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部 孫子兵法 第四篇 形篇

原文

孫子曰：昔之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已，可勝在敵。

    故善戰者，能為不可勝，不能使敵之必可勝。

    故曰：勝可知而不可為。

    不可勝者，守也；可勝者，攻也。

    守則不足，攻是有餘。

    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動于九天之上；故能自保全勝也。

     見勝不過衆人所知，非善之善者也；戰勝而天下曰善，非善之善者也。

    故舉秋毫不為多力，見日月不為明目，聞雷霆不為聰耳。

    古之所謂善戰者，勝于易勝者也，故善戰者之勝也，無智名，無勇功，故其戰勝不忒；不忒者，其所措必勝，勝已敗者也。

    故善戰者，立于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

    是故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

    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為勝敗之政。

     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數，四曰稱，五曰勝。

    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

     故勝兵若以镒稱铢，敗兵若以铢稱镒。

     勝者之戰，若決積水于千仞之奚者，形也。

    

譯文

孫武說：過去善于作戰的人，首先創造不被敵人戰勝的條件，以等待可以戰勝敵人的時機；不被敵人戰勝在于自己的主觀努力，可以戰勝敵人在于敵人出現錯誤。

    所以善于作戰的人，能做到不被敵人戰勝，而不便敵人有可勝的時機。

    所以說：勝利是可以預先知道的，但不能蠻幹取得，不被敵人戰勝的，在于嚴密的防守；可能戰勝敵人的，在于乘隙的進攻，防守是因為兵力不足，進攻是因為兵力有餘。

    善于防守的軍隊，就像隐藏在深不可測的地下；善于進攻的軍隊，就像來自高不可測的天上，所以能保存自己而獲全勝。

     預見勝利不超過大多數人所能知道的，這不能算是好中最發的；打了勝仗天正值都說好，也不能算好中最好的，所以舉起毫毛不算力氣大，看得見日月的輝光不算得眼睛明這，聽得見雷聲的震動不算有耳朵靈敏，古代所說的善于打仗的人，是取勝于易勝的敵人，所以，善于打仗的人取得的勝利，即沒有料敵制勝的智名，也沒有勇敢殺敵的武功，他戰勝敵人是因為在作戰指揮上毫無差錯，他所以毫無差錯，是因為他采用的作戰措施是必勝珠，是取勝于早已處于失敗地位敵人，所以善于打仗的人，先立于不敗之地位，而不放過足以擊敗敵人的機會，因此，勝利的軍隊總是先造成勝利的條件才同敵人作戰，失敗的軍隊總是先同敵人打起來然後僥幸求勝。

    善于指導戰争的人，必須修明政治、确保法治，所以才能掌握必勝不敗的決定權。

     兵法：一是度量雙方土地面積的大小，二是估量人口，兵源的衆寡，三是計算物産、資源的多少，四是權衡軍事實力強弱的對比，五是分析敵我雙方有利不利條件和決定取勝方法，敵我雙方都有土地，就産生面積大小問題的“度”；雙方土地大小的“度”的不同，就産生人口、兵源多少的“量”；雙方人口、兵源的“量”的不同，就産生物産、資源多少的“數”；雙方人力、物産多少的“數”的不同，就産生力量強弱對比的“稱”雙方力量強弱的“稱”的不同，勝敗也就清楚了。

     所以勝利的軍隊作戰，好像“以镒稱铢”，失敗的軍隊作戰，好象“以铢稱镒”。

    勝利者作戰，就像掘開八百丈高山溪谷中的積水那樣奔流直下，具有雷霆萬鈞之力，不可阻擋。

    

按語

本篇主要論述依據敵我雙方軍事實力的強弱，采取攻守兩種不同形式，提出了首先立于不敗之地，而後求勝的作戰指導原則。

     翻開我軍的戰史，便會發現，孫子兵法中提出的這一原則，是十分正确的，它符合古往今來所有戰争的基本規律，是克敵制勝的法寶。

     想當年，我紅軍初創時期，由于不懂得這一規律，南冒起義一開始，便憑着革命的勇氣和理想的熱情，企圖奪取大城市，與強大的反動勢力進行決戰。

    然而幾個回合下來，弱小的紅軍遭到了幾乎毀滅性的打擊，處處受到數倍于已的敵人的圍剿。

     毛澤東首先發現了革命根據地作用，他了現遠離城鎮，交通不便，經濟落後的山區，恰恰是敵人鞭長莫及，而紅軍可以安然生存的地方，因此，他率領着秋收起義的部隊走向井岡山彙合，使得紅軍紮下根來，逐漸發展狀大，最後形成了燎原之勢。

     毛澤東的決定，恰恰符合了孫子兵法中提出的“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的作戰指導原則。

     在此後數次反圍剿戰争中，毛澤東，朱德等老一輩革命家也基本遵循了這一作戰原則，在強大的敵人面前，不與敵人作正面的對抗，而避開敵人的鋒銳，在山區裡同敵人捉迷藏，“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

    ”等到敵人鬥志沮喪了，精神疲憊了，糧食用光了，彈藥消耗了，已無心同我決戰時，紅軍才集中優勢兵力，重點攻擊一部或一簇力量薄弱之敵，故而屢戰屢勝，連續粉碎了蔣介石四次數十萬大軍的圍剿，不但壯大了紅軍的力量，還擴大了根據地的面積，提高了共産黨的威望，使人民有水深火熱之中看到了光明和希望。

     然而四次圍剿之後，以王明，李德為首的教條主義者們掌握了軍事領導權，他們絲毫不懂得“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的軍法要典，完全不顧及敵強我弱、敵從我寡的現實，擺開陣勢，要堂堂正正地同敵人打陣地戰，其結果，非但紅軍遭到了幾近毀滅性的重創，已經開辟了數年之外的根據地也全部喪失，紅軍不得不進行戰略的總退卻，開始了震驚世界的兩萬五千裡長征。

     孫子在本篇中，還講到了兵法的問題，即所謂的“度”“量”“數”“稱”“勝”等問題，筆者認為，孫子論述的這些道理，是同當時的生産力水平和經濟狀況相适應的，俗話說，落後就要挨打，一個國家沒有一定的經濟實力，一定的疆界，一定的兵源，那麼這個國家是無法進行或維持戰争。

     在孫子所處的春秋戰國時期，當時的生産力水平十分低下，既沒有先進的科學技術，也沒有機器生産，勞動力的水平基本相同，都是用笨重的工具，從事着繁重的體力勞動。

    因此，衡量一個國家經濟實力的強弱，基本是有國土的大小和人口的多少來确定的。

     但在現代戰争中，衡量這些事物的标準便有了巨大的變化，先進的科學技術的運用，在規模的現代化機器的生産，使得一些國家的實力不能僅僅從國土的大小和人口的多寡也衡量了，例如二次世界大戰前夕，亞洲的日本和歐洲的德國，他們發展軍工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