來的後勤工作經驗，讨論如何加強軍隊後勤工作的正規化建設，迎接新的後勤工作任務。
會議期間，劉少奇、周恩來、朱德等領導人作了重要講話。
朱德在講話中指出，要在軍委的統一領導下，健全全軍兵工軍械的組織機構，建立各項必要的規章制度。
要有計劃、有系統地組織大規模的後勤體系，逐步做到統一集中，消除過去因客觀條件所造成的地域觀念。
軍委後勤部的樣樣工作都要建立起來，要能指揮下層，每個大軍區、野戰軍都要跟這一整體聯系起來。
軍委後勤部楊立三部長在會上作了重要報告，要求全軍進一步加強兵工生産，加強野戰軍的軍械工作和運輸工作，執行全軍統一的新供給标準。
他還明确了各級後勤部門的職責和分工：軍委後勤部是全軍最高後勤機關，負責計劃全軍後勤工作，指導與調劑各軍區軍工、軍需、軍械、衛生、供給、運輸工作和生産，制定各種制度并監督執行；各大軍區後勤部負責軍工、軍需、軍械、衛生、運輸工作，拟定生産計劃及檢查監督執行，以及野戰軍的物資保證；野戰軍的後勤部負責供給部隊的各種物資需求，按情況下設分部、大站、分站、兵站；兵團不設各後勤業務組織，隻建立精幹的指揮機構，負責物資的籌劃、調度；軍以下各級設後勤部，負責本部隊的後勤工作。
會議肯定了過去實行的“統一領導，分散經營”的後勤工作原則；制定了人民解放軍曆史上第一個全軍統一的供給标準；确定了全軍統一的服裝樣式；決定了1949年的兵工生産任務；讨論了各級後勤的組織形式；在調查研究，總結曆史經驗，綜合各戰略區已有的規章制度的基礎上，結合向全國進軍和正規化建設的實際情況，拟制并讨論了各項規章制度，經修改後頒布了《供給标準制度》、《軍需概則》(草案)、《運輸工作概則》(草案)、《軍械工作條例》(草案)等以及武器彈藥的統一名稱等業務規章制度。
這兩個會議為建立全軍統一的正規的後勤制度，實施統一的後勤管理，為軍隊後勤正規化建設打下了初步的基礎，對做好保障解放戰争迅速發展和徹底勝利的後勤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
根據這兩個會議的精神和中共中央1949年1月8日政治局會議決議中關于加強全軍後勤建設的指示，全軍首先在整編中對各級後勤組織機構作了初步的調整，但由于時間比較短，未能完全按後勤會議的要求統—全軍的後勤組織機構，各野戰軍和大軍區基本上仍是原有的後勤組織機構，沒有大的變化。
經整編後的軍委和各野戰軍及各大軍區的後勤組織情況是： 中央軍委後勤部成立于1948年5月，至同年8月，組成了供給、運輸、兵工和軍械各組。
1949年4月23日，軍委後勤部與華北軍區後勤部合署辦公，楊立三任軍委後勤部長兼華北軍區後勤部長，随後逐步完善了軍委後勤部下屬的軍需、軍械、運輸、衛生等業務部。
第一野戰軍設置後勤司令部，劉景範任司令員，方仲如任副司令員。
6月改稱後勤部，黎化南任部長，方仲如任政治委員，黃靜波任副部長，下轄衛生部、軍械部、運輸部、兵工部、軍需部。
第二野戰軍設後勤司令部，段君毅任司令員兼政治委員，劉岱峰任副司令員，姚繼明任副司令員兼參謀長，鄧存倫任政治部主任，下轄供給、衛生、兵站等部，軍械處仍隸屬于司令部，各兵團亦設置後勤部。
第三野戰軍設後勤部，劉瑞龍任部長兼政治委員，喻曼雲、李厚坤任副部長，謝勝坤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張元培任參謀長，下轄供給、衛生、軍械、運輸等部。
第四野戰軍設後勤部，周純全任第一部長、李聚奎任第二部長，陳沂任政治委員，羅文任參謀長，潘振武任政治部主任，下轄司令部、政治部和供給、衛生、軍械、運輸等部以及6個分部。
軍需部由楊至成任部長，魏庭槐、張慶孚任副部長，下轄第1、第2、第3局和軍需學校。
西北軍區設後勤部，陳希雲任部長，劉海濱任政治委員，何維忠、周子祯任副部長。
華東軍區設後勤部，宋裕和任部長，邝任農任政治委員，伊文任參謀長，羅應懷任政治部主任，下轄供給、軍械、運輸等部。
東北軍區設後勤部，朱治理任副部長，下轄經理、軍需、軍械、軍工、衛生等部。
華北軍區設後勤司令部，趙爾陸任司令員，黃敬任政治委員，吳先恩任參謀長，下轄供給、衛生、兵站等部。
在整編中，各野戰軍和大軍區先後召開了後勤工作會議，傳達學習全軍後勤工作會議文件，統一思想，并制定了實施細則、補充辦法等，使後勤工作更好地保障向全國進軍任務的完成和部隊的正規化建設。
為了保證全軍在向全國進軍過程中的物資供應，中共中央于1949年3月20日頒發了《關于經濟工作及後方勤務工作若幹規定》，其中規定：東北、中原解放區負責供應第四野戰軍；西北解放區及華北解放區的主要部分負責供應第一野戰軍及第18、第19、第20兵團；華東解放區負責供應第二、第三野戰軍，不足部分，由中共中央從華北、東北解放區調劑。
各野戰軍在新區及城市繳獲的軍用物資，于接收後，除必須補充其本身者外，應将其重要部分報告軍委，以便調劑。
3月21日，中共中央又頒布了《關于新區籌糧的規定》，指出：大軍南下，進入新區後，民主政權尚未建立或剛剛建立，公糧制度一時尚不能實行，除以繳獲糧及僞政府屯糧撥充軍糧外，不能依賴後方供給，主要地必須采取就地征借辦法，解決軍隊糧草供應問題。
根據合理負擔的原則，征借的主要對象是地主、富農，其次是中農。
按其糧食總收入作标準，地主征借40～50％，富農25～35％，佃富農20％，中農10～15％，貧農一般不借，隻有在萬不得已時，才可少借一點。
馬草根據需要按一定比例随糧附加。
南下的部隊，可以團為單位，在政治部的領導下，由随軍的地方工作人員及供給人員組成糧秣工作隊，負責籌糧。
當地保、甲長及差務處之類的組織，凡可利用者均利用之，配以民主評議，進行征借。
糧秣工作隊則一面監督他們，一面到群衆中去宣傳解釋我們的借糧政策和其他各種政策，檢查保、甲長或差務處對借糧政策的執行情況。
無保、甲長或差務處可資利用者，則由工作隊直接辦理征借。
在新區，應堅持财糧制度，愛護人民的财富，反對浪費。
嚴禁以糧食換各種物品。
糧秣由工作隊按規定發給各夥食單位。
不經過糧秣工作隊，任何人不得直接征用糧草。
為此，最好以軍區或野戰軍為單位，印制統一的借糧證，由糧秣工作隊統一填用。
糧秣工作隊有供給部隊糧秣之責，也有檢查糧秣開支之權。
征借糧秣時，一面要保證部隊需要，另一面也要照顧到當地的能力，并注意了解有無部隊征借過及征借多少，據此才能決定征借的數量。
糧秣工作隊應建立簡單的收支帳目，各級政治部門及首長要注意經常檢查。
同時，要盡可能地分散征借，不要隻顧一時方便而集中一地征借，免使群衆一次出糧太多，引起反感，并影響後來部隊無糧可借。
進入城市部隊的糧秣供應，則主要依靠繳獲解決，如繳獲不敷而又無糧接濟，可經過商會向糧商暫時借用或定購短期的糧食，再由商會負責籌款折價償還。
各野戰軍為了認真執行中共中央上述的規定，分别下達了補充指示，以加強對籌集糧草工作的領導和督促檢查。
經過全軍上下的一緻努力，到1949年4月初，全軍已經從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和物資上做好了向全國進軍的準備。
隻待中共中央、中央軍委一聲令下，人民解放軍即可向殘存的國民黨軍隊發起強大的追擊作戰，解放全中國。
在教育中，各部隊還普遍采取了算血債、挖苦根，憶曆史、看前途，比力量、談勝負，講任務、說責任等群衆路線的教育方法，引導幹部戰士自己教育自己。
通過認真的學習、讨論和深入細緻的思想教育，進一步提高了廣大指戰員的階級覺悟和思想認識，使全軍廣大指戰員初步樹立了将革命進行到底的思想，為向全國進軍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礎。
首先，使廣大指戰員明确了人民軍隊所肩負的曆史重任和向全國進軍應采取的方針，增強了革命鬥志。
一是使廣大幹部戰士特别是解放戰士和翻身農民入伍的新戰士進一步認清了兩種軍隊的區别，明确了人民軍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明白了個人利益與革命利益的關系。
認識到雖然現在自己和江北的勞動人民已經獲得了解放，但江南和西北、西南各族勞動人民還在國民黨反動政府的統治之下，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人民軍隊的宗旨要求每個指戰員要繼續戰鬥，要以解放全國勞苦大衆為己任。
隻有徹底推翻國民黨政府的反動統治，建立新中國，才能使全國各族勞動人民獲得翻身解放，個人也才能永遠過上自由幸福的新生活。
二是使廣大幹部戰士認清了戰争即将取得全國勝利的大好形勢，明确了今後解決殘餘國民黨軍隊的“天津”、“北平”、“綏遠”。
三種方式，以及人民解放軍永遠是一個戰鬥隊，同時又是一個工作隊的雙重任務。
第二，使廣大指戰員認清了國民黨政府“和平談判”的虛僞性和反動性，樹立了以戰鬥方式向全國進軍的思想。
通過學習毛澤東撰寫的《評戰犯求和》、《關于時局的聲明》、《四分五裂的反動派為什麼還要空喊“全面和平”？》、《南京政府向何處去？》等評論文章，回憶中國革命的鬥争曆程，聯系國民黨政府繼續進行戰争準備、派飛機轟炸解放區、鎮壓要求和平的愛國人士等事實，使廣大幹部戰士進一步認清了國民黨政府反動的階級本性，認識到在中國革命即将在全國取得勝利的形勢下，蔣介石提出願意與中國共産黨進行和平談判，目的是為了保持其殘餘力量，取得喘息的時間，重整軍備，以便卷土重來，撲滅革命力量。
李宗仁任代總統後，雖然表示願意以中國共産黨提出的“八項條件”為基礎進行和談，但其根本目的是為了阻止人民解放軍南渡長江，确保長江以南各省，實現“劃江而治”。
雖然在向全國進軍過程中，南方各省的某些地方政府和實力派可能會接受中國共産黨提出的和平條件，按照北平、綏遠方式解放某些省份和地區的可能性增加了，但國民黨政府中的大多數反動分子決不會輕易放下武器，他們必然會作垂死掙紮。
因此，人民解放軍的每一個指戰員必須樹立以戰鬥方式向全國進軍的思想，認真做好進軍的各項準備，這樣才能勝利完成解放全中國的光榮任務。
第三，使廣大指戰員明确了進軍過程中的各種有利條件和困難，增強了奪取勝利的決心和信心。
一是使大家認識到國民黨軍隊的主力已基本被消滅。
人民解放軍在質量上和數量上均已超過國民黨軍，完全有把握消滅殘餘的國民黨軍。
那種過高估計國民黨軍事力量，缺乏必勝信心的思想情緒是錯誤的。
同時，國民黨還有200餘萬軍隊，其中有的部隊還有較強的戰鬥力，人民解放軍還必須經過多次、艱苦、激烈的戰鬥才能全部消滅殘餘的國民黨軍，取得最後的勝利，輕敵的觀念也是不對的。
二是使大家認識到由于南方各省還在國民黨政府的統治之下，尚未建立人民政權，群衆尚未發動，加之風土民情與北方有較大差别，語言不通，水土不服，又是水網地區或山地，這都給人民解放軍的行軍作戰和生活帶來許多的困難。
每個指戰員都要有艱苦鬥争的思想準備。
但南方各省大部分地區曾經是土地革命戰争時期中國共産黨和中國工農紅軍創建的老根據地，廣大人民群衆對中國共産黨和人民軍隊有深厚的感情，又有長期堅持鬥争的、由中國共産黨領導的遊擊武裝的活動，人民解放軍在進軍過程中必能得到人民群衆的支持、支援和遊擊隊的幫助配合，進軍中的困難是可以克服的。
三是使大家認識到有中共中央、中央軍委的正确領導和指揮，有幾百萬久經考驗的人民軍隊，帝國主義的武裝幹涉并不可怕。
中央軍委對帝國主義可能的武裝幹涉已作了充分估計，已計算在作戰計劃之内，作了周密的部署。
同時，隻要堅決消滅國民黨殘餘軍事力量，消除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代理勢力，帝國主義進行直接武裝幹涉的可能性就将愈減少。
作為人民軍隊的每一個指戰員，要有迎接最大困難、粉碎帝國主義武裝幹涉的思想準備，一旦帝國主義實施武裝幹涉，就堅決鬥争，徹底打敗侵略者。
在教育中，全軍各部隊在提高認識，分清是非的基礎上；召開民主生活會、黨支部委員會和黨小組會，積極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嚴肅認真的檢查和糾正了一部分幹部戰士存在的與形勢任務不相适應的錯誤的思想情緒和行為，提高了廣大幹部戰士為解放全中國而繼續戰鬥的自覺性。
大家紛紛表示： “堅決打過長江去，解放全中國，不滅蔣匪誓不收兵”，“我們要做将革命進行到底的堅強戰士，不做憐憫毒蛇的農夫”，“請毛主席下命令吧，我一定放棄個人打算，指到哪裡就打到哪裡”，“為了全國人民的徹底解放，願做勝利前夕的最後一批犧牲者”，“我們要做堅定的革命戰士，不做資産階級‘糖彈’的俘虜”。
思想認識提高後，行動也就自覺了。
如第二野戰軍第15軍經過整訓，在由整訓地向長江北岸開進過程中，爬高山，風餐路宿，肅清沿途國民黨軍保安團隊；克服不少困難，行程23天，長驅750餘公裡，于3月23日按時到達長江北岸指定位置，湧現出無減員、無逃亡連隊57個，機關23個，“鞏固部隊模範營”4個。
調整、完善全軍後勤機構，建立各項後勤規章制度
長期以來，由于各根據地、各解放區被分割，沒有統一的财政，人民解放軍隻能按照“集中領導，分散經營”的原則組織後勤工作，這一原則在長期的革命戰争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随着戰争形勢的不斷發展，這一原則與向全國進軍和大兵團機動作戰，及軍隊的正規化建設已不相适應，急需實現全軍集中統一的後勤供應體制。
1948年12月26日至1949年1月13日，在朱德總司令的親自領導下，中央軍委後勤部在河北省西柏坡村召開了全軍兵工、軍械會議和全軍後勤(供給及兵站)會議。
各大區後勤負責人出席了會議。
會議總結了解放戰争以來的後勤工作經驗，讨論如何加強軍隊後勤工作的正規化建設，迎接新的後勤工作任務。
會議期間，劉少奇、周恩來、朱德等領導人作了重要講話。
朱德在講話中指出，要在軍委的統一領導下，健全全軍兵工軍械的組織機構，建立各項必要的規章制度。
要有計劃、有系統地組織大規模的後勤體系，逐步做到統一集中，消除過去因客觀條件所造成的地域觀念。
軍委後勤部的樣樣工作都要建立起來，要能指揮下層，每個大軍區、野戰軍都要跟這一整體聯系起來。
軍委後勤部楊立三部長在會上作了重要報告，要求全軍進一步加強兵工生産，加強野戰軍的軍械工作和運輸工作，執行全軍統一的新供給标準。
他還明确了各級後勤部門的職責和分工：軍委後勤部是全軍最高後勤機關，負責計劃全軍後勤工作，指導與調劑各軍區軍工、軍需、軍械、衛生、供給、運輸工作和生産，制定各種制度并監督執行；各大軍區後勤部負責軍工、軍需、軍械、衛生、運輸工作，拟定生産計劃及檢查監督執行，以及野戰軍的物資保證；野戰軍的後勤部負責供給部隊的各種物資需求，按情況下設分部、大站、分站、兵站；兵團不設各後勤業務組織，隻建立精幹的指揮機構，負責物資的籌劃、調度；軍以下各級設後勤部，負責本部隊的後勤工作。
會議肯定了過去實行的“統一領導，分散經營”的後勤工作原則；制定了人民解放軍曆史上第一個全軍統一的供給标準；确定了全軍統一的服裝樣式；決定了1949年的兵工生産任務；讨論了各級後勤的組織形式；在調查研究，總結曆史經驗，綜合各戰略區已有的規章制度的基礎上，結合向全國進軍和正規化建設的實際情況，拟制并讨論了各項規章制度，經修改後頒布了《供給标準制度》、《軍需概則》(草案)、《運輸工作概則》(草案)、《軍械工作條例》(草案)等以及武器彈藥的統一名稱等業務規章制度。
這兩個會議為建立全軍統一的正規的後勤制度，實施統一的後勤管理，為軍隊後勤正規化建設打下了初步的基礎，對做好保障解放戰争迅速發展和徹底勝利的後勤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
根據這兩個會議的精神和中共中央1949年1月8日政治局會議決議中關于加強全軍後勤建設的指示，全軍首先在整編中對各級後勤組織機構作了初步的調整，但由于時間比較短，未能完全按後勤會議的要求統—全軍的後勤組織機構，各野戰軍和大軍區基本上仍是原有的後勤組織機構，沒有大的變化。
經整編後的軍委和各野戰軍及各大軍區的後勤組織情況是： 中央軍委後勤部成立于1948年5月，至同年8月，組成了供給、運輸、兵工和軍械各組。
1949年4月23日，軍委後勤部與華北軍區後勤部合署辦公，楊立三任軍委後勤部長兼華北軍區後勤部長，随後逐步完善了軍委後勤部下屬的軍需、軍械、運輸、衛生等業務部。
第一野戰軍設置後勤司令部，劉景範任司令員，方仲如任副司令員。
6月改稱後勤部，黎化南任部長，方仲如任政治委員，黃靜波任副部長，下轄衛生部、軍械部、運輸部、兵工部、軍需部。
第二野戰軍設後勤司令部，段君毅任司令員兼政治委員，劉岱峰任副司令員，姚繼明任副司令員兼參謀長，鄧存倫任政治部主任，下轄供給、衛生、兵站等部，軍械處仍隸屬于司令部，各兵團亦設置後勤部。
第三野戰軍設後勤部，劉瑞龍任部長兼政治委員，喻曼雲、李厚坤任副部長，謝勝坤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張元培任參謀長，下轄供給、衛生、軍械、運輸等部。
第四野戰軍設後勤部，周純全任第一部長、李聚奎任第二部長，陳沂任政治委員，羅文任參謀長，潘振武任政治部主任，下轄司令部、政治部和供給、衛生、軍械、運輸等部以及6個分部。
軍需部由楊至成任部長，魏庭槐、張慶孚任副部長，下轄第1、第2、第3局和軍需學校。
西北軍區設後勤部，陳希雲任部長，劉海濱任政治委員，何維忠、周子祯任副部長。
華東軍區設後勤部，宋裕和任部長，邝任農任政治委員，伊文任參謀長，羅應懷任政治部主任，下轄供給、軍械、運輸等部。
東北軍區設後勤部，朱治理任副部長，下轄經理、軍需、軍械、軍工、衛生等部。
華北軍區設後勤司令部，趙爾陸任司令員，黃敬任政治委員，吳先恩任參謀長，下轄供給、衛生、兵站等部。
在整編中，各野戰軍和大軍區先後召開了後勤工作會議，傳達學習全軍後勤工作會議文件，統一思想，并制定了實施細則、補充辦法等，使後勤工作更好地保障向全國進軍任務的完成和部隊的正規化建設。
為了保證全軍在向全國進軍過程中的物資供應，中共中央于1949年3月20日頒發了《關于經濟工作及後方勤務工作若幹規定》，其中規定：東北、中原解放區負責供應第四野戰軍；西北解放區及華北解放區的主要部分負責供應第一野戰軍及第18、第19、第20兵團；華東解放區負責供應第二、第三野戰軍，不足部分，由中共中央從華北、東北解放區調劑。
各野戰軍在新區及城市繳獲的軍用物資，于接收後，除必須補充其本身者外，應将其重要部分報告軍委，以便調劑。
3月21日，中共中央又頒布了《關于新區籌糧的規定》，指出：大軍南下，進入新區後，民主政權尚未建立或剛剛建立，公糧制度一時尚不能實行，除以繳獲糧及僞政府屯糧撥充軍糧外，不能依賴後方供給，主要地必須采取就地征借辦法，解決軍隊糧草供應問題。
根據合理負擔的原則，征借的主要對象是地主、富農，其次是中農。
按其糧食總收入作标準，地主征借40～50％，富農25～35％，佃富農20％，中農10～15％，貧農一般不借，隻有在萬不得已時，才可少借一點。
馬草根據需要按一定比例随糧附加。
南下的部隊，可以團為單位，在政治部的領導下，由随軍的地方工作人員及供給人員組成糧秣工作隊，負責籌糧。
當地保、甲長及差務處之類的組織，凡可利用者均利用之，配以民主評議，進行征借。
糧秣工作隊則一面監督他們，一面到群衆中去宣傳解釋我們的借糧政策和其他各種政策，檢查保、甲長或差務處對借糧政策的執行情況。
無保、甲長或差務處可資利用者，則由工作隊直接辦理征借。
在新區，應堅持财糧制度，愛護人民的财富，反對浪費。
嚴禁以糧食換各種物品。
糧秣由工作隊按規定發給各夥食單位。
不經過糧秣工作隊，任何人不得直接征用糧草。
為此，最好以軍區或野戰軍為單位，印制統一的借糧證，由糧秣工作隊統一填用。
糧秣工作隊有供給部隊糧秣之責，也有檢查糧秣開支之權。
征借糧秣時，一面要保證部隊需要，另一面也要照顧到當地的能力，并注意了解有無部隊征借過及征借多少，據此才能決定征借的數量。
糧秣工作隊應建立簡單的收支帳目，各級政治部門及首長要注意經常檢查。
同時，要盡可能地分散征借，不要隻顧一時方便而集中一地征借，免使群衆一次出糧太多，引起反感，并影響後來部隊無糧可借。
進入城市部隊的糧秣供應，則主要依靠繳獲解決，如繳獲不敷而又無糧接濟，可經過商會向糧商暫時借用或定購短期的糧食，再由商會負責籌款折價償還。
各野戰軍為了認真執行中共中央上述的規定，分别下達了補充指示，以加強對籌集糧草工作的領導和督促檢查。
經過全軍上下的一緻努力，到1949年4月初，全軍已經從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和物資上做好了向全國進軍的準備。
隻待中共中央、中央軍委一聲令下，人民解放軍即可向殘存的國民黨軍隊發起強大的追擊作戰，解放全中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