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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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間有出軌之作，那是為了偶受着文酒之風的吹拂，終于也回複了她的故道了。
這是好的，——使我們看見和馮沅君，黎錦明，川島〔68〕，汪靜之〔69〕所描寫的絕不相同的人物，也就是世态的一角，高門巨族的精魂。
四 一九二五年十月間，北京突然有莽原社〔70〕出現，這其實不過是不滿于《京報副刊》編輯者的一群，另設《莽原》周刊，卻仍附《京報》發行，聊以快意的團體。
奔走最力者為高長虹〔71〕，中堅的小說作者也還是黃鵬基，尚钺，向培良三個；而魯迅是被推為編輯的。
但聲援的很不少，在小說方面，有文炳，沅君，霁野，靜農，小酩，青雨等。
到十一月，《京報》要停止副刊以外的小幅了，便改為半月刊，由未名社出版，其時所紹介的新作品，是描寫着鄉下的沉滞的氛圍氣的魏金枝〔72〕之作：《留下鎮上的黃昏》。
但不久這莽原社内部沖突了，長虹一流，便在上海設立了狂飙社。
所謂“狂飙運動”，那草案其實是早藏在長虹的衣袋裡面的，常要乘機而出，先就印過幾期周刊；那《宣言》，又曾在一九二五年三月間的《京報副刊》上發表，但尚未以“超人”自命，還帶着并不自滿的聲音——“黑沉沉的暗夜，一切都熟睡了，死一般的，沒有一點聲音，一件動作，阒寂無聊的長夜呵！ “這樣的，幾百年幾百年的時期過去了，而晨光沒有來，黑夜沒有止息。
“死一般的，一切的人們，都沉沉的睡着了。
“于是有幾個人，從黑暗中醒來，便互相呼喚着：“——時候到了，期待已經夠了。
“——是呵，我們要起來了。
我們呼喚着，使一切不安于期待的人們也起來罷。
“——若是晨光終于不來，那麼，也起來罷。
我們将點起燈來，照耀我們幽暗的前途。
“——軟弱是不行的，睡着希望是不行的。
我們要作強者，打倒障礙或者被障礙壓倒。
我們并不懼怯，也不躲避。
“這樣呼喚着，雖然是微弱的罷，聽呵，從東方，從西方，從南方，從北方，隐隐的來了強大的應聲，比我們更要強大的應聲。
“一滴水泉可以作江河之始流，一片樹葉之飄動可以兆暴風之将來，微小的起源可以生出偉大的結果。
因為這個緣故，我們的周刊便叫作《狂飙》。
” 不過後來卻日見其自以為“超越”了。
然而拟尼采樣的彼此都不能解的格言式的文章，終于使周刊難以存在，可記的也仍然隻是小說方面的黃鵬基，尚钺——其實是向培良一個作者而已。
黃鵬基〔73〕将他的短篇小說印成一本，稱為《荊棘》，而第二次和讀者相見的時候，已經改名“朋其”了。
他是首先明白曉暢的主張文學不必如奶油，應該如刺，文學家不得頹喪，應該剛健的人；他在《刺的文學》（《莽原》周刊二十八期）裡，說明了“文學絕不是無聊的東西”，“文學家并不一定就是得天獨厚的特等民族”，“也不是成天哭泣的鲛人”。
他說—— “我以為中國現代的作品，應該是像一叢荊棘。
因為在一片沙漠裡，憧憬的花都會慢慢地消滅的，社會生出荊棘來，他的葉是有刺的，他的莖是有刺的，以至于他的根也是有刺的。
——請不要拿植物生理來反駁我——一篇作品的思想，的結構，的練句，的用字，都應該把我們常感覺到的刺的意味兒表現出來。
真的文學家……應該先站起來，使我們不得不站起來。
他應該充實自己的力，讓人們怎樣充實他自己的力，知道他自己的力，表現他自己的力。
一篇作品的成功至少要使讀者一直讀下去，無暇辨文字的美惡，——惡劣的感覺，固然不好，就是美妙的感覺，也算失敗。
——而要想因循，苟且而不得。
怎樣抓着他的病的深處，就很利害地刺他一下。
一般整饬的結構，平凡的字句，會使他跑到旁處去的，我們應該反對。
“‘沙漠裡遍生了荊棘，中國人就會過人的生活了！’這是我相信的。
” 朋其的作品的确和他的主張并不怎麼背馳，他用流利而诙諧的言語，暴露，描畫，諷刺着各式人物，尤其是智識者層。
他或者裝着傻子，說出青年的思想來，或者化為渝腿，跑進闊佬們的家裡去〔74〕。
但也許因為力求生動，流利的緣故罷，抉剔就不能深，而且結末的特地裝置的滑稽，也往往毀損掉全篇的力量。
諷刺文學是能死于自身的故意的戲笑的。
不久他又“自招”（《荊棘》卷首）道：“寫出‘刺的文學’四字，也不過因了每天對于霸王鞭的欣賞，和自己的‘生也不辰’，未能十分領略花的意味兒，”那可大有徘徊之狀了。
此後也沒有再看見他“刺的文學”。
尚钺〔75〕的創作，也是意在譏刺，而且暴露，搏擊的，小說集《斧背》之名，便是自提的綱要。
他創作的态度，比朋其嚴肅，取材也較為廣泛，時時描寫着風氣未開之處——河南信陽——的人民。
可惜的是為才能所限，那斧背就太輕小了，使他為公和為私的打擊的效力，大抵失在由于器械不良，手段生澀的不中裡。
向培良〔76〕當發表他第一本小說集《飄渺的夢》時，一開首就說—— “時間走過去的時候，我的心靈聽見輕微的足音，我把這個很拙笨地移到紙上去了，這就是我這本小冊子的來源罷！” 的确，作者向我們叙述着他的心靈所聽到的時間的足音，有些是借了兒童時代的天真的愛和憎，有些是借着羁旅時候的寂寞的聞和見，然而他并不“拙笨”，卻也不矯揉造作，隻如熟人相對，娓娓而談，使我們在不甚操心的傾聽中，感到一種生活的色相。
但是，作者的内心是熱烈的，倘不熱烈，也就不能這麼平靜的娓娓而談了，所以他雖然間或休息于過去的“已經失去的童心”中，卻終于愛了現在的“在強有力的憎惡後面，發現更強有力的愛”的“虛無的反抗者”，向我們紹介了強有力的《我離開十字街頭》〔77〕。
下面這一段就是那不知名的反抗者所自述的憎惡——“為什麼我要跑出北京？這個我也說不出很多的道理。
總而言之：我已經讨厭了這古老的虛僞的大城。
在這裡面遊離了四年之後，我已經刻骨地讨厭了這古老的虛僞的大城。
在這裡面，我隻看見請安，打拱，要皇帝，恭維執政——卑怯的奴才！卑劣，怯懦，狡猾，以及敏捷的逃躲，這都是奴才們的絕技！厭惡的深感在我口中，好似生的腥魚在我口中一般；我需要嘔吐，于是提着我的棍走了。
” 在這裡聽到了尼采聲，正是狂飙社的進軍的鼓角。
尼采教人們準備着“超人”的出現，倘不出現，那準備便是空虛。
但尼采卻自有其下場之法的：發狂和死。
否則，就不免安于空虛，或者反抗這空虛，即使在孤獨中毫無“末人”〔78〕的希求溫暖之心，也不過蔑視一切權威，收縮而為虛無主義者（Ｎｉｈｉ－ｌｉｓｔ）。
巴劄羅夫（Ｂａｚａｒｏｖ）是相信科學的；他為醫術而死，一到所蔑視的并非科學的權威而是科學本身，那就成為沙甯（Ｓａｎｉｎ）〔79〕之徒，隻好以一無所信為名，無所不為為實了。
但狂飙社卻似乎僅止于“虛無的反抗”，不久就散了隊，現在所遺留的，就隻有向培良的這響亮的戰叫，說明着半綏惠略夫（Ｓｈｅｖｅｒｉｏｖ）〔80〕式的憎惡”的前途。
未名社〔81〕卻相反，主持者韋素園〔82〕，是甯願作為無名的泥土，來栽植奇花和喬木的人，事業的中心，也多在外國文學的譯述。
待到接辦《莽原》後，在小說方面，魏金枝之外，又有李霁野〔83〕，以銳敏的感覺創作，有時深而細，真如數着每一片葉的葉脈，但因此就往往不能廣，這也是孤寂的發掘者所難以兩全的。
台靜農〔84〕是先不想到寫小說，後不願意寫小說的人，但為了韋素園的獎勸，為了《莽原》的索稿，他挨到一九二六年，也隻得動手了。
《地之子》的後記裡自己說—— “那時我開始寫了兩三篇，預備第二年用。
素園看了，他很滿意我從民間取材；他遂勸我專在這一方面努力，并且舉了許多作家的例子。
其實在我倒不大樂于走這一條路。
人間的酸辛和凄楚，我耳邊所聽到的，目中所看見的，已經是不堪了；現在又将它用我的心血細細地寫出，能說這不是不幸的事麼？同時我又沒有生花的筆，能夠獻給我同時代的少男少女以偉大的歡欣。
” 此後還有《建塔者》。
要在他的作品裡吸取“偉大的歡欣”，誠然是不容易的，但他卻貢獻了文藝；而且在争寫着戀愛的悲歡，都會的明暗的那時候，能将鄉間的死生，泥土的氣息，移在紙上的，也沒有更多，更勤于這作者的了。
五 臨末，是關于選輯的幾句話——一，文學團體不是豆莢，包含在裡面的，始終都是豆。
大約集成時本已各個不同，後來更各有種種的變化。
在這裡，一九二六年後之作即不錄，此後的作者的作風和思想等，也不論。
二，有些作者，是有自編的集子的，曾在期刊上發表過的初期的文章，集子裡有時卻不見，恐怕是自己不滿，删去了。
但我間或仍收在這裡面，因為我以為就是聖賢豪傑，也不必自慚他的童年；自慚，倒是一個錯誤。
三，自編的集子裡的有些文章，和先前在期刊上發表的，字句往往有些不同，這當然是作者自己添削的。
但這裡卻有時采了初稿，因為我覺得加了修飾之後，也未必一定比質樸的初稿好。
以上兩點，是要請作者原諒的。
四，十年中所出的各種期刊，真不知有多少，小說集當然也不少，但見聞有限，自不免有遺珠之憾。
至于明明見了集子，卻取舍失當，那就即使并非偏心，也一定是缺少眼力，不想來勉強辯解了。
一九三五年三月二日寫訖。
〔1〕本篇最初印入《〈中國新
這是好的，——使我們看見和馮沅君，黎錦明，川島〔68〕，汪靜之〔69〕所描寫的絕不相同的人物，也就是世态的一角，高門巨族的精魂。
四 一九二五年十月間，北京突然有莽原社〔70〕出現，這其實不過是不滿于《京報副刊》編輯者的一群，另設《莽原》周刊，卻仍附《京報》發行，聊以快意的團體。
奔走最力者為高長虹〔71〕，中堅的小說作者也還是黃鵬基，尚钺，向培良三個；而魯迅是被推為編輯的。
但聲援的很不少，在小說方面，有文炳，沅君，霁野，靜農，小酩，青雨等。
到十一月，《京報》要停止副刊以外的小幅了，便改為半月刊，由未名社出版，其時所紹介的新作品，是描寫着鄉下的沉滞的氛圍氣的魏金枝〔72〕之作：《留下鎮上的黃昏》。
但不久這莽原社内部沖突了，長虹一流，便在上海設立了狂飙社。
所謂“狂飙運動”，那草案其實是早藏在長虹的衣袋裡面的，常要乘機而出，先就印過幾期周刊；那《宣言》，又曾在一九二五年三月間的《京報副刊》上發表，但尚未以“超人”自命，還帶着并不自滿的聲音——“黑沉沉的暗夜，一切都熟睡了，死一般的，沒有一點聲音，一件動作，阒寂無聊的長夜呵！ “這樣的，幾百年幾百年的時期過去了，而晨光沒有來，黑夜沒有止息。
“死一般的，一切的人們，都沉沉的睡着了。
“于是有幾個人，從黑暗中醒來，便互相呼喚着：“——時候到了，期待已經夠了。
“——是呵，我們要起來了。
我們呼喚着，使一切不安于期待的人們也起來罷。
“——若是晨光終于不來，那麼，也起來罷。
我們将點起燈來，照耀我們幽暗的前途。
“——軟弱是不行的，睡着希望是不行的。
我們要作強者，打倒障礙或者被障礙壓倒。
我們并不懼怯，也不躲避。
“這樣呼喚着，雖然是微弱的罷，聽呵，從東方，從西方，從南方，從北方，隐隐的來了強大的應聲，比我們更要強大的應聲。
“一滴水泉可以作江河之始流，一片樹葉之飄動可以兆暴風之将來，微小的起源可以生出偉大的結果。
因為這個緣故，我們的周刊便叫作《狂飙》。
” 不過後來卻日見其自以為“超越”了。
然而拟尼采樣的彼此都不能解的格言式的文章，終于使周刊難以存在，可記的也仍然隻是小說方面的黃鵬基，尚钺——其實是向培良一個作者而已。
黃鵬基〔73〕将他的短篇小說印成一本，稱為《荊棘》，而第二次和讀者相見的時候，已經改名“朋其”了。
他是首先明白曉暢的主張文學不必如奶油，應該如刺，文學家不得頹喪，應該剛健的人；他在《刺的文學》（《莽原》周刊二十八期）裡，說明了“文學絕不是無聊的東西”，“文學家并不一定就是得天獨厚的特等民族”，“也不是成天哭泣的鲛人”。
他說—— “我以為中國現代的作品，應該是像一叢荊棘。
因為在一片沙漠裡，憧憬的花都會慢慢地消滅的，社會生出荊棘來，他的葉是有刺的，他的莖是有刺的，以至于他的根也是有刺的。
——請不要拿植物生理來反駁我——一篇作品的思想，的結構，的練句，的用字，都應該把我們常感覺到的刺的意味兒表現出來。
真的文學家……應該先站起來，使我們不得不站起來。
他應該充實自己的力，讓人們怎樣充實他自己的力，知道他自己的力，表現他自己的力。
一篇作品的成功至少要使讀者一直讀下去，無暇辨文字的美惡，——惡劣的感覺，固然不好，就是美妙的感覺，也算失敗。
——而要想因循，苟且而不得。
怎樣抓着他的病的深處，就很利害地刺他一下。
一般整饬的結構，平凡的字句，會使他跑到旁處去的，我們應該反對。
“‘沙漠裡遍生了荊棘，中國人就會過人的生活了！’這是我相信的。
” 朋其的作品的确和他的主張并不怎麼背馳，他用流利而诙諧的言語，暴露，描畫，諷刺着各式人物，尤其是智識者層。
他或者裝着傻子，說出青年的思想來，或者化為渝腿，跑進闊佬們的家裡去〔74〕。
但也許因為力求生動，流利的緣故罷，抉剔就不能深，而且結末的特地裝置的滑稽，也往往毀損掉全篇的力量。
諷刺文學是能死于自身的故意的戲笑的。
不久他又“自招”（《荊棘》卷首）道：“寫出‘刺的文學’四字，也不過因了每天對于霸王鞭的欣賞，和自己的‘生也不辰’，未能十分領略花的意味兒，”那可大有徘徊之狀了。
此後也沒有再看見他“刺的文學”。
尚钺〔75〕的創作，也是意在譏刺，而且暴露，搏擊的，小說集《斧背》之名，便是自提的綱要。
他創作的态度，比朋其嚴肅，取材也較為廣泛，時時描寫着風氣未開之處——河南信陽——的人民。
可惜的是為才能所限，那斧背就太輕小了，使他為公和為私的打擊的效力，大抵失在由于器械不良，手段生澀的不中裡。
向培良〔76〕當發表他第一本小說集《飄渺的夢》時，一開首就說—— “時間走過去的時候，我的心靈聽見輕微的足音，我把這個很拙笨地移到紙上去了，這就是我這本小冊子的來源罷！” 的确，作者向我們叙述着他的心靈所聽到的時間的足音，有些是借了兒童時代的天真的愛和憎，有些是借着羁旅時候的寂寞的聞和見，然而他并不“拙笨”，卻也不矯揉造作，隻如熟人相對，娓娓而談，使我們在不甚操心的傾聽中，感到一種生活的色相。
但是，作者的内心是熱烈的，倘不熱烈，也就不能這麼平靜的娓娓而談了，所以他雖然間或休息于過去的“已經失去的童心”中，卻終于愛了現在的“在強有力的憎惡後面，發現更強有力的愛”的“虛無的反抗者”，向我們紹介了強有力的《我離開十字街頭》〔77〕。
下面這一段就是那不知名的反抗者所自述的憎惡——“為什麼我要跑出北京？這個我也說不出很多的道理。
總而言之：我已經讨厭了這古老的虛僞的大城。
在這裡面遊離了四年之後，我已經刻骨地讨厭了這古老的虛僞的大城。
在這裡面，我隻看見請安，打拱，要皇帝，恭維執政——卑怯的奴才！卑劣，怯懦，狡猾，以及敏捷的逃躲，這都是奴才們的絕技！厭惡的深感在我口中，好似生的腥魚在我口中一般；我需要嘔吐，于是提着我的棍走了。
” 在這裡聽到了尼采聲，正是狂飙社的進軍的鼓角。
尼采教人們準備着“超人”的出現，倘不出現，那準備便是空虛。
但尼采卻自有其下場之法的：發狂和死。
否則，就不免安于空虛，或者反抗這空虛，即使在孤獨中毫無“末人”〔78〕的希求溫暖之心，也不過蔑視一切權威，收縮而為虛無主義者（Ｎｉｈｉ－ｌｉｓｔ）。
巴劄羅夫（Ｂａｚａｒｏｖ）是相信科學的；他為醫術而死，一到所蔑視的并非科學的權威而是科學本身，那就成為沙甯（Ｓａｎｉｎ）〔79〕之徒，隻好以一無所信為名，無所不為為實了。
但狂飙社卻似乎僅止于“虛無的反抗”，不久就散了隊，現在所遺留的，就隻有向培良的這響亮的戰叫，說明着半綏惠略夫（Ｓｈｅｖｅｒｉｏｖ）〔80〕式的憎惡”的前途。
未名社〔81〕卻相反，主持者韋素園〔82〕，是甯願作為無名的泥土，來栽植奇花和喬木的人，事業的中心，也多在外國文學的譯述。
待到接辦《莽原》後，在小說方面，魏金枝之外，又有李霁野〔83〕，以銳敏的感覺創作，有時深而細，真如數着每一片葉的葉脈，但因此就往往不能廣，這也是孤寂的發掘者所難以兩全的。
台靜農〔84〕是先不想到寫小說，後不願意寫小說的人，但為了韋素園的獎勸，為了《莽原》的索稿，他挨到一九二六年，也隻得動手了。
《地之子》的後記裡自己說—— “那時我開始寫了兩三篇，預備第二年用。
素園看了，他很滿意我從民間取材；他遂勸我專在這一方面努力，并且舉了許多作家的例子。
其實在我倒不大樂于走這一條路。
人間的酸辛和凄楚，我耳邊所聽到的，目中所看見的，已經是不堪了；現在又将它用我的心血細細地寫出，能說這不是不幸的事麼？同時我又沒有生花的筆，能夠獻給我同時代的少男少女以偉大的歡欣。
” 此後還有《建塔者》。
要在他的作品裡吸取“偉大的歡欣”，誠然是不容易的，但他卻貢獻了文藝；而且在争寫着戀愛的悲歡，都會的明暗的那時候，能将鄉間的死生，泥土的氣息，移在紙上的，也沒有更多，更勤于這作者的了。
五 臨末，是關于選輯的幾句話——一，文學團體不是豆莢，包含在裡面的，始終都是豆。
大約集成時本已各個不同，後來更各有種種的變化。
在這裡，一九二六年後之作即不錄，此後的作者的作風和思想等，也不論。
二，有些作者，是有自編的集子的，曾在期刊上發表過的初期的文章，集子裡有時卻不見，恐怕是自己不滿，删去了。
但我間或仍收在這裡面，因為我以為就是聖賢豪傑，也不必自慚他的童年；自慚，倒是一個錯誤。
三，自編的集子裡的有些文章，和先前在期刊上發表的，字句往往有些不同，這當然是作者自己添削的。
但這裡卻有時采了初稿，因為我覺得加了修飾之後，也未必一定比質樸的初稿好。
以上兩點，是要請作者原諒的。
四，十年中所出的各種期刊，真不知有多少，小說集當然也不少，但見聞有限，自不免有遺珠之憾。
至于明明見了集子，卻取舍失當，那就即使并非偏心，也一定是缺少眼力，不想來勉強辯解了。
一九三五年三月二日寫訖。
〔1〕本篇最初印入《〈中國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