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和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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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小學的大師，倘談文獻，講《說文》，當然娓娓可聽，但一到攻擊現在的白話，便牛頭不對馬嘴，即其一例。
還有江亢虎〔5〕博士，是先前以講社會主義出名的名人，他的社會主義到底怎麼樣呢，我不知道。
隻是今年忘其所以，談到小學，說“‘德’之古字為‘’，從‘’從‘心’，‘’即直覺之意”，卻真不知道悖到那裡去了，他竟連那上半并不是曲直的直字這一點都不明白〔6〕。
這種解釋，卻須聽太炎先生了。
不過在社會上，大概總以為名人的話就是名言，既是名人，也就無所不通，無所不曉。
所以譯一本歐洲史，就請英國話說得漂亮的名人校閱，編一本經濟學，又乞古文做得好的名人題簽；學界的名人紹介醫生，說他“術擅岐黃”〔7〕，商界的名人稱贊畫家，說他“精研六法”〔8〕。
……這也是一種現在的通病。
德國的細胞病理學家維爾曉（Ｖｉｒｃｈｏｗ）〔9〕，是醫學界的泰鬥，舉國皆知的名人，在醫學史上的位置，是極為重要的，然而他不相信進化論，他那被教徒所利用的幾回講演，據赫克爾（Ｈａｅｃｋｅｌ）〔10〕說，很給了大衆不少壞影響。
因為他學問很深，名甚大，于是自視甚高，以為他所不解的，此後也無人能解，又不深研進化論，便一口歸功于上帝了。
現在中國屢經紹介的法國昆蟲學大家法布耳（Ｆａｂｒｅ）〔11〕，也頗有這傾向。
他的著作還有兩種缺點：一是嗤笑解剖學家，二是用人類道德于昆蟲界。
但倘無解剖，就不能有他那樣精到的觀察，因為觀察的基礎，也還是解剖學；農學者根據對于人類的利害，分昆蟲為益蟲和害蟲，是有理可說的，但憑了當時的人類的道德和法律，定昆蟲為善蟲或壞蟲，卻是多餘了。
有些嚴正的科學者，對于法布耳的有微詞，實也并非無故。
但倘若對這兩點先加警戒，那麼，他的大著作《昆蟲記》十卷，讀起來也還是一部很有趣，也很有益的書。
不過名人的流毒，在中國卻較為利害，這還是科舉的餘波。
那時候，儒生在私塾裡揣摩高頭講章，和天下國家何涉，但一登第，真是“一舉成名天下知”，他可以修史，可以衡文，可以臨民，可以治河；到清朝之末，更可以辦學校，開煤礦，·練·新·軍，·造·戰·艦
還有江亢虎〔5〕博士，是先前以講社會主義出名的名人，他的社會主義到底怎麼樣呢，我不知道。
隻是今年忘其所以，談到小學，說“‘德’之古字為‘’，從‘’從‘心’，‘’即直覺之意”，卻真不知道悖到那裡去了，他竟連那上半并不是曲直的直字這一點都不明白〔6〕。
這種解釋，卻須聽太炎先生了。
不過在社會上，大概總以為名人的話就是名言，既是名人，也就無所不通，無所不曉。
所以譯一本歐洲史，就請英國話說得漂亮的名人校閱，編一本經濟學，又乞古文做得好的名人題簽；學界的名人紹介醫生，說他“術擅岐黃”〔7〕，商界的名人稱贊畫家，說他“精研六法”〔8〕。
……這也是一種現在的通病。
德國的細胞病理學家維爾曉（Ｖｉｒｃｈｏｗ）〔9〕，是醫學界的泰鬥，舉國皆知的名人，在醫學史上的位置，是極為重要的，然而他不相信進化論，他那被教徒所利用的幾回講演，據赫克爾（Ｈａｅｃｋｅｌ）〔10〕說，很給了大衆不少壞影響。
因為他學問很深，名甚大，于是自視甚高，以為他所不解的，此後也無人能解，又不深研進化論，便一口歸功于上帝了。
現在中國屢經紹介的法國昆蟲學大家法布耳（Ｆａｂｒｅ）〔11〕，也頗有這傾向。
他的著作還有兩種缺點：一是嗤笑解剖學家，二是用人類道德于昆蟲界。
但倘無解剖，就不能有他那樣精到的觀察，因為觀察的基礎，也還是解剖學；農學者根據對于人類的利害，分昆蟲為益蟲和害蟲，是有理可說的，但憑了當時的人類的道德和法律，定昆蟲為善蟲或壞蟲，卻是多餘了。
有些嚴正的科學者，對于法布耳的有微詞，實也并非無故。
但倘若對這兩點先加警戒，那麼，他的大著作《昆蟲記》十卷，讀起來也還是一部很有趣，也很有益的書。
不過名人的流毒，在中國卻較為利害，這還是科舉的餘波。
那時候，儒生在私塾裡揣摩高頭講章，和天下國家何涉，但一登第，真是“一舉成名天下知”，他可以修史，可以衡文，可以臨民，可以治河；到清朝之末，更可以辦學校，開煤礦，·練·新·軍，·造·戰·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