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部 孫子兵法 第三篇 謀攻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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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全國為上,破國次之,全軍為上,破軍次之;全旅為上,破旅次之;全卒為上,破卒次之;全伍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故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為不得已,修橹噴溫,具器械,三月而後成;距堙,又三月而後已。

    将不勝其忿而蟻附之,殺士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城之災也,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毀人之恩賜非久也。

    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頓而利可全,此謀攻之法也。

     故用兵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守之,不若則能避之。

    故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

     夫将者,國之輔也;輔周則國必強,輔隙則國必弱。

     故君之所以患難與共軍者三;不知軍之可以進謂之進,不知軍之不可以退則謂之退,是謂縻軍;不知三軍之事司三軍之政者,則軍士惑矣;不知三軍之權,而司三之任,則軍士疑矣。

    三軍惑且疑,則諸候之難至矣,是謂亂軍引勝。

     故知勝有五;知可以戰與不可以戰者勝;識衆寡之用者勝;上下同欲者勝;以虞待不虞者勝;将能而君不禦者勝,此五者,知勝之道也。

     故曰:知彼知已,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已,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已,每戰必殆。

    

譯文

孫武說:凡用兵方法,使敵國全部降服為上策,擊破這個國家就差一等;使敵軍全軍降服為上策,擊潰這個軍隊就差一等;使敵人全旅降服為上策,擊潰這個旅就差一等;使敵人全伍降服為上策,擊潰這一伍就差一等。

    因此,百戰百勝,不是好中最好的,隻有不戰而使敵軍屈服,才是最好的。

     所以,優秀的軍事家是用政治謀略戰勝敵人,其次是用外交手段孤立敵人,再次是用軍事力量征服敵人,最下等的是強攻敵人的堅城,攻城的方法,是因為不得已,修造飛樓的攻城用的巢車,準備攻城用的雲梯,要幾個月才能豁然成,構築攻城用的土山,又要幾個月才能完成,将領忍不住憤怒。

    指揮士兵像螞蟻一樣往上爬,士兵殺傷三分之一,而城還是攻打不來的。

    這是強攻堅城的災難,所以,善于用兵的人,降服敵軍,不是靠硬打;奪取敵人的城寨,不是靠強攻,滅亡敵人的國家。

    不是靠久戰,必須以萬全的謀略争勝天下,所以,我軍不受挫折,卻能得到全部的勝利,這就是謀略戰勝敵人的原則。

     所以,用兵方法,十倍于敵就包圍它;五倍于敵就進攻它;倍于敵就分散它;勢均力敵要設法戰勝它,少于敵人要能擺脫它;不如敵人要能回避它。

    所以,弱小的軍隊堅持硬拼,就會被強大的敵人俘虜。

     作為帥的。

    是國君的輔佐,輔佐得周全國家就會強盛,輔佐有缺陷國家就會衰弱。

     所以,君主可能給軍隊帶來的禍患有三種情況:不了解自己的軍隊不能進攻,而偏偏命令進攻;不了解自己的軍隊不應撤退,而偏偏聽偏信命令撤退,這叫作束縛自己的軍隊,不了解自己軍隊的實際情況,卻硬要幹涉三軍的指揮,就必然使将士疑懼,三軍将士思想混亂而又疑懼,這樣諸候乘機進攻,我們的災難就來了,這就叫作自亂軍心,導緻敵人的勝利。

     所以,預知勝利有五種;知道可以打和不可以打的,就能勝利;知道兵多怎樣打和兵少怎樣打就能勝利;上下一心的就能勝利;用自己的有準備對付主敵人的無準備的就能勝利;将帥有才能而君主又不加過牽制的就能勝利,這五條,是預知勝利的方法。

     所以說,既了解敵方又了解自己的,百戰都沒有危險,不了解敵方而僅僅了解自己的,一勝一敗,既不了解敵方,又不了解自己,每次打仗都要失敗。

    

按語

本篇主要論述戰争中的幾個要點 一、上兵伐謀的思想。

     二、國君與将帥的關系要擺正。

     三、知已知彼,百戰不殆。

     孫子在本篇中提出的上兵伐謀的思想,可以說是軍事戰略學中的大智慧,大謀略。

    作為一般的軍事将領,幾乎共同認定了一個死理;将軍的功勳應該在戰場上建立,将軍的豐碑隻能在屍骨上樹起,其實,這是十分偏頗的觀點,一個統兵的将帥如果隻會從軍事的角度考慮問題,而不善于從政治的、謀略的角度思考問題的話,他隻能稱得上是一個彪彪武警戰士人,而不是一個能駕馭戰争之舟的英明統帥。

     不戰而屈人之兵,多的是王者之氣,靠的是天道民心,而以戰來屈人,多用是殺人掠地的霸氣,王氣能屈人,亦能服人,考試能求得長久平安。

     而霸氣壓人,雖也迫人順服,但畢竟埋下仇恨的火種,時機一到,反叛之之又會重燃。

     在規模浩大持久的戰争中,國君與将帥的關系也是決定戰争勝負的一個重要因素。

     再英明的國君也是國君,他不是統兵打仗的将帥,因此,對一些諸如進攻撤退一類的軍事行動,不應該進行過多的幹預。

     作為親臨前線的指揮戰争的将帥,也不應該為國君對一場戰争有什麼要求而拘泥于國君說詞,而應該根據前線敵情我情的産業化來臨機處理一些重大的軍務,不能讓不了解前線軍情的國君的一些決定幹擾了自己的決心,一代帥才拿破侖曾經說過:“當總司令的人由于執行君主或大臣的命令在作戰中犯了錯誤,并不能免罪,因為發布命令的人離開戰場很遠,任何一個總司令如果執行他自己都認為是錯誤的計劃,是有罪的,他應當說明理由,堅持改變計劃,而不要成為滅軍隊的工具。

    ” 在軍事中有一句話,叫做“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所說的就是這個道理。

     為什麼不受?不是他不服從領導,持兵自傲,而是前線的實際軍情不允許他這樣做。

     但是,有許多國家的君主不明白這一點,他們或者覺得自己英明過人,直接代替将帥進行軍事指揮。

    結果是大敗虧輸,甚至遭到全軍覆沒、國破家傾的噩運。

    像春秋戰國時期的宋襄公,明朝的土木堡之變,便是最好的例證。

     還有的國君将軍授之後,又心存疑惑,既怕手下的将領功高震主,又怕他們持兵驕,釀成反叛,因此便在運兵布陣中處處掣肘,上下地牽制,使其不能從容對敵,有的甚至于聽信讒言,在戰争中進行決勝的時刻,或者剛剛取得勝利後便斬殺大将,誅戮功臣,如宋朝時的嶽飛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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