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慘與可笑〔1〕

三月十八日的慘殺事件，在事後看來，分明是政府布成的羅網，純潔的青年們竟不幸而陷下去了，死傷至于三百多人〔2〕。

    這羅網之所以布成，其關鍵就全在于“流言”的奏了功效。

     這是中國的老例，讀書人的心裡大抵含着殺機，對于異己者總給他安排下一點可死之道。

    就我所眼見的而論，凡陰謀家攻擊别一派，光緒年間用“康黨”〔3〕，宣統年間用“革黨”〔4〕，民二以後用“亂黨”〔5〕，現在自然要用“共産黨”了。

     其實，去年有些“正人君子”們稱别人為“學棍”“學匪”的時候，就有殺機存在，因為這類诨号，和“臭紳士”“文士”之類不同，在“棍”“匪”字裡，就藏着可死之道的。

    但這也許是“刀筆吏”式的深文周納〔6〕。

     去年，為“整頓學風”計，大傳播學風怎樣不良的流言，學匪怎樣可惡的流言，居然很奏了效。

    今年，為“整頓學風”〔7〕計，又大傳播共産黨怎樣活動，怎樣可惡的流言，又居然很奏了效。

    于是便将請願者作共産黨論，三百多人死傷了，如果有一個所謂共産黨的首領死在裡面，就更足以證明這請願就是“暴動”。

     可惜竟沒有。

    這該不是共産黨了罷。

    據說也還是的，但他們全都逃跑了，所以更可惡。

    而這請願也還是暴動，做證據的有一根木棍，兩支手槍，三瓶煤油。

    姑勿論這些是否群衆所攜去的東西；即使真是，而死傷三百多人所攜的武器竟不過這一點，這是怎樣可憐的暴動呵！ 但次日，徐謙，李大钊，李煜瀛，易培基，顧兆熊的通緝令〔8〕發表了。

    因為他們“嘯聚群衆”，像去年女子師範大學生的“嘯聚男生”（章士钊解散女子師範大學呈文語）一樣，“嘯聚”了帶着一根木棍，兩支手槍，三瓶煤油的群衆。

    以這樣的群衆來颠覆政府，當然要死傷三百多人；而徐謙們以人命為兒戲到這地步，那當然應該負殺人之罪了；而況自己又不到場，或者全都逃跑了呢？ 以上是政治上的事，我其實不很了然。

    但從别一方面看來，所謂“