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甲午戰争”百年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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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汝昌）、吳府（吳長慶）探尋其早年文獻。
吳府為至戚；丁府則沾親帶故也。
然小書卒未殺青，殘稿便被中共“土改”了。
我當時沒有急于完工，也是覺得海軍原是個洋東西。
未能充分掌握洋史料，寫起來終嫌美中不足也。
小子既然年富力強，又有志喝洋水，則來日方長嘛。
後來想不到三湊六合，又跑到美國大學裡教授起中國近代史來。
适鄉友包遵彭兄自台灣間關來訪。
包兄時在海軍總部任職，曾閱讀我在海軍月刊上之舊作，有意約我重作馮婦，合着海軍史。
然斯時我正忙于他事，期以異日，初未料竟成永訣也。
再者筆者當時正在教授近代史，牽涉殊廣，海軍亦隻是一部分而已。
就以第一任海關總稅務司，那個毛頭小子英人李泰國（HoratioNelsonLay）來說吧！在同治初年（一八六三），清廷委托他購船八條，試辦海軍之時，這小子時年不過三十，居然想當大清帝國的海軍大元帥（Admiralissimo）。
這個大元帥他當然沒當得成，而清廷又找不出自己的大元帥。
曾國藩想把這八條炮船編入他的“水師”；滿人又怕國藩坐大而不允。
國藩的老弟國荃，那時正圍攻長毛于南京，也不願這洋船來分他攻取南京的首功。
八條大洋輪終于變成了喪家之犬，最後還得由李泰國把它們退回原主，拍賣了事。
——這種買來賣去的折耗和傭金，都是大得不得了也。
李泰國小子發了大财不用說了。
好歹錢是公家出的（李泰國經管的關稅），大清朝中諸大臣對大清帝國的損失，不痛不癢也。
後來赫德（RobertHatrt）繼李泰國為總稅務司，固亦有充任大元帥之雄心也。
其後終以文人不勝此職，乃改介英國海軍軍官琅威理（WilliamsM.Lang）。
琅氏在李鴻章正式編練北洋海軍時，自認出任副提督，官職實系“總查”（總教官），然漢文語意不清，英譯固為海軍上将（admiral）也。
琅氏出身英國皇家海軍，帶職出任中國海軍官職。
英國海軍原為三頭馬車制，因此琅氏也要在中國海軍中實行兩頭馬車制。
終于鬧出所謂“升旗事件”。
琅氏不甘“受辱”，乃一怒而去。
中英關系，為之擱淺。
下節再續論之。
無獨有偶。
誰知五十年後，“酸醋約瑟”史迪威（JosephStilwell）在重慶也不甘心作“花生米”（“花生米”為蔣委員長在二次大戰期間，國際密電碼中之代号）的“參謀長”（總查？），硬要出任“中國陸空軍總司令”，最後為“花生米”所撤職。
史氏一怒而去，也為其後雅爾塔會議伏下艱難之一筆，贻患至今未了。
這些曆史上的小故事，你說它大，也不太大。
你說它小，可也不太小。
有關它們的中西史料，是汗牛充棟呢！因此研究這種曆史，史料就不是問題了，史料多的是嘛！那麼問題所在，便是如何去“解釋”這些史料了。
根據這些初無異說的曆史事實，要用簡明而抽象的語言，把它們“解釋”得言之成理。
這在社會科學領域便叫做“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
筆者自五〇年代中期在紐約各大學兼授中國近代史以來，講稿十易，非全為新史料之出爐也。
實在是想“自圓其說”。
講一點自己可以相信的學理，然後再去課導各族學生，讓他們也相信“師說”罷了。
“甲午戰争”過去已一百年了。
原始史料大緻也已發掘殆盡。
根據這些史料，來把這次戰争，作一綜合的解釋，這就是筆者膽大妄為，在本篇拙文裡所緻力的了。
1.3 “甲午戰争”的階段性 與洋學理接觸既久，每好替土學理打點翻案官司。
這大概也是“五四後”（PostMay4th）中國文化界應有的現象吧！自五四（甚或更早）以來所謂“傳統主義”（Traditionalism）被洋人和新派學人罵慘了。
子曰：“再思可矣！”我們在罵人之後，來他個“再思”（secondthought），便時常發現“罵過了頭”，甚或“罵錯了”；乃至“你自己才該罵呢”！ 例如洋人和他們的中國徒弟們，總歡喜說：“倒黴的中國，三千年沒進步。
”我這個世界通史教師倒發現将中國比異族，一二千年來，我們的政治社會制度卻最為穩定呢！連個倒黴的小腳，也一裹一千年不放；慢說是“三綱五常”、“四維八德”和“三公九卿”了。
小腳是混帳了，而三綱五常、四維八德、三公九卿就一無是處哉？！去其渣滓，汰出有用金屬，就不能替所謂“西方現代文明”拾遺補缺哉？！ 筆者正撰拙文半截，忽然老友杜維明教授敲門辱訪。
我初以為維明兄有私事相詢。
孰知他竟為談學問而來，真使我受寵若驚。
杜教授近承哈佛大學校方之委任，正組織漢學儒教在該校必修科中之普及工作，列為大學本科生必修課程之一部分。
受業者恒至千人以上，實美國高等教育史上前所未有之盛事也。
維明說：“近百餘年來，我們都在向西方學習。
現在他們的好東西我們都學會了。
他們也該學學我們的好東西了！” 杜子之言，深得我心。
杜教授為今日華裔最突出的“五四後”的學者和思想家。
非一般保守的所謂“國學大師”所可同日而語。
——這也是“現代化”和“超西化”（Post-Western），與“僵化”和“基本主義者”（Fundamentalists）之别也。
長話短說。
我們有個兩千年不變的文化定型。
但是這個“定型”在鴉片戰後，維持不下去了。
它要“轉型”。
轉型從“變”開始。
它從“千年不變”，忽然地弄得“十年一變”。
連變二十變。
窮則變、變則通。
變它兩百年，變出一個新的“定型”來。
然後它又可以千年不變了。
或問：這新的定型是什麼個模式呢？曰：吾不能确知也。
它将是全民族的智慧、經驗和血淚，通過兩百年的“曆史三峽”，慢慢熬出來的。
等它熬出來之後，足下自會恍然大悟也。
——如今我們這個曆史三峽已快到盡頭。
諸位稍安勿躁。
另一“定型”已隐然在望矣。
所以一部中國近現代史，便是一部中國文明轉型史，而這個轉型運動是有其顯明地“階段性”的。
“甲午戰争”便是一極重要的階段——它标志着一個階段的結束，和另一階段的開始。
——用一種最新的具體語言來表達，那便是由“四化”進入“五化”。
沒有“五化”，則“四化”往往是徒勞（着重“往往”二字）。
這便是“甲午戰争”打敗仗最基本的原因。
至于多開兩炮，少打兩炮，朋友，那是小事也；不足挂齒也。
1.4 原始四化，先炮後船 “四化”這個東西，在清末原叫做“辦夷務”、“辦洋務”；叫做“師夷之長技”；叫做“中學為體、西學為用”。
民國學人把它加一頂洋帽子，叫“自強運動”、叫“科技現代化”、叫“國防現代化”。
科技現代化最早搞起的，是林則徐所發動的船炮政策。
但是林則徐這位科甲出身的士大夫，和他的上司道光皇帝，和上司的兒子鹹豐皇帝，以及許多“中興名臣”，都屬于“望洋興歎族”（且用一個新式台灣語詞）。
他們隻搞“炮”，不搞“船”。
在他們看來，在那波濤險惡的大洋之上，去與蠻夷搏鬥，做個“龍王三太子”，是不可想象的。
在中國曆史上，上至秦始皇，下至戚繼光，都未嘗動下海的念頭，何況他們。
所以早期的船炮政策，在道鹹兩朝，隻搞炮，不搞船。
在鴉片戰争期中，林則徐曾向美商買了一條一千零八十噸的大洋船“劍橋号”（Cambridge），并裝了三十四尊英制大炮。
但是林欽差并不要把這條大洋船開到海上與英船對轟。
相反的，他把這洋輪橫停于珠江口内，作為障礙物，兼作炮台之用。
結果被英國水兵爬上去，連船帶炮給開走了。
後來長毛打到上海附近（一八五四），要與小刀會合流。
那位行商出身的上海道吳健彰，頗通洋務。
他知道洋船是無敵的。
所以他向洋商買了
吳府為至戚；丁府則沾親帶故也。
然小書卒未殺青，殘稿便被中共“土改”了。
我當時沒有急于完工，也是覺得海軍原是個洋東西。
未能充分掌握洋史料，寫起來終嫌美中不足也。
小子既然年富力強，又有志喝洋水，則來日方長嘛。
後來想不到三湊六合，又跑到美國大學裡教授起中國近代史來。
适鄉友包遵彭兄自台灣間關來訪。
包兄時在海軍總部任職，曾閱讀我在海軍月刊上之舊作，有意約我重作馮婦，合着海軍史。
然斯時我正忙于他事，期以異日，初未料竟成永訣也。
再者筆者當時正在教授近代史，牽涉殊廣，海軍亦隻是一部分而已。
就以第一任海關總稅務司，那個毛頭小子英人李泰國（HoratioNelsonLay）來說吧！在同治初年（一八六三），清廷委托他購船八條，試辦海軍之時，這小子時年不過三十，居然想當大清帝國的海軍大元帥（Admiralissimo）。
這個大元帥他當然沒當得成，而清廷又找不出自己的大元帥。
曾國藩想把這八條炮船編入他的“水師”；滿人又怕國藩坐大而不允。
國藩的老弟國荃，那時正圍攻長毛于南京，也不願這洋船來分他攻取南京的首功。
八條大洋輪終于變成了喪家之犬，最後還得由李泰國把它們退回原主，拍賣了事。
——這種買來賣去的折耗和傭金，都是大得不得了也。
李泰國小子發了大财不用說了。
好歹錢是公家出的（李泰國經管的關稅），大清朝中諸大臣對大清帝國的損失，不痛不癢也。
後來赫德（RobertHatrt）繼李泰國為總稅務司，固亦有充任大元帥之雄心也。
其後終以文人不勝此職，乃改介英國海軍軍官琅威理（WilliamsM.Lang）。
琅氏在李鴻章正式編練北洋海軍時，自認出任副提督，官職實系“總查”（總教官），然漢文語意不清，英譯固為海軍上将（admiral）也。
琅氏出身英國皇家海軍，帶職出任中國海軍官職。
英國海軍原為三頭馬車制，因此琅氏也要在中國海軍中實行兩頭馬車制。
終于鬧出所謂“升旗事件”。
琅氏不甘“受辱”，乃一怒而去。
中英關系，為之擱淺。
下節再續論之。
無獨有偶。
誰知五十年後，“酸醋約瑟”史迪威（JosephStilwell）在重慶也不甘心作“花生米”（“花生米”為蔣委員長在二次大戰期間，國際密電碼中之代号）的“參謀長”（總查？），硬要出任“中國陸空軍總司令”，最後為“花生米”所撤職。
史氏一怒而去，也為其後雅爾塔會議伏下艱難之一筆，贻患至今未了。
這些曆史上的小故事，你說它大，也不太大。
你說它小，可也不太小。
有關它們的中西史料，是汗牛充棟呢！因此研究這種曆史，史料就不是問題了，史料多的是嘛！那麼問題所在，便是如何去“解釋”這些史料了。
根據這些初無異說的曆史事實，要用簡明而抽象的語言，把它們“解釋”得言之成理。
這在社會科學領域便叫做“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
筆者自五〇年代中期在紐約各大學兼授中國近代史以來，講稿十易，非全為新史料之出爐也。
實在是想“自圓其說”。
講一點自己可以相信的學理，然後再去課導各族學生，讓他們也相信“師說”罷了。
“甲午戰争”過去已一百年了。
原始史料大緻也已發掘殆盡。
根據這些史料，來把這次戰争，作一綜合的解釋，這就是筆者膽大妄為，在本篇拙文裡所緻力的了。
1.3 “甲午戰争”的階段性 與洋學理接觸既久，每好替土學理打點翻案官司。
這大概也是“五四後”（PostMay4th）中國文化界應有的現象吧！自五四（甚或更早）以來所謂“傳統主義”（Traditionalism）被洋人和新派學人罵慘了。
子曰：“再思可矣！”我們在罵人之後，來他個“再思”（secondthought），便時常發現“罵過了頭”，甚或“罵錯了”；乃至“你自己才該罵呢”！ 例如洋人和他們的中國徒弟們，總歡喜說：“倒黴的中國，三千年沒進步。
”我這個世界通史教師倒發現将中國比異族，一二千年來，我們的政治社會制度卻最為穩定呢！連個倒黴的小腳，也一裹一千年不放；慢說是“三綱五常”、“四維八德”和“三公九卿”了。
小腳是混帳了，而三綱五常、四維八德、三公九卿就一無是處哉？！去其渣滓，汰出有用金屬，就不能替所謂“西方現代文明”拾遺補缺哉？！ 筆者正撰拙文半截，忽然老友杜維明教授敲門辱訪。
我初以為維明兄有私事相詢。
孰知他竟為談學問而來，真使我受寵若驚。
杜教授近承哈佛大學校方之委任，正組織漢學儒教在該校必修科中之普及工作，列為大學本科生必修課程之一部分。
受業者恒至千人以上，實美國高等教育史上前所未有之盛事也。
維明說：“近百餘年來，我們都在向西方學習。
現在他們的好東西我們都學會了。
他們也該學學我們的好東西了！” 杜子之言，深得我心。
杜教授為今日華裔最突出的“五四後”的學者和思想家。
非一般保守的所謂“國學大師”所可同日而語。
——這也是“現代化”和“超西化”（Post-Western），與“僵化”和“基本主義者”（Fundamentalists）之别也。
長話短說。
我們有個兩千年不變的文化定型。
但是這個“定型”在鴉片戰後，維持不下去了。
它要“轉型”。
轉型從“變”開始。
它從“千年不變”，忽然地弄得“十年一變”。
連變二十變。
窮則變、變則通。
變它兩百年，變出一個新的“定型”來。
然後它又可以千年不變了。
或問：這新的定型是什麼個模式呢？曰：吾不能确知也。
它将是全民族的智慧、經驗和血淚，通過兩百年的“曆史三峽”，慢慢熬出來的。
等它熬出來之後，足下自會恍然大悟也。
——如今我們這個曆史三峽已快到盡頭。
諸位稍安勿躁。
另一“定型”已隐然在望矣。
所以一部中國近現代史，便是一部中國文明轉型史，而這個轉型運動是有其顯明地“階段性”的。
“甲午戰争”便是一極重要的階段——它标志着一個階段的結束，和另一階段的開始。
——用一種最新的具體語言來表達，那便是由“四化”進入“五化”。
沒有“五化”，則“四化”往往是徒勞（着重“往往”二字）。
這便是“甲午戰争”打敗仗最基本的原因。
至于多開兩炮，少打兩炮，朋友，那是小事也；不足挂齒也。
1.4 原始四化，先炮後船 “四化”這個東西，在清末原叫做“辦夷務”、“辦洋務”；叫做“師夷之長技”；叫做“中學為體、西學為用”。
民國學人把它加一頂洋帽子，叫“自強運動”、叫“科技現代化”、叫“國防現代化”。
科技現代化最早搞起的，是林則徐所發動的船炮政策。
但是林則徐這位科甲出身的士大夫，和他的上司道光皇帝，和上司的兒子鹹豐皇帝，以及許多“中興名臣”，都屬于“望洋興歎族”（且用一個新式台灣語詞）。
他們隻搞“炮”，不搞“船”。
在他們看來，在那波濤險惡的大洋之上，去與蠻夷搏鬥，做個“龍王三太子”，是不可想象的。
在中國曆史上，上至秦始皇，下至戚繼光，都未嘗動下海的念頭，何況他們。
所以早期的船炮政策，在道鹹兩朝，隻搞炮，不搞船。
在鴉片戰争期中，林則徐曾向美商買了一條一千零八十噸的大洋船“劍橋号”（Cambridge），并裝了三十四尊英制大炮。
但是林欽差并不要把這條大洋船開到海上與英船對轟。
相反的，他把這洋輪橫停于珠江口内，作為障礙物，兼作炮台之用。
結果被英國水兵爬上去，連船帶炮給開走了。
後來長毛打到上海附近（一八五四），要與小刀會合流。
那位行商出身的上海道吳健彰，頗通洋務。
他知道洋船是無敵的。
所以他向洋商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